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韓國瑜VS.蔡英文：總統大選與兩岸變局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為未來接受檢驗（節錄）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革命家、思想家、政治人物及追隨者與反對者，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與離合。

　　主持《聯合報》二十年社論，黃年的思維與文字，不僅牽動台灣的政治社會論述，亦常主導兩岸事件與觀點的解讀。尤以提出「大屋頂中國」理論，是他從逾千萬字社論及專欄筆耕、累積數十年媒體經驗提煉而成的兩岸解方，深受各界重視。

　　面對僵局，任何方案不可能無懈可擊，在不完美的各種方案中，設法找出一個相對可以為各方接受的架構。「舊思維」中無法產生「新格局」；正如「舊地圖」中找不到「新航程」。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架構，為兩岸提出了新格局與新航程。

　　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在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台至今，兩岸關係漸成幾近無解的難題。閱讀黃年的大屋頂架構，他解開了兩岸「一個中國」的歧異點，為無解難題找到一套可依循的解法。只有得過台灣所有重要評論獎的黃年，才有這種見解，提出這樣的巧思。他曾自勉要做兩岸關係的尋岸人，現在的關鍵，就在兩岸的舵手，有沒有遠見看出這條新航程？

　　有了大屋頂還不夠，更重要的是領導人的開放思維，因此，二○二○台灣的總統大選至關重要。自一九七九年終止金門砲戰至今，兩岸維持了四十年的和平，和平讓兩岸在各方面的進步加快腳步，兩邊都嘗到了和平帶來的紅利。和平來自於開放的社會。過去兩岸都曾走過閉鎖的政治路，歷史已證明那是走不通的。

　　期待兩岸的領導人，深讀這本書所帶來的和平機會；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們，深思大屋頂中國帶來的新契機。

　　（摘錄自高希均「出版者的話」）

推薦序

用和平民主方式解決兩岸難題（節錄）

馬英九（中華民國前總統）

　　這是一本討論兩岸關係的書。作者黃年兄浸淫此道數十年，經常奔波兩岸，與雙方學者、官員深入切磋觀察。他又長期擔任《聯合報》總主筆，每次發表讜論，都備受矚目。本書分析精闢、研判準確、文字活潑，是關心兩岸關係的人不能錯過的巨著。

　　黃年兄請我作序，盼分享看法以相互激盪。我深感榮幸，在此謹提供從事兩岸工作超過三十年的心得。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留美學成返國，在總統府第一局擔任副局長。到任當天，我與劉垕局長談到臺灣的兩個敏感問題。第一個是「二二八事件」；我認為一定要妥適處理，臺灣才會安定。第二個是臺灣的未來；我認為臺灣沒有獨不獨立問題，只有要不要跟中國大陸再統一的問題。

　　一九八七年開放大陸探親前，我奉　經國總統之命，在總統府張副秘書長祖詒的指導下，草擬探親方案呈送核定實施。我也開始更深入思考兩岸問題。一九八八年七月，我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兼任新設「大陸工作會報」的執行秘書，開始有系統地參與擘劃兩岸政策與法規。一九九一年，陸委會、海基會陸續掛牌；同年十二月，中共也成立對口單位──國台辦與海協會。兩岸官方在隔海分治四十多年後，戴著「白手套」（兩會）開始對話。

　　一九九二年，國民大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兩岸關係不再是「合法政府討伐叛亂集團」（「漢賊不兩立」）的定位；雙方也從軍事對峙，進入和解交流階段。就在這一年，兩岸兩會達成以「一中各表」為內容的「九二共識」。從開放探親起算，一晃三十二年就過去了。

　　眾所周知，二次大戰後美國與蘇聯角力，一九四八年後出現了四個分裂國家：越南、韓國、德國與中國。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德社會統一黨（SED，即共產黨）隨之解散。一九九○年三月，東德舉行自由選舉，西德各政黨均積極參與，兩德統一呼之欲出。同年十月，在美、英、法、蘇四國合作下，以東德五邦身分加入西德聯邦的方式，完成兩德統一。

　　德國的統一，是四個分裂國家中唯一成功「和統」的國家。黃年兄著名的「大屋頂中國」理論，似也可從兩德統一過程中找到蛛絲馬跡，例如「一個德意志，兩個國家」（Eine Deutchland, zwei staaten. One Germany, two states.）的理念。我特別要指出的是，黃年兄建議兩岸統一過程，中共必須「忘掉武統」與「丟掉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論」，又比德國模式更能維護臺灣的安全與民主。

