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

推薦序

「重新喚醒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歐力仁

　　王志勇牧師的大作《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是華人神學著作中甚少碰觸的議題。也就是。華人基督徒作品中，儘管論及個別社會或政治議題的神學書籍或文章不少，但是，如《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一樣鑽研「公共神學的神學基礎」的專書卻非常少見。我相信，每一本書的作者都有寫作的動機（即便是不厭其煩地聲稱自己的寫作僅僅是隨性書寫的後現代作者也掩蓋不了此一事實）。因此，除了欣賞本書的內容之外，心中也萌生「王牧師為何落筆撰寫公共神學？」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在作者的〈自序〉之中。

　　王牧師在〈自序〉裡清楚地敘述了自身的信仰歷程。相較於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猶如荷馬的史詩《奧德賽》中的主角般的艱辛與豐富。王牧師原本期待藉由法律的專業來實現人間公義的理想。然而，社會的現實與冷酷不僅讓他對原本寄予厚望的「法律」大失所望，並且產生嚴重的心靈危機，因此轉而沈浸在印度教裡，以為潛遁入追求祥和、與世無爭的印度教裡能夠享有渴望已久的寧靜。但是，就在他準備遠赴印度留學兼出家之際，耶穌基督的救恩臨到他。王牧師的基督徒生命萌芽於基要派的時代論，成熟於改革宗神學。原因在於，主張基督即將再臨的時代論只關注個別靈魂的搶救，對於眼前的公共議題卻置若罔聞。一直到接觸了強調「上帝主權和個人責任並重」的改革宗神學後，王牧師飄泊的靈魂才算找到安歇之處（筆者借用奧古斯丁的話）。

　　事實上，我認為王牧師對加爾文推崇與欣賞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兩位都是具有律師身分與性格的牧師。所以，加爾文那種「以尊重上帝的主權為前提而委身於社會」的神學立即引起王牧師的共鳴。除此以外，從書中援引明末大儒黃宗羲的名著，或許也可以一窺王牧師撰寫《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的另一個原因。黃宗羲生於明神宗萬曆卅八年（1610），卒於清聖祖康熙卅四年（1695）。即使知道後金（清）的崛起以及明朝的衰亡以成定局，他仍然寫下了《明夷待訪錄》，作為忠臣孝子期待復興的一絲悲願。「明（光明）夷（受損）」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卅六卦，也就是離（日）下坤（地）上。此卦有雙重的意義：「日沈沒於地中」（黑暗遮光）或「日將從地而起」（黎明將至）。相信王牧師也是懷著同樣的心情寫下這一本副標題為「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之書，呼籲華人基督徒能夠重視自己在公共領域中的信仰責任。

　　筆者認為《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一書最大的特色與貢獻是，為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參與提供了扎實的聖經的和神學的理論基礎。首先，王牧師正確地指出，上帝是公共性的上帝，因為聖經所啟示的上帝乃是創造天地的上帝。其次，王牧師也說，聖經吩咐基督徒當往各地去為耶穌基督做見證，使萬民成為祂的門徒。如此說明了，基督徒的見證亦是公共性的見證。這兩點清楚扼要地說明了公共神學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根據筆者多年的經驗，這個聖經和神學的基礎正是台灣基督徒需要的，因為台灣過去特殊的政治社會情境造成了基督徒面對公共議題的兩極化。一方面，為數不少所謂的「國語教會」基督徒將信仰的重心放在個人的靈魂得就與否。他們在溫暖舒適的教會圍牆內，享受著詩歌或特會帶來的情緒激動，時而感動流淚，時而開懷大笑。但是，對於教會圍牆外所發生的事卻冷眼以對，忘記基督徒應有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被歸類為「台語教會」的基督徒反而把信仰的焦點置於整體的社會正義和改革。他們走出教會大門，沈醉在積極參與街頭運動而獲得的認同感，時而眉頭深鎖，時而慷慨激昂。但是，對於牧者講道中所教導的靈修生活則興趣缺缺，忘記應當仰望上帝的主權。王牧師的《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可以為這種失衡的現象提供明確的修正方向。

　　《聖經》中有關「行公義的要求」以及「行不義的懲罰」的經文俯拾即是，所以基督徒毫不陌生。但是，如果我們以為只要不行不義就算盡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的話，那就必須重新審視經文。因為《聖經》對於行不義的事（主動的不義）與對現存的不義置若罔聞（被動的不義）一視同仁。〈列王記上〉廿一：1-25的經文是最佳的例證，值得基督徒深思。經文提到，亞哈王覬覦拿伯的葡萄園。但是，拿伯認為葡萄園是耶和華上帝賞賜給家族的神聖產業，所以拒絕變賣。然而王后耶洗別竟偽造文書且安排偽證殘害拿伯的性命，搶奪了他的葡萄園。當先知以利亞受質問亞哈王時，儘管亞哈並未直接參與謀殺案而不認為自己有錯，或以為即便有錯也不至於和主謀同罪。但是，上帝認為他也是主謀；他的罪與耶洗別相同；他的下場也和耶洗別一樣，甚至牽連到後代子孫。

