香港二樓書店 > 中國乃敵國也：台灣與中國關係新解讀

自序

誰是敵國，誰是友邦？─—從《台灣關係法》四十週年談起

《中國乃敵國也：台灣與中國關係新思維》代序

　　歷史給我們的一個令人難過的教訓就是：如果我們被欺騙得足夠久的話，我們就越傾向於駁回那些關於我們被騙的證據，我們對於找出真相不再感興趣，因為要承認它實在是太痛苦了，即使只是對自己承認。一旦你把力量交給騙子，就幾乎不可能再收回它。卡爾．薩根

　　《台灣關係法》中的「中華民國」與「台灣人民」決定台灣未來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台灣自己，二是美國，三是中國。

　　對美台關係而言，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法律）是《台灣關係法》。從邏輯上來看，先有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才有《台灣關係法》。國民黨的歷史教科書一談到「斷交」，就搬出「漢賊不兩立」的那一套說詞來。有時候，或許出於長期洗腦教育，或許出於人天生的盲點，人們常常看不到近在眼前的真相，對於「中美斷交」和《台灣關係法》就是如此。《台灣關係法》以台灣為名，而不是以中華民國為名，說明了什麼呢？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終止與中華民國政府間的所有正式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卡特是二十世紀以來最無能、最左傾、最親共的總統之一。從二十世紀後半葉至今，美國有三位民主黨總統和一位共和黨總統對美國的基本價值和外交政策造成巨大危害，他們是羅斯福、尼克森、卡特和歐巴馬。羅斯福對內的「新政」極具社會主義特質，對外則縱容史達林在東歐橫行霸道，並簽署雅爾達協定，對失去中國負有一定責任；尼克森對內的「水門事件」危害美國的民主制度和政黨制度，對外則貿然訪華，挽救了文革後期行將崩潰的毛澤東政權；卡特對內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改革基本失敗，對外則將「人權外交」變成「忍耐外交」，且在其任內與中國建交；歐巴馬是美國有史以來唯一一名信奉「反美主義」意識形態的美國總統，對內狂熱推行社會主義政策，對外則百般迎合中國的坑矇拐騙，讓中國坐大成為超過昔日蘇俄的最大威脅。

　　當年，卡特對尼克森倒向中國的決定蕭規曹隨並不讓人意外。卡特跟尼克森一樣對美國及西方盟國在冷戰中獲勝缺乏基本的信心，試圖拉攏中國，並對中國產生望梅止渴式的幻想。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記者和學者孟捷慕（James Mann）在《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秘》一書中指出，卡特本人在全球各地力倡人權政策，但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大致上不加聞問。「美國政府支持蘇聯境內的異議人士，對批評中國政府的人士，卻拒絕給予相等程度的協助。」卡特政府人權政策，出現雙重標準，其道德基礎被腐蝕。

　　與此同時，美國的主流民意並未拋棄台灣人民，並沒有讓台灣人民成為中共刀俎上任其宰割的魚肉。美國國會迅速制定《台灣關係法》規範往後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此法為國會授權美國政府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這裡，美國將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人民作出明確區分。其言下之意是，美國並不反對台灣人民的住民自決權。

　　《台灣關係法》案共十八條，是美國的國內法。美國政府表示，對於台灣問題的立場是基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而《台灣關係法》在法律上優於《八一七公報》等，《台灣關係法》為美國國內法律，《八一七公報》等僅為政策聲明。所以，只要《台灣關係法》在，美國就不會像某些台灣親共政客所猜測的那樣「棄台」。

　　《台灣關係法》第十五條第二款明確界定：「台灣一詞：包括台灣島及澎湖群島，這些島上的居民，依據此等島所實施的法律而成立的公司或其他法人，以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前美國所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與任何繼位統治當局（包括其政治與執政機構）。」

