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2.0
寫在韋伯逝世百年紀念之前
對華人而言，數字九九是吉利的，也因此有九九重陽節。巧合的是，對全球的社會（科）學可能也是如此。韋伯辭世後的九十九年裡，社會（科）學界剛好多添一位想效法韋伯的人物。若要細數韋伯在社會學奠基工作上所做的努力，恐非一朝一夕可及，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學者願意傾畢生精力來研究韋伯的學說，而且，這樣的人，不僅在西方，在東方同樣不難找到。
如沐春風，在閱讀大師傑作的時候，想像著若能從學於韋伯，那麼，人生將了無憾事。當一個世紀過去，或許批評韋伯的聲浪會逐漸擴大，然而，若與讚美、推崇大師的美詞佳言、驚嘆句相較的話，讓人覺得學者的批判力似乎適用於韋伯以外的人身上。近百年來，韋伯集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社會學家於一身，同時身為社會學古典三大家之一，其名氣之響亮，概無出其右者。這麼說，韋伯的確是社會學界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只是，筆者謝某選擇以負面的角度出發。
但筆者深知， 韋伯同時也是東、西方歷史比較研究之巨擘，特別是東方（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想要瞭解十九世紀西盛東衰之主因的學者們，韋伯這位歷史研究大師的確是不可多得的啟蒙者，他提供能令人折服的理由。概括而論，韋伯給我們的答案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然，這是東方所欠缺的，如此一來，造成東、西方社會的區別，而這得從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談起。韋伯告訴我們正是這樣，加上他聲譽卓著，所持的論點事實上並未經過歷史檢驗，然而，大多數人寧可選擇相信，因為這可能是最保險的方式，學者或許想到，蕭規曹隨，在往後學術發展上能夠比較順利些。可是，問題關鍵在於，韋伯對東方社會所知甚少，東方（中國）的學者卻反過頭來虛心向韋伯學習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世界。換句話說，東方學者竟然還得透過韋伯（或西方人）的眼睛才能看得清東方世界。而這正是其學說弔詭之處。
為了解釋「資本主義」乃是西方所獨有者，必須讓不同於東方的西方看起來更有「獨特的」性質。此時，韋伯碰巧發現一個有趣的概念性工具並且將之優化，那就是理念型。
聽說，這種工具可以「化繁為簡」並且還能「執簡馭繁」，讓學習社會（科）學者不至於在複雜紛呈的問題上難以著手。於是，我們有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兩個關係匪淺的理念型，有人還說後者是前者的化身，但重點在於，歷史上一個連韋伯也無法確定的時間點上，獨特的「資本主義」在西方誕生了，並且與所謂「理性化」、「除魅化」的過程一致，這些都「只能」在西方世界發生，後來，西方開始向外擴張，也毫不吝嗇地將原來只有西方社會所擁有的，分一些給東方。理念型之「執簡馭繁」能力確實超卓，可以將近代歷史簡化成如此俐落，這讓人難以理解，不過，更費解的是，還許多人篤信不移。感覺上，人們好像不再需要嚴謹的社會（科）學，而需要大師帶領我們走到某個地方，但卻無人在意去那兒到底要做什麼才好。當然，韋伯所以能成為大師，絕不可能只因為善用理念型這個工具而已，其他諸如價值中立、客觀性，歷史研究與理念型對話之重要性等等，也都緊緊地抓住學者的目光。
先前，在拙著《社會學囧很大[1.0]》已經證明身為歷史比較分析的前輩韋伯，其實對東方所知甚少，這或許不難想像，受限於當時圖書典藏與文字翻譯工作，他也應該被原諒，特別是面對為數眾多的韋伯粉絲（fans）們。在這本續集當中，我們將會看到，韋伯對西方世界好像也不是知道太多，這倒頗令人驚訝，尤其是其死忠粉絲（鐵粉）們應該需要更多時間來調適身心。本書作者認為，韋伯為了成就其迷人的理念型，甘願受其魅惑，進而棄許多重要歷史「事實（事件）」於不顧，當然，也唯有如此，理念型才能更臻完美。
在這個紀念韋伯逝世即將屆百週年的日子之前，也就是在第九九年之時，能夠讓本書的撰寫工作告一段落，筆者為自己感到欣慰。更不能忘記的是，應該感謝五南圖書的同仁，再次因不忍拒絕謝某而接受稿件，付梓成書。其次，特別向廖育信博士致上最高的謝意，這些年來，總在百忙之中撥空潤飾筆者謝某稍嫌凌亂乏味的文筆，想必能為讀者增添不少樂趣。另外，應該也要感謝台灣高鐵公司，幾個月以前，某次乘車北上，不知怎麼，當天車內特別安靜，適合思考，這經驗相當難得，本書最初的想法即在當下完成。最後，內子淑芳與兒子耘非平安健康地陪伴筆者度過每一天，因此而能專心在寫作上，感謝之意，溢於言表。
古諺有云，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謝宏仁
輔仁大學羅耀拉大樓三○二室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