　　這段經文充分地說明了基督徒應當擔負起的社會責任，也呼應了王牧師的公共神學。它告訴讀者，在上帝眼裡，不論是耶洗別模式的罪，或是亞哈王模式的罪，都是一樣的邪惡，同樣的嚴重。換句話說，不論是直接做惡（如耶洗別），抑或明知其邪惡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如亞哈王），或者以「每個人的看法不同」來掩飾基督徒該表達的立場，在上帝眼裡都是同樣地邪惡，也必須承擔相同的後果。因為在上帝看來，這是「出賣了」自己的信仰。將自己應該堅守的信仰、價值觀、判斷的權利出賣給作惡之人，使上帝的聲音無法讓世人聽見，同時也容許惡者污染社會，影響後代子孫。

　　筆者深信，《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必能成為榮神益人的器皿，讓上帝的主權在華人基督徒群體中再次得以彰顯，也讓認基督徒的社會責任重新獲得重視。──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歐力仁余杰推薦序「那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

　　這是一本華人世界中少有的兼具扎實的神學根基與尖銳的批判意識、宏觀的歷史縱深與敏銳的時代觸覺的論著。作者王志勇牧師先在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學習法學，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爾文神學院學習神學，如今既是一家位於美國維吉尼亞的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又是一位博學多產的神學研究者，以及關心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王志勇對華人教會有如下之期望：「在宗教上要擺脫偶像崇拜，在道德上要擺脫假冒偽善，在政治上要擺脫專制獨裁。」在細膩深耕的牧會工作中，他每天都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在神學思考與著述中，他更是引領華人基督徒一同尋找真理、尋找那充盈著生命之水的大河之源。

　　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跟五個城市息息相關，它們是——日內瓦、華盛頓、北京、臺北和香港。這五個城市與王志勇的生命軌跡、服事工場、願景寄託及精神本源密不可分。

　　八○年代，王志勇懷抱法治救國的理想，從山東貧困的山村到北京求學，在中國政法大學研讀法律，希望以法律捍衛社會正義。「六四」槍響，夢想一夜之間破滅。九○年代初，他一度成為追逐財富的執業律師，但心靈的饑渴得不到滿足，又投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禪宗乃至印度教中尋求精神安慰。最後，王志勇被上帝揀選成為基督徒。在基督教內，又一度受民間宗教化的靈恩派所左右。多年之後，他才在黑暗中發現真正出自上帝的亮光，那最大的亮光來自於宗教改革運動中加爾文講道和事奉的城市日內瓦。由此，日內瓦和北京結緣。

　　用清教徒的代表人物、荷蘭思想家凱波爾在《加爾文主義講座》中的話來說，世界上以古老文明著稱的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瑪雅文明、印加文明等，它們的社會文明一度達到很高的階段，隨後卻停留在那裏，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對整個人類並未帶來什麼益處。它們如同一個個隔絕的、孤立的湖泊。反之，世界上只有一股寬廣、充滿活力的河流，從一開始就承受了未來的應許。這股河流起源於以色列，穩定不斷地從東流向西，從近東到西歐，又從英倫三島到北美大陸。對應在王志勇的生命中，也有過一段「出埃及」的漫漫長路——當日內瓦的燈光點燃他的眸子，他從中國遠赴美國求學，然後成為華盛頓郊區的主恩基督教會的牧者，這是多麼神奇的信仰之旅！

　　目前，中國、香港和臺灣的公民運動和社會轉型都處於千鈞一髮之際，雖然三地處境各不相同，但華人基督徒和華人教會都將迎接相似的挑戰：作為一種世界觀的、整全性的基督信仰，如何實現個體生命的更新和自由的提升，以及社群的民主的拓展和人權的落實，進而讓社會結構、文化生態與道德倫理等各個方面都符合聖經中「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的描述？

　　這就是王志勇寫作此書的初衷所在，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同時從聖經神學和歷史神學的角度，闡明了基督教公共神學的基本特徵，分析了基督教及其公共神學在西方和中國的發展，強調我們應當突破狹隘的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從世界觀和文明論的角度全方位地探索、實踐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真理體系，從而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和中華文明的更新提供整全的藍圖。」這是他願意用一生去追求的、激動人心的異象。

　　神學和公共神學的重要性

　　加爾文堪稱新教公共神學之先驅。王志勇這本論綱式的公共神學論文集，有一大半篇幅都圍繞加爾文的神學思想及其在當下華人教會的應用展開。唯有加爾文神學，才能歸正華人教會中謬種流傳的、「道教化」和「佛教化」的「變種基督教」或「神秘主義基督教」。基督信仰不是避世的信仰，乃是入世的信仰。基督信仰不是軟弱的信仰，乃是剛強的信仰。加爾文主義認為，既然上帝為所有的生命預定了規律與法則，萬有都當絕對順服上帝。那種華人世界中很常見的「躲藏在密室裏、局限在教會裏」的宗教，為加爾文所憎惡。

