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永不屈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三卷

序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在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自由和尊嚴只剩反抗一途

　　在《永不屈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三卷）》所寫的五十位抗爭者中，所有人都遭受過或正在遭受來自中共極權暴政各式各樣的迫害，從最年長的茅于軾到最年輕的方藝融（他們相差七十二歲），無一例外。

　　為了尋求自由，而不得不失去自由，或許是人類的宿命，正如劉曉波所說：「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然而，我們還是要努力記載和表彰每一個「以監獄為家」的勇敢者，因為自由的力量、榜樣的力量是可以傳染的。

　　在本卷書寫和出版之際，這五十個人物當中，仍身處監獄、看守所、精神病院及其他祕密拘押之地的有：高兟、毛孟靜、王剛、史庭福、李新德、趙海通、黃琦、余文生、許那、帕爾哈提．吐爾遜、楊紹政、鍾沛權、吳敏兒、張海濤、昝愛宗、富察、謝陽、郝志娓、果．喜饒嘉措、古麗尼莎．依敏、陸輝煌、呂智恆、吳亞楠、宋澤、鄒家成、方藝融等二十六人，總計超過一半以上。而書中的其他人，大都也是「出了小監獄，又進大監獄」，或者正走在前往監獄的路上。

　　本卷所寫的抗爭者中，有不少曾身處體制內。他們是官員、議員、社會名流、大學或學術機構的高級知識分子、媒體主管、律師、商人、海歸等，比如茅于軾、毛孟靜、田奇莊、何清漣、楊紹政、王喻平、李長青、陳用林、胡新成、鍾沛權、吳亞楠、權平??他們原本享有「食有魚，出有車」的優渥生活，如果明哲保身、對社會不公不義保持沉默，可以繼續生於安樂、歲月靜好。他們卻挺身而出，像索忍尼辛那樣「牛犢頂橡樹」，為此失去了此前擁有的一切，包括社會地位、財富、安全、自由乃至美好的家庭生活。他們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沉重，九十二歲的茅于軾離開中國，自我放逐於加拿大，成為最高齡的「潤學」實踐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他們中的很多人遭到警察、祕密警察和司法機構構陷，遭到中共御用宣傳機構攻擊、誹謗和妖魔化，成為罪犯，成為賤民，成為「不可接觸之人」，成為媒體上的禁忌和「時代的失蹤者」。

　　然而，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少有人走的路」和「自由的窄門」。王剛說：「願捨此頭顱，自由花燦爛！」趙海通說：「如果能推動民主政治的進步，我死而無憾。」黃琦說：「當我被判刑的時候，你們的罪行就板上釘釘了。」余文生說：「我的付出和努力，只為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世界。」楊紹政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無數堅守正義的人的努力和奮鬥。」鍾沛權說：「為了新聞工作者不可逃避的責任，不惜失去一己自由。」吳敏兒說：「放棄只需一秒，堅持卻需要一世。」張海濤說：「我用鍵盤和鼠標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我無悔於這個時代。」謝陽說：「勇敢是中國律師最重要也最稀缺的品質。」呂智恆說：「每一次抗爭，我都在挑戰我的極限。」吳亞楠說：「殺人不過點頭地，我不怕！」方藝融說：「與魔鬼是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的。」他們的宣誓，每一句話都擲地有聲，可比擬一百多年前秋瑾女俠的詠嘆—「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哪裡存在著最嚴酷的逼迫，哪裡就會誕生最堅韌的反抗

　　鑒於中國正在無聲發生的種族滅絕、文化滅絕和信仰滅絕事件，在本卷中，重點凸顯中共在某些特定區域、種族及信仰群體中實施的暴政，以及受逼迫者可歌可泣、前赴後繼的反抗。

　　目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包括三足鼎立的三個部分：無神論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民族主義（漢族中心主義）、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所以，只要不認同、不服從此三大原則的個體、族群和文化及信仰群體，都是中共眼中除之而後快的對象。但是，哪裡存在著最嚴酷的逼迫，哪裡就會誕生最堅韌的反抗。

