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2003年，在牟宗三先生辭世八年之後，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牟宗三先生全集》，共33冊。這是當代儒學研究的一大盛事。其中，收入第25及26冊的《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是由筆者和黎漢基先生負責編輯的。當年的網路不像現在這麼發達，為了蒐集牟先生早期的著作，筆者曾親赴美國東西兩岸的大學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及北京的若干圖書館，並且得到不少大陸及香港學界朋友的協助。蒐求所得極為豐富，共得68篇，排版後超過一千頁。當時筆者雖然不敢保證無所遺漏，但估計遺漏的文章不會太多。
不意《全集》出版的次年，即2004年，當時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目前任教於浙江大學哲學系的友人彭國翔教授偶然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發現牟先生撰寫的兩萬多字的小冊子《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臺北：招商局訓練委員會，1952年3月），並將全文影印給筆者。筆者在參與《牟宗三先生全集》的編輯工作時，根本不知道有這份材料存在，也從未聽到牟先生提過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可能是當年招商局訓練員工時所使用的政治教育教材。由於它不對外公開發行，故不為學界所知。彭教授特別為這份新發現的材料撰寫了〈牟宗三的共產主義批判─以《全集》未收之《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為中心〉一文。筆者便安排將此文連同牟先生的《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全文刊登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9卷第3期（2009年9月出刊）。
及至2011年，當時的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碩士生李強先生（目前任教於西安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又藉由網路發現牟先生早期一批未收入《全集》中的文章。李強先生除了提供筆者這批資料的原始照相版之外，還將部分文章轉成了Word檔。但是這批材料極為雜亂，尤其是署名「光君」的若干文章很難斷定是否出自牟先生之筆。「光君」是牟先生早期常用的筆名之一。筆者當時的研究工作極其繁重，加上罹患糖尿病與梅尼爾氏症，體重暴跌20公斤，經常耳鳴、暈眩，實無餘力處理這批材料。但筆者還是委託研究助理吳明峰先生校訂李強先生所提供的Word檔。
2017年8月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董志威先生也藉由網路發現牟先生早年一批未收入《全集》中的文章，而將這批文章及其Word檔傳給筆者。在這批文章中有部分文章與李強先生所提供的文章重複。筆者便將李強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傳給他。他將這兩批材料加以彙整，並將李強先生所提供的三篇文章由照相版轉為Word檔。更重要的是，他對這兩批材料加以考證，剔除了其中顯然非出自牟先生之筆的材料後，共得35篇，約20萬字。董先生的考證極有說服力，經筆者與他反覆討論後定稿，即〈《牟宗三先生全集．早期文集》佚文考〉一文，今收入本書中，作為導論。這批新材料之發現，主要得力於這十幾年來網路搜尋功能之快速發展。
除了以上的35篇文章外，本書亦收入彭國翔教授所發現《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並收入其〈牟宗三的共產主義批判─以《全集》未收之《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為中心〉一文，作為本書之附錄。同時，筆者委請研究助理王又仕先生負責編輯、校勘及排版的工作。故本書之出版可說是兩岸學者共同努力與合作的成果，對於關心牟先生思想與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者特別具有參考價值。
近年來，大陸儒學界流行「港臺新儒學是心性儒學，大陸新儒學是政治儒學」的二分法。彭國翔教授最近著有《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一書，其構思雖早於這種二分法提出之前，但在客觀上有力地反駁了這種偏見。持此論者恐怕都未全面研讀過牟先生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文字，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因為在牟先生早期的著作中，討論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文章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出他早年對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懷；而正如彭教授該書所示，牟先生這一關懷也是貫徹終生的。筆者相信，本書之出版有助於澄清這種偏見，使研究者能更全面地把握牟先生的思想。
李明輝
中華民國111年5月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