　　有了正確的神學框架，才會有健全的神論、人論、基督論、救贖論和教會論，教會和基督徒才能在這個黑暗世界中成為明光照耀的榜樣。如果說「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華人教會是亟待救治的「病夫」，那麼加爾文主義就是不可缺少的「藥引子」，加爾文主義以聖經真理改變人心，亦改變世道，正如凱波爾所論：「惟有加爾文主義為我們獲得了，並以憲法保障了我們的民主權力。當年自發地從歐洲開始的那個偉大運動，促進了科學和藝術的興起，開創了商業與貿易的繁榮，美化了家庭與社會生活，造就了中產階級受尊重的地位，促成了慈善事業的蓬勃興起，並且在這一切之上，以清教徒的嚴肅來提倡清潔、尊貴的道德生活。」那才是信仰的復興，以及由信仰復興帶來的社會的變革。

　　這是華人教會應當好好補上的一課。教會不能遺世獨立，牧師和基督徒應肩負起實踐上帝的公義與慈愛的天職。清教徒時代的牧師都是最具智慧和勇氣的公共知識份子，王志勇也如此起而行道——他是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的簽署者，當北京守望教會遭遇逼迫時亦憤而起草抗議聲明，他深知上帝的律法與恩典、公義與慈愛並行不悖，教會與社會之間也不應當被有形的圍牆隔絕。英國神學家斯托得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論述了基督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他從「彌撒」一詞的古老涵義入手——這個詞來自古老拉丁儀式中的最後一句話，意思是「現在可以散會了」，更通俗地說就是「出去吧」。出去之後呢？就是進入世界中，進入神所造的世界中，進入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所住的地方。「這是基督曾到過的世界，也是他如今差遣我們去的地方。這世界是我們歸屬之地，是我們的競技場，我們在其中生活、付出愛、見證、服事、受苦、受死，一切都為著基督！」是的，若有此種心志與異象，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在地上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來，讓生命成為榮神益人的好見證。

　　走出啟蒙主義的陰霾，沐浴清教精神之陽光

　　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上，加爾文主義的「擦肩而過」，乃是中國近代化歷程最大的缺失。加爾文主義從日內瓦傳到荷蘭，再傳到英國及北美，成為打造邱吉爾所謂的「英語民族」之黏合劑，更成為英美體系之政治、經濟、文化的堅實根基。然而，中國未能選擇這條現代化的坦途，反倒選擇了從法國的啟蒙主義到德國、日本的民族主義再到蘇俄的共產極權主義的激進路徑，由此造成血流成河、屍骸遍地的悲慘結局。

　　對於英美由加爾文主義引導的清教精神與歐陸由無神論主導的啟蒙主義和激進革命之間的差異，凱波爾精準地概括說：「在法國革命裏，自由意味著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認同不信的大多數；在加爾文主義裏，良心自由使得每一個人可以根據他自己的信仰，出於他自己的心來事奉上帝。」與加爾文一樣將神學與法學融會貫通的王志勇牧師，亦總結出加爾文主義政治神學的七大影響深遠的原則：第一，上帝主權——唯獨上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第二，人民治權——上帝把治理的權柄賜給每個人；第三，法治政府——政府必須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第四，個人自治——個人之自治是一切政府的根基；第五，權力分離——立法、司法與執法三權的分離；第六，區域治權——每個區域都各有相對性的主權；第七，地方自治——政府權力的運作須是自下而上。王志勇進而指出：「這些原則乃是教會內外公共組織中實現法治、民主與共和所必須的不可偏離的基要原則。」確實，這些原則不僅對華人教會內部有振聾發聵之意義，更對兩岸三地之社會走向提供了前瞻性的啟發。

　　清末，張之洞等重臣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策略，企圖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挽救迫在眉睫的危機；一百多年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唯有行走在聖經真理中的清教徒的「天路歷程」，才能提供民主、自由和確保人權的「美好社會」之願景。我們在啟蒙主義、無神論和唯物論的陰霾中迷失太久，需要走出這個鬼打牆一般的迷宮，走到清教徒精神燦爛的陽光之下。

　　在那裏，有公義，有慈愛，有上帝賦予人類的不可剝奪之尊嚴；在那裏，「人人皆可因真理，得自由」，正如凱波爾所論：「加爾文主義不僅譴責奴隸制、種姓制，也譴責對婦女和對窮人的奴役；不僅反對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制度，也反對一切貴族特權。由此可知，加爾文主義對生活的解釋必定是民主的。它宣導各國的自由，致力於在政治上、社會上承認、尊重、公正地對待每一個人，原因是每一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在這個意義上，王志勇牧師的這本公共神學論綱，值得每一個關心華人教會和華人社會未來走向的讀者悉心閱讀、沉思默想。──中國基督徒作家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