　　以少數族裔而論，作為維吾爾族的帕爾哈提．吐爾遜、古麗尼莎．依敏、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作為哈薩克族的薩拉古．薩吾提拜，作為藏族的洛桑丹增、果．喜饒嘉措，作為滿族的富察，作為壯族的陸輝煌，作為朝鮮族的權平，他們的反抗通常是「雙重反抗」—既反抗中共政權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踐踏，又反對中共政權對其生而有之的族群身份的「定向」迫害。他們既爭取作為一個人應當享有的基本自由和人權，也爭取所屬少數族群的身份認同。因此，他們所受之打壓數倍於其他抗爭者。

　　以宗教信仰而論，作為牧師或基督徒的朱耀明、曹三強、李長青、史庭福、昝愛宗、郝志娓、蕭育輝等人，作為穆斯林的帕爾哈提．吐爾遜、古麗尼莎．依敏、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薩拉古．薩吾提拜等人，作為藏傳佛教僧侶或信徒的洛桑丹增、果．喜饒嘉措等人，作為法輪功修煉者的許那等人，他們的反抗同樣是「雙重反抗」—他們既是為能自由地信奉其宗教而戰，也是為其他方面的自由和人權而戰（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因為宗教信仰自由與其他方面的自由和人權不可分割、水乳交融。

　　以區域而論，與前兩卷一樣，本卷高度重視人權狀況慘不忍睹的「重災區」—新疆（東突厥斯坦）和西藏（圖博），也對淪陷於「警察城市」的香港予以更多同情、關注和聲援。香港不是緩慢地「內地化」，而是一步就邁向「新疆化」。本卷中收入的香港抗爭者有朱耀明、毛孟靜、鍾沛權、吳敏兒、呂智恆、鄒家成等六人，接近全書五十個人物的八分之一。多人僅僅因為參與民主派初選就被逮捕、長期關押，法治和人權保障蕩然無存。香港遭遇中共劣質、橫暴的再殖民，是自由民主世界在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挫敗。這個惡果不應當由香港一個城市的數百萬市民單獨承受，喪鐘不單單為香港而鳴，中共的魔爪不會止步於香港。自由民主世界理應支持香港人的反抗，幫助香港人「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本卷中記錄的很多抗爭者都是在維權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其中，維權律師有：李昱函、余文生、藺其磊、謝陽等人；維權人士有：李新德、趙海通、黃琦、胡新成、張海濤、蕭育輝、宋澤、符海陸、鄧玉嬌、夏巢川、方藝融等人。近年來，在習近平政權的瘋狂打壓下，維權運動式微，但絕不會泯滅，它如同魯迅筆下的「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終有一天，會如同「紅彗星」一般「突然躍起」。

　　中國古語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法國作家卡繆說，「我們只希望得到憐憫與鼓勵」。因此，本卷特別表彰幾位並非中國公民卻熱情為中國的民主自由鼓與呼國際友人：創作六四「國殤」雕塑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用音樂對抗極權中國的英國鋼琴家布倫丹．卡瓦納、以自由出版瓦解「大中華」偽歷史敘事的臺灣（中華民國）出版家富察、用流行音樂解構「龍國」皇權文化的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史諾和季辛吉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上述人物才是「中國人民肝膽相照的好朋友」。

　　共產極權主義是幽靈，我們每個人都是驅魔師

　　學者康正果在評論先鋒藝術家高氏兄弟的一系列反毛作品時，形容高氏兄弟是「驅魔師」。

　　共產極權主義是幽靈，是魔鬼。這是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自己說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這裡，馬克思使用的德文原文是Gespenst，德文《杜登詞典》對該詞如此釋義：意為「引起恐懼的鬼魂之物（以人的形態出現）」，也就是「鬼，鬼怪，鬼神，鬼魂，幽靈」，或（貶義）令人不可思的可怕的事情。該詞典援引《共產黨宣言》首句作為Gespenst一詞的名句。該詞典以下兩個詞條亦頗具啟發性—Gespensterschi_（幽靈船）：「傳說中載著死人漂浮在海上的船隻。」Gespensterstude（幽靈時間）：「午夜和一點之間的時間。」德文《布羅克豪斯百科詞典》對Gespenst的解釋是：「民間和迷信中預示不祥、總是引起恐懼的鬼魂形象，大都以人形出現，不可與神話形象、神靈或女巫相等同。」

