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譯本序
十八世紀下半期開始的英國產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已經全部完成。機器生產逐漸排斥了手工工作而在國內取得了統治地位。在這期間， 英國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 資本主義(Ca p i t a l i sm)的工業企業大批出現。與此同時， 英國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即勞動階級)︶隊伍也在不斷成長和壯大。但是，英國的產業革命給廣大的工人所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極端的貧困和深重的苦難。機器生產使廣大的小生產者陷於破產，使農民群眾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們之中除了一部分進入工廠直接受資本家剝削外，其餘的變成了失業的常備軍，經常在饑餓邊緣掙扎。同時，新的工業裝備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雇用大批的女工和童工，並對他們進行極其殘酷的剝削。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是十分艱苦的。他們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弄得精疲力盡，而所得到的報酬卻很微薄，僅夠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的居住條件同樣也很惡劣，經常是一家數口擠在一個十幾平方公尺大小的房間裏。由於過度的工作，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現象十分嚴重。至於失業工人的境況更是非常悲慘。
失業、貧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長期對法戰爭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後果，都促使英國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由內心的不滿而逐漸發展為自發的鬥爭。不過，工人們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認識到自己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歸咎於機器。因此，有一個時期，特別是在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間，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達到了相當廣泛的規模，直到一八一九年的工人運動之後，英國的無產階級在現實的教育之下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不幸並不在於機器，而在於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
以上就是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者約翰•格雷(John Gray)思想觀點形成的歷史背景。
約翰• 格雷一七九八年生在蘇格蘭， 卒於一八五○ 年。幼年家貧，十四歲時就因生活所迫離開學校，到倫敦的一些大工廠和大商號中工作，開始獨立謀生。由於工作關係，他到過英國的許多地方，結識了各行各業的不少人士，有機會親眼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和廣大人民生活的貧困。後來，格雷對他所接觸到的這些實際情況進行獨立思考，並且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具有鮮明特色的思想觀點。他曾這樣說：「我自己的一些觀點，無論全部或局部，都非剽竊自任何人的。」雖然，格雷在他活動的初期，曾經贊同並宣傳歐文的一些觀點，可是在某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始終同歐文(Robert Owen)有著嚴重的分歧。
一八二五年，歐文的忠實弟子亞伯拉罕•寇耳布在格拉斯哥附近創辦合作公社，格雷起初很想加入，後來由於在所有制的問題上同公社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結果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就在同一年中，他卻寫了一本 「專門為了捍衛歐文計畫」的著作。這本書就是《人類幸福論》。
《人類幸福論》是英國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最卓越的文獻之一。由於它具有濃厚的革命氣息，同時又寫得深入淺出，文筆動人，引用的史料豐富詳實，因而成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英國工人們最喜愛的一本讀物。
格雷在《人類幸福論》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對幸福的看法。他認為人的需要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種是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現身為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所；後者表現身為人都具有求知欲。他說，在這兩種自然的需要沒有獲得滿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著，格雷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在物質需要上得不到滿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滿足。因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窮人都是不幸的。
正如英國別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歐文、湯普生(Wi l l i a mThompson)和布雷(John Francis Bray)一樣，格雷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也是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價值學說作為武器的。格雷特別強調「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適的一切東西，都是人類的勞動創造出來的。」他把社會上每一個不參加生產工作的成員都叫做非生產者。這些人中除了向社會提供有益服務的醫生、藝術家和教師外，絕大多數都是無益的成員，他們都是靠生產階級而生活，也是向這一階級所徵收的「直接稅」。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越是把自己的勞動貢獻給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視，而越是能夠靠自己的財產來支配別人勞動的人，卻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認為這種現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中，必須把這種情況整個顛倒過來。
在舊社會中，工人雖然創造了一切物質財富，養活了整個非生產階級，而自己卻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據格雷看來，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們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勞動產品。在這裏，格雷引證了英國統計學家科胡恩的著作，指出英國生產階級在一八一二年生產了總數約為四億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零三百七十二英鎊的財富。生產階級中的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婦女和每一個兒童本來平均可以分到五十四英鎊。然而，他們實際上只從其中取得十一英鎊，也就是說，只取得他們本身的工作產出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其餘的部分都被非生產者用地租和利息的形式所奪走。
