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

序一

余杰：以自由台灣為精神原鄉的知識分子

沈清楷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星期五」發起人

　　藉由好友李雪莉介紹，讓我有幸在二○一三年一月在台北慕哲咖啡館所舉辦的「哲學星期五」，認識了中國作家余杰。經過這一、兩年閱讀他的文章，以及間歇性地接觸與相處，我所認識的余杰，是個文字犀利，卻溫潤典雅的人，看起來充滿反差，但人、文一致的是，充滿關懷與「不妥協的正直」。

　　余杰這本新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除了可以閱讀到這幾年他在台灣的見聞與反思外，余杰更將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藉由台灣公民社會朝向多元、開放、自由的道路上，反觀現今中國崛起的精神危機。余杰在本書中，點出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思維本來就和馬列思想扞格不入，而這個思想的錯亂，催生了另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為了鞏固「大一統」以及「反分裂」思想，運用歷史屈辱來正當化仇恨；透過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去填補意識形態空缺。在情感高於理性、整體重於個人，以愛國主義為包裝，朝向霸權式民族主義、更戕害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路上邁進。

　　面對中國的危機、中國未來的國家想像，余杰在本書中回顧了梁啟超─陳炯明被遺忘的「聯省自治」所蘊含的美國聯邦主義思想後，「聯省自治」也變成一種他反思各種「獨立思想」的參考座標；同時也因為愛爾蘭哲學家柏克（一七二九—一七七九）的「自由」觀，使得余杰對於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脫離一種鄉愁式的中國天下觀，拋棄了虛構的「大一統」，回到尊重人權的自由價值。因此，我們看不到余杰使用「血濃於水」的膚淺修辭，去模糊台灣與中國的主權問題；也看不到他屈從於中國官方政治威脅，而盲目地支持「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書中，余杰清晰地拋棄中國大一統思想，進而支持台灣獨立。不過，當余杰支持台獨時，並非以「民族主義」的視角進行論述，而是以「自由」闡發他的價值判斷，並援引支持人權價值的「自由主義」思想。面對自由主義思想日盛的中國，對他而言，除了有真、假自由主義之分，更進一步認為：「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一面試煉中國『公知』（公共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照妖鏡』。」也就是對「自由」的信仰，讓余杰也可以大聲說出疆獨、藏獨、港獨、川獨等脫離大一統中國的「分離主義」說法。他明確地指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當超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之束縛，就當為台獨正名，為分裂鼓掌。因為，分裂而自由的中國是美好的、統一而獨裁的中國是邪惡的。」筆者淺見，他的文字所帶來的啟發，不只是中國如何治理，或是勇敢地對統、獨議題表態，而是更深一層地帶我們返回到國家的目的，當我們捍衛一個虛無飄渺、神聖化的大一統國家時，它卻不再保護人民的自由、安全與幸福，甚至犧牲個人時，這個國家是否還有其正當性、存在的必要？而反觀自身，在台灣島內近幾十年來，不斷上升的台灣獨立的國家意識，我們是否也可從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斷地自我提醒：我們所追求的什麼樣的獨立國家？是一個封閉而保守的國家，還是開放並充滿對人關懷的國家？

何謂知識分子？

　　這本書《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還應和著一種公民不服從的時代脈動，我們也可以從二○一四年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風起雲湧的新公民運動（太陽花、佔中……）的脈絡來思考，他整理了我們少見的中國觀點，所謂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是如何片面及不對稱地評價台灣太陽花運動；他爬梳著台灣兩地知識分子各自從《零八憲章》和《自由人宣言》倡議著時政的改革，以「獨立」與「自由」作為價值座標，讓我們在面對混亂的局勢，看見真、假知識分子。

　　在台灣，我們似乎只看到中國經濟的大國崛起，或是因為中國對台威脅，而不小心地將「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等同起來，輕忽了在中國還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們面對中國崩壞的危機，正默默地為國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不幸的是，這種「默默」不是他們刻意的低調，而是一種政權的壓制。如同早期台灣的民主前輩，在國民黨戒嚴以及威權統治下，為了言論自由、民主價值，他們必須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那些勇於和當權者對抗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他們活在由腐敗所支撐起的經濟繁榮，同時面對言論控管甚嚴、缺乏人權觀念、不重視司法程序正義的中國，一旦當權者羅織罪名，隨時可以濫權羈押、刑求，動輒被無限上綱打上叛國之名而身陷牢獄，這時，還勇於站出而針砭時政之士，可見其巍巍風骨。

　　遠離了白色恐怖的台灣，也沒有身處在充滿言論限制的中國，現在很多台灣人很難感受到余杰所說的：台灣最可貴的是「自由」。也因為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啟發，「自由在哪裡，祖國在哪裡」，台灣遂成為余杰「精神的原鄉」，他認為，因為在這裡，人人可以自由地談話，不用顧慮任何威權式的思想檢查。筆者淺見，作為台灣人或許受到了鼓舞，但毋須為台灣可以作為余杰的「精神原鄉」而自滿，因為如果沒有自由，就不會有精神，而自由並非自然形成，是透過許多人努力爭取與捍衛才有的成果，威權獨裁幽靈隨時會在我們沒有警覺之際，讓自由變成幻覺，使奴役成為噩夢。