　　從二十世紀初有人用中文節譯《共產黨宣言》開始，《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大致有以下幾種譯法：民鳴本（1908）：「歐洲諸國。有異物流行於其間。即共產主義是也。」陳望道本（1920）：「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華崗本（1930）：「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博古本（1943）：「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幽靈。」果然，這些譯者中有好幾位，雖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卻仍被中國共產黨迫害致死。

　　與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抗爭，不是一場比賽蠻力和技巧的拳擊賽。我們的敵人，不單單是毛澤東或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個體，也不單單是像絞肉機一樣的政黨組織和政權機器，而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歸根結底，這是一場心靈、精神和思想領域的鬥爭，這是最高層次的鬥爭。正如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社會主義》一書中的大聲疾呼：「只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如果我們相信「真理只存在於大砲的射程之內」，就會崇尚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就會匍匐於共產暴政之下自願為奴；如果我們相信上帝賦予人類神聖的、不可被剝奪的自由和權利，就不會輕易放棄這寶貴的自由權利，當惡魔來誘騙或掠奪時，我們就會睜大眼睛、握緊拳頭，像驅魔師那樣，與惡魔抗爭到底。

　　如果說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是龍，那麼從西方傳入中國並實現「中國化」的共產極權主義就是惡魔。毫無疑問，驅魔比屠龍更難。但文字可以驅魔，繪畫可以驅魔，音樂也可以驅魔，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在這場驅魔之戰中的位置和使命。在本卷中，許多身為學者、作家和藝術家的抗爭者，用思想、文字、藝術和影音作品參與到這場偉大的驅魔行動之中：茅于軾從經濟學入手得出結論：「唯有自由市場經濟才能讓中國人過上好日子。」章詒和以文字對抗遺忘，句句都是斷腸聲，凝聚成一句真相：「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對每個人天性和自由的剝奪。」高志活和高兟的雕塑，布倫丹．卡瓦納和黃明志的音樂，以及王利波的紀錄片，也都是驅魔的法寶。即便你成不了他們那樣的原創者，你至少可以充當驅魔術的傳播者和推介者。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惡」或「惡之平庸」的概念，以此解釋極權主義何以擁有龐大的「群眾基礎」。她呈現了一部分的事實與真相，這是令人沮喪、悲觀的事實與真相。然而，在上帝所造之人類身上，除了這一部分以外，還有與之對應的「平凡之善」—這正是我們在「抗爭者系列」和「民主英烈傳系列」中不斷發掘的「隱藏在黑色煤炭中的閃亮鑽石」。劉曉波說過，中國需要道義上的巨人，但我們認為，中國更需要無數「平凡之善」的持有者和捍衛者。在本卷中，有超過一半主人公是平凡的抗爭者，很多人的名字，恐怕那些對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多有關注的讀者也聞所未聞。這毫不奇怪，中共以舉國之力開動鋪天蓋地的宣傳機器，幾乎實現了對這些抗爭者的「二次謀殺」，讓人們以為他們的抗爭行為彷彿從未出現過。因此，我們奮力將他們發掘出來，激活他們的生命和精神，使之傳播，使之傳承，使之發揚光大。比如，身為失業工人的史庭福，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外大聲疾呼，讓民眾不要忘記六四屠殺；身為富士康工人的陸輝煌，「位卑未敢忘憂國」，以一己之力寫出一份類似於《零八憲章》的中國民主轉型方案；身為普通大學生的方藝融，受四通橋勇士彭立發的激勵，以殉道者的勇氣在街頭再度上演類似壯舉。他們都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們不能讓他們被中共像蛛絲般輕輕抹去。

　　馬克思沒有想到，一個半世紀後，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被擊敗，這個幽靈卻盤踞在東方的中國殘民以逞。每一個熱愛自由的抗爭者，都是驅魔師，當驅魔師的數量超過魑魅魍魎時，中國必將迎來自由之光普照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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