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熊秉元
在經濟學裡，個體經濟學主要是研究消費者、廠商、市場等主題，而總體經濟學則是研究整個經濟體系的就業、物價水準等主題。
我一直覺得，以台灣的環境和條件，不太容易培養出在國際經濟學界、有影響力的總體經濟學者。原因很簡單，台灣經濟的規模和結構，跟歐美經濟的規模和結構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在台灣從事總體經濟的研究，所思所見，和歐美的經濟學者有一段差距；因此，不容易有身處其中的感受，也就不容易加入以他們為主，由他們決定高下的的學術對話。
其實，同樣的現象不只見諸於總體經濟學，在其他學科上也有類似的情形。不過，對華人社會來說，雖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源自於西方，但是自然科學比較不受文化歷史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來自於其他文化背景的學者，容易在自然科學裡參與對話、貢獻聰明才智，乃至於發光發熱。
相形之下，社會科學有濃厚的文化歷史成分，非西方的學者也就面臨較多的挑戰。在社會科學裡，因為經濟學著重數學和統計，因此非西方學者比較容易不受文化背景因素的束縛、而有較大的成就。在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裡，主要的還是西方學者的天下。
這種現象的意義如何、未來走向如何，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這是不爭的事實，對非西方的學者而言，與其排斥抗拒，不如從容以對。這種感受，是我在編輯這兩本論文集、回顧近十年學術研究時，得出來的一點後見之明；而且，也算不上是什麼新見，最多只能說是用來提醒自己而已。
拾人牙慧聽起來令人難過，其實有正面而積極的含義。因為，要參與論對，總要有個起點。當然，如果只停留在拾人牙慧的狀態，不能加入學術對話，而且有所增益，那就十分可惜了！
這兩本論文集裡的論文，涵蓋十年左右(最早的是1989年，最晚的是2000年)；在主題上，則是偏重法律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第一本《約法哪三章？》，比較著重個案研究；第二本《天平的機械原理》，則是以理論思維為主。這兩本書裡的論文，有些純粹是探討台灣的問題，有些則是處理方法論上的問題。這些論文，大都在中文期刊裡刊載過；有幾篇論文的英文稿，則是發表在歐美重要的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期刊裡。
回顧這些論文，我自覺有一點特色值得稍作強調：不論處理的問題為何，我在撰寫時，一直希望能兼顧「是什麼」和「如何分析」這兩方面。以譬喻來說，社會科學研究者像是一位攝影師，面對一座雕像，希望能由不同的角度來打光，烘托出這座雕像的各個面向。照出的雕像回答了「是什麼」的問題，也就是處理了問題的本身；打光的方式，就是「如何分析」的考慮。
為了便於讀者閱讀，我重新潤飾所有的文稿，並且刪去大部份的註腳。有興趣看全文的讀者，歡迎透過我的電子郵件信箱(hsiung＠ccms.ntu.edu.tw)和我聯繫。在每篇論文的最後，我都加了一段「補遺」，補充各篇論文的撰寫背景。這麼作，是希望能為論文本身補上一盞鎂光燈。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王文宇教授；在他的大力推動之下，才促成元照出版公司出版這兩本論文集。我也感謝經社法制論叢、財稅研究等期刊，慷慨同意讓我的論文集收錄他們曾刊載的論文。元照出版公司所提供的各項支援，我也同樣感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