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版序
《在冷戰的年代》是繆思為我生的第九胎。
那時我正在壯年，但世界正在動亂。海峽的對岸，文革正劇，劫火熊熊裡，只摀著同一張面孔，同一冊小紅書。海的對岸，越戰方酣，新聞圖片裡聞得到僧尼自焚的焦味。這些，都記錄在我的詩裏。同時，我壯年的靈魂在內憂外患下進入了成熟期，不但趕於探討形而下的現實，形面上的生命，更趕於逼視死亡的意義。這時自我似乎兩極對立，怯懦的我和勇健的我展開激辯。
中國是什麼？我是誰？那時我最關心這兩個主題。
那時的我，常在詩中擔任一個樂觀的失敗者。這角色常被一種力量否定，卻反身奮戰，對否定再作否定，也就是說，有所堅持，有所肯定。因此那時的詩也往往始於否定而終於肯定，例如〈有一個孕婦〉，或者始於徬徨而終於固執，例如〈火浴〉。有時甚至於在一句詩裏就完成了否定與肯定，矛盾與調和。例如在文革期間，我曾去香港的邊境北望，寫下〈忘川〉，其中有這麼一句：
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
「梅毒」是我對文革的否定，而「母親」是我對中國大陸的肯定。我肯定的是中國之常：人民、河山、歷史；而否定的是中國之變：政體。海外以自由主義自許的讀書人裏面，頗有一些分不清兩者，或是不敢把兩者分清。我寫下這麼一句，自問可以心安理得，面對李杜。我始終覺得有所抉擇有所否定的肯定，才是立體，具體，而滿口「偉大的祖國啊我愛你」式的肯定，不過是平面，抽象。
一個主題，我有時喜歡從正反兩面去探索，想寫出相反相成的兩首詩來。近例是〈松下有人〉與〈松下無人〉。遠例則可舉這本詩集裏的〈雙人床〉與〈如果遠方有戰爭〉；〈凡我至處〉與〈熊的獨白〉。〈雙人床〉的主題是：唯愛情可靠，但〈如果遠方有戰爭〉卻問：愛情足夠嗎？〈凡我至處〉說：掌聲不可靠；〈熊的獨白〉卻說：噓聲不足畏。評論家如果只拈出一首來大做文章，未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隔了十多年再來讀這些「壯作」，覺得其中有一股銳氣，為自己的近作所不及。像〈一武士之死〉中這兩句：
死，是靈魂出鞘的一種典禮
禮成，只留下生鏽的劍鞘
今天我恐怕寫不出來了。可是也有幾首文字不夠自然，欠缺鍛鍊，在新版中已經酌加修改。
《在冷戰的年代》是我風格變化的一大轉捩，不經過這一變，我就到不了《白玉苦瓜》。它是我現代中國意識的驚蟄。但是藍星叢書初版迄今已十四年，未有再版，其間除了出過一個香港版之外，只有部分作品常在選集和評論裏露面。現在可喜「純文學」為它重排新版，年輕一代的讀者當可盡覽全豹。對作者說來，卻有一點回顧展的滋味。所謂「時間的考驗」，大概就是這樣吧？
余光中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