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1927：共和崩潰

自序

如果崩潰的不是共和，而是中國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三十五歲的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龍之介在家中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藥自殺，身邊擱著聖經、遺書與遺稿。他厭世已久，一度希望在基督教信仰當中得到心靈解脫，但最終宗教和創作都沒能挽留住他的生之依戀。

　　六年前，芥川曾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視察員，訪問了建國進入第十個年頭的中華民國。他由海路登陸上海，周遊江南一帶，訪遍蕪湖、九江、武漢、長沙，再北上遊歷京津一帶，最後經由朝鮮半島回到日本。在遊歷期間，他不斷為報社提供可刊登的遊記文章，之後集結成《中國遊記》一書。

　　《大阪每日新聞》特意為這系列文稿刊登了一篇頗有吸引力的預告：「舊中國有如老樹橫斜，而其側，新中國好似嫩草，正待舒葉展莖。政治、風俗、思想，中國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與新世界之同類項相互交錯，恰便是中國之興味所在。新人羅素氏、杜威教授刻下之身在中國，非他，亦係為此而情牽意惹之故。我社有鑑於此，近日將於紙上揭載芥川龍之介氏之中國印象記。芥川氏乃現代文壇之第一人者——現今載筆在上海。」

　　芥川曾是古典中國的迷戀者，以為在中國隨處都能遇到李白、杜甫這樣的精彩人物。然而，現實中的中華民國的醜陋粗鄙，讓他瞠目結舌：黃包車夫骯髒、狡猾、古怪，小商小販猥瑣、怯懦、欺詐，不一而足。他為「老大國」的腐朽衰落而傷感，直言道：「在目睹這種國民的墮落之後，如果還對中國抱有喜愛之情的話，那要麼是一個頹廢的感官主義者，要麼便是一個淺薄的中國趣味的崇尚者。」他由此感歎?：「現代中國已非我們日本人在中國古代詩文中認識的中國，而是中國古代小說中展現的世界。這是一個猥褻的、殘酷的、貪婪的世界。」

　　在南京，芥川震驚於這座著名古都的荒涼。太平天國戰亂後，南京再也沒有復原。中國導遊告訴他，這個城市「約有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路旁高大的柳樹、將要倒塌的土牆和成群飛舞的燕子，勾起芥川懷古之情的同時，他也尋思著要是把這些空地都買下來，或許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於是便用一種房地產商的口吻開導中國導遊：「要是趁現在買下來多好。浦口發展起來，地價肯定會暴漲。」

　　在地的導遊拒絕了芥川好心的建議，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得過且過，不考慮明天的事，決不會去做買地囤積居奇那樣的「傻事」。芥川本人也沒有將這個發財計畫付諸實施，不是因為他沒有錢，而是因為看不到中國存有任何希望：「首先不可能考慮。不是被燒掉房子，就是被砍掉腦袋，明天的事沒人搞得懂。這點和日本不同。反正現在的中國人不去關心孩子的未來，而是沉湎於美酒和女人。」

　　如果不是寫在《中國遊記》裡，真不敢相信，一九二一年的南京如此讓人絕望。芥川自殺之時，國民革命軍剛剛攻佔南京四個多月。縱然他是文學天才，卻不是政治預言者，不曾料到次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這個城市因此進入「黃金十年」繁華期。

　　芥川在中國見到許多知名人士。他見到了給「中華民國」起名的章太炎，惟一的感受是「冷」。鱷魚標本的冷，書房的冷，章炳麟自己穿戴和座椅的暖，對照著芥川自己身體的冷。這些冷的詞語成為這篇文章的開頭和結尾，也讓整篇文章冷徹至骨。更冷的是章太炎對中國政治的失望：「今天的中國，遺憾的是，政治上正在墮落。腐敗成風。甚至可以說比清末更甚。至於說到學問、藝術方面更顯得停滯不前。」

　　章太炎已被今天的人們遺忘。不用?中國人，就是拿著「中華民國」身份證和護照的臺灣人，也沒有幾個知道「中華民國」的國名是章太炎起的。我曾應邀到臺灣幾所名校演講，順便詢問在座的大學生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人答得上來。

　　一九零七年，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五號）發表<中華民國解>一文，首次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認為「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他又指出，「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故華、夏、漢，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章氏對「中」、「華」、「夏」等概念的考證和鉤沉，讓那些只愛國不愛真理的人瞠目結舌。

　　章太炎對「中華民國」的想像，並非「共和國」。章氏既不贊同梁啟超、楊度等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派在清帝國框架內「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也不同意革命黨主流論述中「推翻滿清統治，實踐民權主義，成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政綱。一九○八年，章氏發表<代議然否論>一文，聲稱「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為善，滿洲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同時又?，他心目中的理想政體「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