　　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不斷提及知識分子之重要性與虛假性的辯證，從西方的柏克、聶魯達、哈威爾與東方的梁啟超、林獻堂、劉曉波等等反抗不義政權正面例子，到龍應台對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的嚴厲批判，卻對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輕輕帶過，對中國六四的噤聲，自甘成為「中共的統戰花瓶」（余杰語）的負面例子。

　　呼應余杰的看法，個人淺見，「公共知識分子」或許是一個自我期許的目標，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很可能是商業炒作下的身分，也因為這些明星的光環過於炫目，以致於遮蔽心中應有的清明，而將知識分子的頭銜讓位給「沒有態度就想要有高度」、充滿世故卻投機的人：不僅對公共事務自我閹割，因為對權力之惡的恐懼，反過來虛假地自我標榜中立、客觀；在自我蒙蔽中自我癱瘓，同時帶有品德地教訓他人，進而癱瘓他人，用更有技巧的虛假，充滿傲慢且自戀地活著。余杰說道：「傲慢是為了掩飾內在的虛弱與恐懼。」

　　在這個知識日益普及、資訊爆炸的時代，正常的公民社會，公共事務的知識不再是門檻，因此，人人都可以就其所長，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在公民社會我們所欠缺的，可能不是知識分子的光環，而是一種正直的勇氣。反而要回歸一種素樸的態度：拋棄知識分子光環的無謂枷鎖，以一個「識字分子」自由地踐行公民身分，為了美好，想像且批判。

　　閱讀余杰這本新書時，從其他的中國友人得知，「香港佔中」前後，中國在習近平「中國夢」帶領下，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之名，抓了許多有良知以及無辜的中國人，他們被羈押、刑求，羅織罪名，生死不知，人權悲劇不斷上演中。余杰的文字在這個動盪的時局，是一種對台灣人的提醒，提醒我們需要珍惜自身的自由，提醒我們，稍有不慎，隨時會回到獨裁戒嚴之中。再加上中國持續「以經逼政」的策略，兩岸權貴資本密室談判，讓台灣陷入「跨海政商集團」的把持中，台灣自主性正一步步地被蠶食……。

　　余杰的這本書，並非要告訴我們中國政權有多麼的腐敗、人性有多麼的懦弱，而是鼓舞著我們，面對腐敗、面對權力的傲慢，在強烈的現實感的犬儒心態包圍下，不要放棄警覺與反抗，為民主自由的深化而努力，即使身處黑暗，也要繼續發光。最後，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感謝余杰「支持」台灣獨立，但是，不論有多少人願意支持，台灣獨立最終需要台灣人自己去「主張」與奮鬥。

自序

我在這個像蒸籠一樣的島國自由地言說

余杰　中國異議作家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攜妻兒從北京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

　　當廣播宣告「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不到四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

　　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跟他們「再見」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

　　一天中共的暴政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的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

　　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良師益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二○一○年十月起，他的妻子劉霞也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的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佈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的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

　　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二○一三年春和二○一四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台灣的每一個縣市。

　　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濕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一瞬間，衣衫就濕了一大半。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不亦樂乎？

　　二○一三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也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作品的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

　　我到台灣時，充滿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對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板。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

　　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二○一四年春夏之交對台灣的訪問結束後，我回到美國，開始更多地就台灣島內的議題撰寫評論文章。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我更是天天追蹤，最後一個月，幾乎每天寫一篇評論文章，以自己的方式為台灣的民主盡一份力量。選舉的結果，兩岸跨海政商聯盟遭到台灣民意的迎頭痛擊，我亦為之歡呼雀躍。但是，公民社會根基之夯實，非一蹴而就，還需熱血公民添磚加瓦、揮汗如雨。

　　我在台灣遇到的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二○一三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做了二十多場公開演講；二○一四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劃做三十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運動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能了解更多中國的真相，並傾聽做為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的我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

　　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村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林鴻信、洪聖斐等數十人。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出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的嶄新而鮮活的思路。

　　我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的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的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

　　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運動為中心，以台灣的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兩岸四地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運動興起之後，關於對「太陽花」運動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了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理念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的議題，立刻就變得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地跟著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

　　中國知識界在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的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以「反攻大陸」為志業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取得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的「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之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做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做為四川人的我所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價值。

　　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建立自己國家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的民眾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的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表達對台獨的支持。我更是以書為媒，在演講中，在臉書上，結識了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

　　我在台灣發表的這些演講，是對台灣民主進程身體力行的支持。我從這些演講稿中挑選出十篇來，彙編成這本文集。在這本書中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那些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立的前景如何？中國的民主化與台灣的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如何在彰顯「公共性」的同時又堅持「獨立性」？

　　我在這些演講中表達的立場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在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的片段在媒體發表之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地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做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在此過程中，我不斷校對和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理越來越近。在整理每一篇演講稿時，盡可能地收入與聽眾的問答內容以及與談者或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讓演講稿本身更有現場感，也讓讀者從中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我要謝謝每一場演講的安排者和聽眾，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本書。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冷戰陰霾下的西柏林。以德語說出「我是柏林人」的句子，是甘迺迪在演講的最後時刻才想到的。他向翻譯請教這句話的德語發音，以小紙條標下讀音，並練習了幾次。「兩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無論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身為自由人，我以『Ich bin ein Berliner』感到自豪！」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

　　在同一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並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上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一天悍然以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就如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那個「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並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都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