接著，格雷尖銳地批判了地租和利息的剝削性。他說，既然工作是財富的唯一基礎，那麼地主不參加任何田間的工作，到時候卻把別人的工作攫為己有，「這就是極大的不公平」。同樣地，他也譴責奪利的不義性。他認為，奪利是一種「用雖然合法但不公平的手段叫別人供養自己吃閒飯的方法。」因此，他要求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讓工人有可能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勞動財富，並用自己不需要的一部分工作產出去交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格雷斷言，如果每一個男人、婦女和兒童每年再得到近四十英鎊的收入，那麼，他們就能夠綽綽有餘地購買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自然，他們的生活也就會過得十分愉快。
格雷的《人類幸福論》最有價值的一面， 在於它論證了價值是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創造的價值絕大部分都為不參加生產的資本家和地主攫為己有，指出這是同以公平交換為前提的價值規律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從而要求把工人所創造的財富全部歸還給他們。正如恩格斯對整個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所說的那樣，格雷也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以攻擊資本主義生產的。
但是，我們在《人類幸福論》中也發現了作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格雷的一般歷史侷限性和他的階級侷限性。
我們知道，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從來都不認為自己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者，而是以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利益代表者自居的。他們宣稱，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階級的生活，而且還要改善社會上養尊處優的那些成員的生活。這一點在格雷身上表現得最明顯不過。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剝奪去將近五分之四工作產出的生產者生活的貧困，另一方面卻又憐憫剝奪他人工作產出的非生產者處境的困難，認為在充滿了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人階級得到的財產數量，是他們的服務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債主和房東得到的財富，是他們靠借貸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在格雷看來，連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中不但要取消剝削，讓工人得到自己的全部工作產出，而且還應該廢除競爭，以便讓商人、債主和房東得到最大數量的收入。格雷這種同時要改善兩個利益完全對立的階級之狀況的想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無產階級的世界性歷史使命，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對政治鬥爭採取否定的態度，是整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共同特點。這種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現得很突出。格雷雖然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他卻把剝削制度同剝削者嚴格劃分開來，認為剝削的過錯在於制度，而不應歸罪於任何一個個別的人，甚至任何一個階級。因此，在他看來，「對於一個由於他無力判斷的情況而偶然處於壓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懷有一點點的敵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
從這一種觀點出發，格雷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他說：「我們最不贊成採取暴力手段來消除貧困；我們相信，暴力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達到長期的改善。」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社會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進行任何政治爭論，甚至應放棄向議會遞交請願書的權利。在格雷看來，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說明目前制度的錯誤，並且提出一個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政治鬥爭就可以從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由此不難理解，列寧為什麼把整個烏托邦社會主義叫做「非政治的社會主義」。
除了上面所說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固有的歷史侷限性外，在格雷身上還存在著由於強烈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所產生的階級侷限性。這一點也是格雷同歐文發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歐文把私有制看作人類一切災難的根源，因而堅決主張加以廢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卻主張保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說要保存小商品生產的條件。他說：「這裏所談到的計畫，和歐文先生的計畫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將是有益的，它會向全世界證明，利益的一致跟個性和跟財產的差別完全是並行不悖的」。這幾句話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見解。
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大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都把按照社會主義合作的方式來組織生產看作一項首要任務。他們力圖透過提高工作生產率的途徑來消除社會的貧困，從而達到改善社會全體成員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卻從深受市場價格波動之苦的小生產者之利益出發，把組織流通擺在首要的地位。他認為，「只有徹底改革商業制度才有可能使人們得到重大的福利」。正是這一種觀點促使格雷後來在《社會制度》一書中提出「勞動貨幣」的學說，企圖在不觸動所有制的基礎上用「勞動貨幣」來克服商品銷售的困難，消除所謂貨幣對於商品的權力。
不過，格雷上述的錯誤見解，在《人類幸福論》中還不曾形成有系統的理論。在這本書裏占主導地位的，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和對人剝削人之現象的揭露。正是基於這一個理由，格雷的《人類幸福論》一直被看作是英國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一本優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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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一民
一九六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