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傳統的低稅理想,遇上了財政告急的國家需求。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中國帝制長達二千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系莫屬,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家領袖的帝王。帝王在理論上要拍版定案國家的大政方針,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來為他出主意、擬旨。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就陷入皇權與官僚體系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必未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才型的,不料運行到唐代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向轉折。這是國家 / 君主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唐代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來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經驗,包括《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及《□鐵論》這三個理財文本。但這個財政學知識到了此時,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因此就產生創新的空間,但也遭遇阻力。
這個阻力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面,也有其消極面。在積極面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家;但它的消極面卻是,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連有創意的財政政策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一族。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家這個混世魔王的為害社會沒有兩樣了。
但終究專業技術官僚還是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並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系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出了財經技術官僚雛型出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
作者簡介
盧建榮
中古史專家,專長為唐代財經問題,並涉獵法制史
目前在臺灣提倡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研究、敘述史學與歷史書寫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史學研究所專任教授
曾任: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著作:《劉獻庭》(1978)、《曹操》(1980)、《魏晉自然思想》(1981)、《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1981)、《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1999)、《入侵臺灣:烽火家國四百年》(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2003)、《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200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