　　由此可知兩個關鍵要點：首先，《台灣關係法》所規範的「台灣」，只包括台灣和澎湖群島，並不包括金門、馬祖等外島。這一分歧早在金門危機最高潮時就存在並激化：蔣介石將金、馬視為其統治區，金、馬是其反攻中國的跳板，並試圖將美國拉入戰團；而美國雖然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幫助蔣介石守住金、馬，卻從未確認金、馬的主權屬於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其次，《台灣關係法》中界定的「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是一個模糊的、暫時性的概念，後面很快補上「任何繼位統治當局（包括其政治與執政機構）」的說法。這裡傳遞的信號清晰而透明：中華民國是暫時的政權，台灣是永恆的；美國與之斷交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灣；中華民國即將死亡，美國未來並不排除跟台灣和台灣人民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四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美國對中外交大轉彎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但不同時代的美國政府對其態度有相當之差異，或將其「活化」，或將其「冰凍」。雷根時代，雖然與中國簽署《上海公報》，但雷根懷有堅定的反共理念，口述了一份簡潔的、只有一頁的備忘錄，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上海公報》並將《台灣關係法》加以具體化：只要中國提升軍事力量，美國會協助台灣對應提升，以保持均勢。這份備忘錄成為美國對台軍售的重要保證。反之，在歐巴馬時代，歐巴馬與國務卿希拉蕊密謀放棄台灣，以換取中國將持有的美國國債一筆勾銷並支持中國在中東等地區的行動。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兩種差異，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麥卡錫（McCarthy）主義」與「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主義」的差異。麥卡錫主義持續的時間相對短暫，基本上是針對蘇俄，而且很快被美國政府放棄並遭到左派媒體的妖魔化。實際上，據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蘇俄在美國確實派駐了數以千計的間諜，很多人爬到美國政府中的高位，如財政部副部長和羅斯福的助手等。麥卡錫揭露的蘇聯間諜，沒有一個是冤枉的。就連反對麥卡錫的左派作家霍夫曼（Hoffman）也在一九九六年的《華盛頓郵報》上承認，麥卡錫時代「並不簡單的是一個心懷惡意的人對清白無辜的人捕捉女巫似的時代，像兩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所學的那樣」。他承認，麥卡錫這位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比任何嘲笑他的人都更接近真相」。

　　反之，季辛吉主義是冷酷而細膩的現實主義，是馬基維利主義和梅特涅主義的變種，沒有任何的道德與價值的持守，不惜跟魔鬼做生意。季辛吉主義的盛行，首先是對美國秩序的正義性缺乏信心，正如季辛吉在回憶錄中說：「隨著蘇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我們的相對地位注定要衰落。我們的軍事和外交地位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沒有比在二十世紀四○年代末遏制政策剛剛開始時更有利了。」其次是出於某種「精緻的利己主義」，為了短期利益不惜犧牲長期利益—季辛吉成為薄熙來倒台之前會面的最後一個外國客人，就是一幅極具象徵性和諷刺性的畫面。

　　然而，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一個美國政客能像季辛吉那樣長久地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這種「沒有季辛吉的季辛吉主義」甚至超越共和黨和民主黨之藩籬而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共識」。在對華政策上的表現就是「因恐共而親中」，它使得華府在鄧小平實施六四屠殺之後仍然對中國採取退縮與示弱的立場。

　　八○年代後期的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回憶說，一九八九年二月，老布希以新總統之姿前往中國訪問。這次訪華行程卻因為異議人士、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被中共出爾反爾地限制出席美國大使館的宴會而蒙上爭端的陰影。老布希把錯誤歸咎到洛德身上，透過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指責洛德和大使館，「讓情況看起來像是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感情」。結果，老布希訪華後兩個月，洛德便卸下大使職務，由李潔明接任。