　　章太炎向來主張政治應「依於歷史，無驟變之理」，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名保守主義者。共和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必須有具備「公民美德」的民眾，也就是托克維爾所?的「民情」的支撐。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密爾所?：「代議制政體就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使社會中現有的一般水準的智力和誠實，以及社會中最有智慧的成員的個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對政府施加影響，並賦予他們以在政府中較之在任何其他組織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響。」然而，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公民社會，民眾缺乏民主的生活習慣。所以，章太炎認為，若中國突然實行以代議制和共和政治，必水土不服、天下大亂。民國初期政黨政治和國會運作的失敗，證明章氏頗有先見之明。

　　另一方面，章太炎在日本接觸到二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成為清末最為強勢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他認為，共和理念、代議制無助於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今之務在乎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在此背景之下，如果為了推行代議制而實行美國式的聯邦制，將會人為地製造各地相互隔閡，特別是「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顧有反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這樣的區域如果擁有過多自治權利，「中國認同」將會進一步稀薄，極不利於維繫國家統一。換言之，章氏主張，只要中國能成為有效運作的大一統國家，可以暫時犧牲共和、聯邦等理念。

　　然而，民國以來的現實恰恰是，「國家，民族，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進入二十年代，章太炎受升級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共產主義——赤化中國之刺激，不得不猛回頭、急轉彎，成為知識分子中鼓吹聯省自治的最強音。不過，他的話已沒有人聽，就連他的學生魯迅都對「落伍」的老師冷嘲熱諷。

　　章太炎對何謂「共和」知之甚少，孫文對更是對此一無所知。如果?章太炎反對共和，一部分是出於他對中國歷史傳統和國民素質的準確評估，另一部分則是學識上的欠缺——他只有留日經歷，沒有到過歐美國家，對西學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學所知有限；那?，孫文反對共和，則是出於獨裁者的私心，孫文寧願將蘇俄引狼入室，也要用暴力顛覆北京政府——他對失去的大總統職位念茲在茲，不惜一切代價奪回來，即便是名不正言不順的「非常大總統」也要拿過來「過一把癮就死」。還是在旅日期間就與孫文爭鬥的章太炎對其為人最瞭解，孫文去世之後，章太炎題寫了一副挽聯：「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這是對孫文最真實的蓋棺定論。

　　一九一六年七月，孫文在上海作了一場題為《中華民國之意義》的演講，他說：「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義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為僕研究十餘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以為自足。」孫文認為，共和國體雖是盛行於歐美的一種代議制政體，仍有其弊病，中國不能東施效顰，中國的「創制」乃是「主權在民」式的大民主——其實這不是中國或孫文的「創制」，而是從馬克思和蘇俄那裡偷學而來。

　　孫文的理想是在中國實施「直接民權」，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當然，首先必須經過漫長的軍政、訓政兩個階段。孫文認為，這是「中華民國」之所以定名為「民國」而非「共和國」的根本原因，其英文的表述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跟後來確定的英文譯名「Republic of China」略有差別。

　　顯然，孫文更願意張揚一種虛幻的「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人民主權原則」，他認為這一原則超越代議制：「更有進者，本黨主張之民權主義，為直接民權。國民除選舉權外，並有創制權、復決權及罷免權，庶足以制裁議會之專制，即於現行代議制之流弊，亦能為根本之刷新，由此，這『中華民國』中的『民』字絕對是核心內容，不可不用。」孫文真正的心裡話是：廢掉議會，由我獨裁。主權在民，但民如嬰兒，我這是保姆，所以保姆可以代行民權。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孫文在廣州為全國青年聯合會所作演講中，再次提及這個問題：「『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兄弟從前創稱的，這個名詞到底是什?東西呢？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人為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為主。」這裡，孫文不僅厚顏無恥地篡奪了章太炎對「中華民國」的發明權和命名權，而且用「全民主權」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對青年洗腦。

　　孫文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而是中華民國的顛覆者，他的前半生顛覆清帝國，後半生顛覆中華民國，一生都在顛覆之路上。他的學生蔣介石則幫他完成了顛覆正宗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使命。

