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黑暗之後是光明：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與華人教會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前言

王志勇　牧師

　　轉眼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已經過去，我們確實應當訪問古道，通達時務，追問宗教改革的真精神是什麼？宗教改革所推動的世界觀和文明論是什麼？華人教會如何繼往開來，公正、公義的社會制度的建立作出貢獻？這是一切愛主愛人的基督徒都應當迫切關注的主題。

　　在教會歷史上，英美清教徒既注重純正的教義，也強調敬虔的生活，更把信仰和生命落實在對社會公義的追求上，代表著宗教改革的精華。故而，華人教會尤其需要補上這一課，承擔「治理全地」的使命，讓教會成為世界的光與鹽。

　　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教授陳佐人牧師以文本比較和分析的方式，闡明了路德《論世俗權力》與加爾文《基督教要義》最後一章「論公民政府」中的政權論述。今日改革宗教會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也同樣面對激進革命與漸進改良之爭，教會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忠心地傳講悔改與和解之道，仍然是巨大的挑戰。

　

　　劉仲敬弟兄考察了「長老會在蘇格蘭和海外的共同體構建」，把社區稱為「基礎共同體」，把民族國家稱為「政治共同體」，而長老會的共同體建構就是圍繞社區建構和政治建構同時進行的。今日教會能否在社區建構中塑造基礎共同體，並且在政治建構中影響到政治共同體的轉型，這也是教會不得不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余杰弟兄從「城市、共和與普世」三大角度闡明了「加爾文的神學與實踐及其對華人世界的啟示」。與其說加爾文主義或清教徒神學是「權利的運動」，不如說是「品格的革命」。沒有攻克己身、效法基督的內在美德和聖徒品格，人一切所行的都不過是宗教、道德、政治等等的表演，此類的假冒偽善在上帝和人面前都沒有任何長存的價值。

　

　　王志勇牧師「改革宗神學與長老會之反思」一文從內部實踐者和觀察者的角度，為中國大陸蓬勃興起的改革宗神學的傳播和長老制教會的建立提出了一些現實性的分析和前瞻性的勸告。

　

　　普渡大學楊鳳崗教授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分析「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基督教」的何去何從。中國會走向「神權政治」嗎？中國會成為基督教國家嗎？這些都涉及到政教關係的問題，是中國基督徒普遍缺乏思考的。

　

　　孫毅教授認為中國家庭教會開始自覺地走向公開化，進入社會公共領域，要使教會發揮「山上之城」的功用。孫毅教授所解析的這種神學思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今日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思考和走向。

　

　　徐頌贊先生從個案和田野調查的角度分析了傳統家庭教會本土宗派、五大家庭教會宣教團隊和新型改革宗家庭教會三大類型的教會，為中國教會在轉型時期指出了「由內及外」的「內在更新的理路」，強調「基督徒從治理自己的靈魂身體甚至密契經驗開始」。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香港教會與香港民主運動」，戴教授本來答應與會，但卻因為香港政局變化而未能成行，就特別發來這篇「戰地」論文，戴教授強調「民主化就是要把人民從專制的統治中釋放出來，並由人民建立起由人民選舉產生、向人民問責的政府來肩負管治社會的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邢福增教授從歷史神學的角度談及「十字路口的抉擇 ---- 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目前的香港已經從英國人統治下相對的文明殖民地變成了中華新帝國下的「再殖民」，教會若非更加主動地進入世界，改變文化，必會更加被動地受到周圍異質文化的侵擾和顛覆。

　

　　台灣郭明璋牧師回顧了「時代與信仰脈絡中的台灣校園團契」。1980 年以後，校園團契面對台灣社會的多元化與世俗化的發展確立了以福音派改革宗所提倡的「文化使命」之承擔來回應文化挑戰，以專業侍奉來實踐文化使命，實現福音使命。這種神學轉型必然使得校園團契更加能夠應對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挑戰。

　

　　施瑋博士指出，受西方理性主義思潮影響的神學愈來愈代替聖經本身，成為教會的基石和框架之後，造成教會內宗派教義紛爭中的『唯我獨正』，和對社會的『失語』狀態」。因此，我們在釋經上不僅應當把聖經視為史學和神學典籍，也當視為文學典籍，從語言文學的角度予以解讀。

　

　　郝青松的論文直接面對「基督教藝術的復活與現當代藝術史的重寫」：當代中國藝術的出路，正如中國社會的轉型一樣，需要宗教改革的大光，藝術領域也當自覺地降服在上帝的主權和法度之下。

　

　　作家阿信考察了「新教傳入與中國近現代活字印刷術的發展」。中國近現代使用的金屬活字都是出自外國人生產的字模，主要是由傳教士製造的。這一研究有力地證明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絕不是摧毀中國文化，而是促進和成全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