　　洛德回到美國後，中國就發生了六四鎮壓。斯考克羅夫特以老布希密使的身份，在六四後幾個星期，秘密訪問北京向鄧小平示好；同年十二月又公開訪問北京。洛德在《華盛頓郵報》批評老布希和斯考克羅夫特對中國軟弱、不重視人權，當時他還不知道斯考克羅夫特在半年前就已經密訪北京了。洛德表示，至今他仍舊認為，這是白宮犯下的一個大錯。

　　歐巴馬更是將季辛吉主義推到某種極端程度，釀成冷戰之後美國最大的危機：不得不面對法西斯式地崛起的中國的嚴峻挑戰。如果不是歐巴馬的軟弱無能，就沒有習近平「全球治理」的野心膨脹。

　　當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彭斯副總統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可以稱之為「新冷戰宣言」。此時此刻，美國需要為當年的麥卡錫主義恢復名譽，而捍衛美國立國根基、專門對抗獨裁中國的「新麥卡錫主義」已經小荷才露尖尖角。

　　川普很可能是雷根的繼承人。雷根摧垮了蘇俄，川普則將摧垮中共。二○○六年五月十三日，我與其他兩名來自中國的基督徒在白宮受到小布希總統的接見，討論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議題。我直截了當地向小布希總統提出一個挑戰性的議題：「如果您能促使中國改變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政體，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您就能成為跟雷根一樣的偉大總統。」小布希立即轉移話題說：「我能讓美國的油價下降就不錯了。」小布希沒有改變中國的願景，但川普似乎具有此一願景。

　　解構中國，台灣有責

　　中國與俄羅斯是目前全世界僅存的、嚴重威脅普世價值的兩個「前現代帝國」。蘇聯雖然解體了，但俄羅斯繼承了蘇聯三分二的領土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及資源，普丁以沙皇的模式統治這片世界上最大的疆域，且奉行反西方的外交政策，俄羅斯還需要再次解體及民主化。

　　中國連第一波的解體亦尚未啟動。所謂第一波的解體，就是從清帝國的疆域退回到明帝國的疆域，即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十八行省」。然後，「內地十八行省」再成為「諸夏邦聯」或各自獨立的「諸夏」，前者如同大英國協，後者如同土耳其共和國。

　　大英帝國的形成是三百多年來貿易、移民與武力征服的結果，期間也有和平的商業和外交活動。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協助傳播了英國的宗教、信仰、法律，制度、人文、科學、技術、商業、語言、管理模式。二戰以後，英國時代結束，美國時代啟幕，正如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在《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一書中所說，大英帝國的模式在大西洋彼岸，人們找到了大英帝國傳奇的繼承人：「目前在地球上只有兩個大規模社會組織──美國和大英帝國。大英帝國已不存在，但是美國是聯邦的最佳典範。世界要和平昌盛，就必須結成某種形式的聯邦，聯邦各國即便不都是民主國家，但它們必須接受法治的觀念。從這一觀點來看，美國注定是領導者。」

　　另一方面，大英帝國在戰後的廢墟上創建了鬆散的「大英國協」。一九五九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自治領日」向加拿大發言時指出，加拿大於一八六七年七月一日組成聯邦意味著「大英帝國第一個獨立國家」的誕生。她宣稱：「這也代表著現在被稱為大英國協的獨立國家自由聯合的開始。」如今，大英國協是一個由五十三個主權國家（包括屬地）所組成的國際組織，成員大多為前英國殖民地或者保護國。大英國協模式是未來「去中央集權化」的中國可參考的轉型模式。

　　鄂圖曼帝國轉型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土耳其共和國的模式，也可供中國參考。土耳其共和國的面積為三十萬平方公里，略大於德克薩斯州，約等於法國與英國兩國面積的總和，遠遠比不上當年龐大又異族雜處的鄂圖曼帝國。但是，土耳其共和國不再背負古老帝國的包袱，現在的疆土更易於管轄和防衛。它是政教分離的國家，伊斯蘭教對公眾生活的束縛已告解除；法律不再是《可蘭經》等伊斯蘭教律法，而是根據西歐世俗法典修訂的；教育是世俗化的，雖然學校仍有少量宗教課程。