　　中華民國的顛覆者絡繹不絕：中共首任總書記、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自稱「終身的反對派」，不過，其晚年反對的對象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他一手創建的共產黨；二十三?當上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經歷了一九二七年清共的血腥屠殺之後，變成毛澤東口中「開鋼鐵公司」的無情漢，一九八九年揮手下令天安門屠殺的原因可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年輕的邊緣知識分子和「多餘人」彭湃，唯有靠著殺人如麻並煽動溫順的農民成為跟他一樣的屠夫，才找到其存在價值；「美女作家」丁玲如同飛蛾撲火般投身「大革命」，從「文小姐」變成「武將軍」，在革命大潮中轉換的，不僅是性別，而且是階級。這些顛覆者與蔣介石一樣，顛覆的是「共和」，而非「中國」。

　　在「革命」與「反革命」光譜的另一邊，是動刀動槍的武夫。留德歸來的砲兵專家段祺瑞，若只是作砲兵司令，或許能勝任，但他偏偏成為袁世凱之後的北洋共主，輕率地廢除<中華民國約法>，為北京政府自掘墳墓；桂系年輕將領白崇禧，對國民黨宣揚的革命學說一知半解，在北伐路上大展拳腳，從南京打到北京，意氣風發，卻迎來桂系盛極而衰的轉折點；北伐兵鋒所指，中共的農民運動將傳統鄉村攪得翻天覆地，當農民運動淪為「痞子運動」、前線官兵的家人危在旦夕之際，駐軍長沙的許克祥少將沖冠一怒，馬日鏟共，打響國共分裂的第一槍；遠在西北的回族騎兵將領馬步芳，對東南和中原的戰局絲毫不感興趣，一心打造鐵馬冰河的馬家軍，待來日青海建省，就當仁不讓地成了「青海王」；在另一端的雲南，經歷了一場與死亡擦肩而過、並讓其失去一隻眼睛的政變，龍雲如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此後對雲南的統治，比蔣介石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還要穩當。

　　有一群人守護著中華民國，守護著他們珍愛的生活方式。北京政府末代總理顧維鈞，有理有據地為弱國贏得外交勝利；被稱為「財神」的梁士詒，苦心推動中央財政管理的現代化卻不被人理解；文學家周作人是「五四」那一代知識人中思想最深邃的人文主義者，他的文字與精神讓新文化運動多少具備幾分「文藝復興」氣象；京劇藝術家孟小冬，經過「余（叔岩）門立雪」，終於再上層樓，成為一代京劇大師，女扮男裝的她讓男扮女裝的負心漢梅蘭芳為之黯然失色。

　　有一群人為中華民國開風氣之先。榮宗敬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代成功的企業家，經營麵粉和紡織業，他自豪地?，從衣食上講，榮氏擁有半個中國；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女星楊愛立，在上海與好萊塢之間奔波和尋夢，上海比好萊塢更歡迎她；北京女子師大的女學生呂雲章，目睹了同學劉和珍的死難，反倒大無畏地成為國民黨第一批女幹部；藏、漢、回混血的弱女子劉曼卿，以南京政府第一位赴藏特使的身份，一路披荊斬棘，回到童年生活過的拉薩，受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破例接見。

　　還有一群人，為自己或為其所屬的族群尋找新的出路。堅守「清遺民」身份的詩人和書法家鄭孝胥，視民國為敵國，希望在日本幫助下，與退位的皇上溥儀一起到關外建立王道樂土的「滿洲國」；自學成才的哲學家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到貧困的山東鄉下推動鄉村建設運動，然而改良的步伐永遠追不上革命的浪潮；在國共彼此廝殺的夾縫中，從日本盜來「新村運動」火種的傅柏翠，在福建山高皇帝遠的古蛟地區打造了一處「不國不共」的「桃花源」；雖不是最富有卻最有影響的上海商人領袖虞洽卿，汲汲於「商人政府」的理想，卻沒有料到他幫助過的青幫小弟蔣介石早已不是吳下阿蒙，國民黨對商人的苛捐雜稅、吸骨吮髓，將超過北洋政府百倍。尋路中國，路在何方？走的人多了，腳下卻還是沒有路。

　　也有一群各懷異志的外國人，興緻勃勃地加入這盤大棋局。此時的中國不再像一八四○年之前那樣閉關鎖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德國退役軍人馬克思·鮑爾，在文治的威瑪共和國找不到施展拳腳的舞臺，千里迢迢到中國來幫助蔣介石將民國打造成軍國，德國顧問訓練出來的國軍，大致可以安內——先後擊敗紅軍和其他軍閥的挑戰，卻不足以攘外——無法抵抗日軍的雷霆打擊；在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上，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還只是一個小角色，作為溫和派、英美派，日後遭到漸入瘋狂的軍部排斥，卻倖存下來，戰後以首相身份帶領日本實現復興；印度與中國是兩個彼此最不瞭解的亞洲國家，在蘇聯主導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印度人羅易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到中國指揮革命，卻因誤解中國而一敗塗地；南方軍隊攻入南京並製造「南京事變」，讓美國傳教士的女兒、不甘於金陵農學院教授夫人身份的賽珍珠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逃難，反倒找到自我，開?文學創作之路，以描寫中國的巨著《大地》榮穫諾貝爾文學獎。他們的「中國夢」，或成功，或失敗，像五彩斑斕的馬賽克那樣鑲嵌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之中。

