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瑞典那端的林格茲告訴我，我將與瑞士籍的友人兼同事辛克納吉（Rolf M. Zinkernagel, 1944-），共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獎原因是我倆在二十多年前得到的一項發現。他也警告我說，只能給我們十分鐘通知家人，之後他就要對外公布得獎名單了。同時他還很輕描淡寫的補上一句，我們家的電話線將會變得很忙碌。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我們真是有點兒呆住了。
十三歲進高中後，情況終於改善許多。那是一所全新的高中，剛剛成立，因此沒有舊生立下的規矩，沒有了不起的圖書館，也沒有學生社團。但是有一群大學畢業的老師，致力獻身於國民教育，是他們解救了我。我進入升學班，打下扎實的物理、化學與數學基礎，同時也培養出對歷史、經典名著以及英文劇作的愛好。我第一次接觸外國文化，就是在高中的法文課。雖然現在我的法文說得零零落落，閱讀能力也不太好，但能浸淫在法國歷史與文化中，令人大開眼界。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當選了法國醫學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的海外院士，為此我深以為榮。
完成愛丁堡的研究後，我的長程目標是進入墨爾本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擔任獸醫研究員，那是大型的國家級應用科學研究機構。但是我得先前往坎培拉澳洲國家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學習細胞免疫，才能更了解宿主對病毒的反應，而當時我原以為這安排只是暫時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