　　過去，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曾經因為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分歧，與西歐之間出現巨大的鴻溝，進而導致對科學、政治、教育、商業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但自從二十世紀二○年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世俗化改革以來，大大加速了西化過程。土耳其共和國已是一個半西化國家，儘管近年來政治強人艾爾多安（Erdogan）又往伊斯蘭化方向退步，但在伊斯蘭世界裡土耳其仍是最西化的國家。大部分土耳其民眾都沒有恢復鄂圖曼帝國的夢想，美國學者戴維森（Roderic H.Dawison）在《從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現代化歷程》一書中指出：「一旦掙脫鄂圖曼帝國桎梏和卸下額外領土這副重擔，變革便不難進行。」這似乎也是說給中國的逆耳忠言。

　　破除大一統、大中華的領土、疆域、統治方式的迷思，仍是中國懸而未決的觀念啟蒙。改變世界的是觀念，晚近一百多年來，改變世界最大的是馬克思主義、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自由市場經濟等觀念，而不是財富、技術或武力。在此意義上，華語世界唯一擁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可以成為「觀念的矽谷」，不僅自己走向自由，也可以幫助中國去除如同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般的「帝國天朝」觀念。

　　我注意到台灣總統蔡英文到水準書局買書的一則新聞，蔡英文買了八旗文化出版的世界史系列等書籍。顧名思義，近年來在台灣出版界異軍突起的八旗文化的總編輯，是來自中國的台灣女婿、滿族人富察。八旗先後推出美國「新清史」學派的一系列著作，日本學者偏向右翼的從東亞看台灣而非從中國看台灣的著作，中國背景的最具異端色彩的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著作，以及我寫的《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和他的時代》等著作。另外，我的另一本思想自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也在台灣本土派的前衛出版社出版，前衛偏向史明的左獨路線，卻也願意出版這本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的著作。我想，這就是台灣讓中國望塵莫及的「軟實力」或「銳實力」。台灣不需要兩蔣時代的「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口號和夢囈，台灣只需要成為東太平洋新思想、新觀念的生產、傳播、碰撞、融合之地，繼而用觀念改變中國、解構中國。

　

　　台灣的出路：「脫華入美」

　　未來四十年乃至未來一百年的台灣，出路何在？

　　認清敵我是首要問題。台灣的外交政策不是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帝國主義」之間保持「光榮的中立」，中國是真正的敵國，美國是最好的友邦，台灣必須選邊站。

　　雖然《台灣關係法》中並未寫明一旦台灣受到他國侵略美國一定會出兵幫助，但就該法的立法精神、美國的立國價值和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一旦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必定出兵相救。但是，台灣不能滿足於《台灣關係法》提供的軍事保障—在此安全保障之下，若政府文嬉武戲，民間一派「小確信」、「小清新」，則台灣有可能淪為一個「不值得美國保護」的國家。

　　

　　台灣應當像日本明治維新時代「脫亞入歐」那樣，大步流星地「脫華入美」。如何「脫華入美」？從觀念到行動，至少有四個必不可少的步驟。

　　首先，去除來自中國的儒法互補的專制思想。譚嗣同說，中國兩千年皆行秦政制，都是暴君與暴民相互激盪、殺戮不止。用富察的話來說，台灣的去蔣化、去中國化的深層是去除那些「和現代民主自由價值相反的一套皇權官僚體系、儒化法家的政治哲學、自上而下的中央地方關係、及依附於它的一套價值、制度和文化。它紮根於東亞大陸，古代中國尤其明顯，現代中國依舊如此」。台灣的民主化雖已三十年，但普世價值仍然像油浮在水面一樣，而不是像鹽融入水中。從中央政府五院到地方宮廟系統，背後的運行邏輯仍是儒家、法家、權謀術、厚黑學、極端功利主義的迷信。未來台灣需要大力推動民主深化和轉型正義，以及精神和思想上的「英美化」。唯有如此，台灣才能擁有鄭南榕所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台灣獨立的願景。