　　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畢竟還是崩潰了，連寫在紙上的那一部分憲政共和理念也如煙逝去。

　　一九二八年，歷史學家黃仁宇不滿十歲，清黨的旋風，刮進其家鄉湖南長沙。他親眼目睹一隊男女被五花大綁，背上插著「姓名標子」，上書「斬決共匪某某」，名字上以紅筆一劃到底，已經「朱點」過了。為首的一人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喊得聲嘶力竭。後頭還有身著水紅色內衣的幾位二十歲上下的女子。這些人，被兵押著，走著他們的末路，直到長沙的「教育會坪」。就在那兒，他們被斬首示眾。據報上消息，長沙的「鏟共空氣為之驟張」。

　　黃仁宇的「鈞舅」，即「五姑外婆」的兒子，成為犧牲品之一。「鈞舅」不是登記在冊的共產黨員，只是參加過左翼團體的集會，在學校裡發過激烈的言論，就被歸入共產黨的行列。他不願意自首，不願意出賣別人，被捕後，遭受了淩辱虐待，然後被處決。黃家上上下下都瞞著老太太。老太太很久沒有見到兒子了，大概心中有所感觸，在火爐前烤火時，兩眼空空，喃喃自語。

　　多年之後，黃仁宇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書寫這段歷史，下筆沉痛：「從人本主義的立場來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和以後的殘暴行動當然是革命過程中之悲劇」；「四月十二日之事變及以後清黨之行動誠有其黑暗一面，無人能為之洗刷」。然而，「白色恐怖」之後的「赤色恐怖」，更是變本加厲、血流成河。有多少母親，在暗夜裡，為再也見不到的孩子哀哭到天明？

　　晚年的黃仁宇試圖以黑格爾「存在就是合理」的歷史決定論來解釋中國必須經歷的「長期的革命」，他認為這是一種「公眾之志願」，犧牲者只是「生不逢時」罷了。我不同意這種解釋，邪惡的革命絕不合理，也絕非不可避免。一九三○年代以後，中國暴力肆虐是有原因的，它源於一九二七年共和的崩潰。

　　我對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看法，也與章太炎迥異。章太炎最擔心的是沿海地區快速西化，拋棄中國傳統，掙脫中央控制。我反倒認為，分裂才是中國的出路：如果一九二七年崩潰的不是共和，而是中國，那?希望和轉機就誕生了。中國的首要問題是太大（面極廣、人口多），大到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的地步，大到讓章太炎認為無法實踐共和制度的地步。那?，如果中國崩潰後形成三、五十個甚至更多「小共同體」，足夠小，就足夠美善，彼此相安無事，不必征戰不休。虞洽卿和榮宗敬的上海，陳炯明的廣東，白崇禧和李宗仁的廣西，龍雲的雲南，鄭孝胥、川島芳子和溥儀的滿洲，馬步芳的青海，盧作孚的重慶，傅柏翠的福建古蛟，梁漱溟的山東鄒平，穆罕默德·伊敏的東突厥斯坦，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劉曼卿的圖博，德王的南蒙古……這些地方若能和諧共生，將是一幅多么美好的「非戰之諸國」的圖景！

　　而且，每一個「小共同體」內部，實行「共和之治」，就像以共和、民主、理性之原則建立的城邦共和國雅典那樣，在公民大會上決定重大公共事務，以「數人頭」取代「殺人頭」，就不會有一九二七年及其之後發生的一系列悲劇：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康有為遭毒殺、李大釗被絞死、汪壽華被活埋，以及無數像黃仁宇的「鈞舅」那樣的「無名氏」，身不由己地成為「革命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大時代祭品。

　　個體的性格決定個體的命運，國族的性格決定國族的命運。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說過：「哪一種治理方式最適合於人民，必須由他們的共同性格和民情決定。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也不該決定它。」一九二七年，中國沒有崩潰，共和崩潰了，大部分中國人選擇了一條萬劫不復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是中國人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今天的中國人還在承擔此一選擇的苦果。

　　而要擺脫大一統、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的「地獄國」處境，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首先需要完成一場心靈和思想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