　　其次，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反對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是川普的議題、美國的議題、歐洲的議題、全球的議題，當然也是台灣的議題。台灣的經濟政策的危險是，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偏向大政府和計劃經濟。從當年的「十大建設」到台鐵、台電等積重難返的「超級國有企業」，不是台灣的祝福，乃是台灣的痼疾。台灣當年的經濟騰飛，不是靠國家動員、不是靠中國市場，而是靠活力四射的中小企業和像猶太人那樣手提小皮箱走向世界的台商。根據二○一七年台灣經濟部中小企業公告，台灣二○一六年的中小企業數佔全體企業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七三，真表明台灣「以中小企業立國」。台灣應進一步推動私有化改革並扶持中小企業，堅持自由市場經濟。殷海光最推崇的經濟學大師海耶克（Hayek）指出：「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因為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經濟的自由。」海耶克認為，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正義的法律，那麼，他就是自由的。而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盡最大的可能保護私有財產，是人類社會延續最為重要的必要條件。這樣的理念應當成為台灣精神和台灣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高揚海洋文明和尚武精神。最近二十年來，台灣被中國像磁鐵一樣吸引，以中國為「大陸」（「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怪異的名詞，以地理而言，只有亞洲大陸，沒有中國大陸，中國一個國家怎麼能成為一塊「大陸」？）和發財的「金山」，因而以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陸文明」（黃色文明、黃河文明）為自身的文明，以中國「低人權和高汙染」的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為台灣的榜樣。另一方面，台灣的「國軍」長期以來是「國民黨軍」而非「國防軍」，致使軍人不受尊重，整個社會缺乏尚武精神。因此，台灣尤其需要高揚海洋文明和尚武精神，學習的榜樣乃是當年的雅典。雅典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而正如雷根所言，民主或和平都需要實力支撐—支撐雅典民主的是稱霸地中海的雅典海軍。歷史學家約翰．黑爾（John R.Hale）讚美說：「一個渾身充滿著力量、欲望與發展勢頭的海上精靈，懷抱著令人鼓舞的藝術、文學及其政治理想，散發出耀人的光芒。……這支海軍創建了文明，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的民主政治，引導一群普通公民來到了新世界。他們那壯闊的航行改變了歷史進程。」作為島國的台灣，有沒有可能打開「海禁」，全身心擁抱海洋文明、蔚藍色文明，成為當代的雅典呢？

　　第四，普及「右獨」理念，建立「右獨」政黨，尋找台灣的川普。毋庸諱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獨運動從海外到台灣島內，始終存在兩種不同路線：一是以史明為代表的左獨路線，一是以彭明敏為代表的右獨路線，而且前者佔據主流態勢。左與獨乃是兩種自相矛盾、兩手互搏的價值，左獨不可能開出美麗之花；右和獨才是邏輯自洽、比翼雙飛的價值。然而，遺憾的是，台灣媒體和學界幾乎為左派之天下，再加上少許獨派之點綴。比如，在報道美國新聞時，無論藍綠統獨的媒體，都一窩蜂地全盤照搬《紐約時報》和CNN，一邊倒的情形比在美國還嚴重。在普通台灣人的認知中，川普成為好萊塢喜劇中的人物，是將台灣當作棋子又隨時可能出賣台灣的「無良商人」（這種對商人的歧視，本身就來自於中國「不文明」或「反文明」的傳統觀念）。很多自以為聰明的台灣人反問說，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麼選出如此愚蠢的總統？我不想駁斥這些謬論，我的問題是：台灣比美國更需要川普，但台灣的川普在哪裡？即便台灣沒有川普式撥亂反正的政治領袖，台灣的領導人也必須洞察川普對美國和世界的改變，以及帶來的美中、美台關係的劇變，並及時作出嶄新的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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