　　臺海兩岸從一九八七年開放人民探親互訪後，交流日趨熱絡，二○○八年我就任總統，開放三通與陸客來臺，每年近千萬人次往返兩岸六十多個航點城市，班機最多時每週高達八九○班，七、八萬家台商投資大陸逾數千億美元，雙方政府簽訂二十三項協議，官員會面已成常態。二○一五年十一月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面，更使雙方和解達到最高峰。相形之下，兩岸三十二年來努力促進和解、合作與和平的成果，顯然超越統一前的兩德與目前的兩韓。

　　但這不代表兩岸已具備統一的條件，變數還是不少。二○一九年一月二日，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的紀念會上，提出「兩制臺灣方案」，對統一的急迫感溢於言表。

　　臺灣的主流民意從一九八○年代以來，一直是支持「維持現狀」，反對「一國兩制」。尤其香港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大陸後的發展，讓臺灣人民看在眼裡，難以認同。二○一九年六月兩次號稱百萬人上街的「反送中」抗爭，更凸顯「一國兩制」在香港大失人心，港人對港府和大陸當局高度缺乏信任。

　　既然如此，我們應如何面對大陸「兩制臺灣方案」的攻勢？只說「No, thank you.」就夠了嗎？

　　二○一八年十一月七日，馬英九基金會舉行「紀念馬習會三週年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研討會」，我在開幕致詞時提出「不排斥統一，不支持臺獨，不使用武力」的建議。

　　二○○八年我就任第十二任總統時，曾提出「不統、不獨、不武」主張，在兩岸經歷十年交流互動後，我將「任內不談統一」，調整為「不排斥統一」；兩者是一脈相承，互不排斥。

　　兩岸是否統一，要看三個因素：民意、條件與時機。茲事體大，如何進行，臺灣內部與兩岸之間都必須有共識。

　　總之，兩岸統一問題，應該循序漸進，才能水到渠成；如果揠苗助長，必然欲速不達。

　　黃年兄對於「統一前�未統一」的兩岸關係，他的想法是「回到『一中各表』」，體現「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這跟我上面的看法十分接近。至於如何統一，他主張「共同締造論」、「不消滅中華民國的統一」、「互統一」、或「大屋頂中國兩制」，我認為黃年兄很有創意，可深入討論並透過民調決定。

　　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與感佩的，就是黃年兄苦勸大陸當局不要再綁在馬克思毛澤東路線上。過去四十年大陸改革開放成功，使八億人民脫貧、基礎建設進步，國民經濟起飛，幾乎已超英趕美，靠的不是馬克思、毛澤東路線，而是走出馬毛路線；若再重回馬毛路線，不但是反潮流、開倒車，更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所以黃年兄希望習近平先生能夠看到他這篇文章，並效法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說法，將之改為「足食、足兵、民主之矣。」

　　我衷心佩服黃年兄的一點，也是長年身為他忠實讀者的觀察，就是每當他提出對兩岸關係的理論與建言，都反映出他身為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深厚情懷，與對中華民族未來及兩岸人民福祉的深切關懷。黃年兄發自至誠，期盼兩岸避戰，和平共榮，兩岸的領導人倘若無此智慧，焉能不愧？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我與習近平先生在新加坡會面時就曾說過，今天兩岸領導人要昭告全世界，我們決心用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爭議。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很榮幸能在黃年兄的大作中分享拙見，預祝本書風行，洛陽紙貴。

　　（摘錄自馬英九推薦序〈用和平民主方式解決兩岸難題〉）

一個孤獨者的呼號（節錄）

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我跟黃年兄的關係是「特殊的報與報關係」，可稱「兩報論」關係。

　　兩報指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一九七○年代兩大報互爭台灣第一大報，爭到最後，兩報老闆互不往來，兩報記者也互以「匪報」視之，類似「黃匪（年）」、「王匪（健壯）」這樣的稱呼，便由此而來；但別誤會，「匪」只是調侃，並非攻擊。

　　然而，在「敵我不兩立」之前，黃年與我曾一度是中時同事。他從《綜合月刊》來，先在《時報周刊》海外版當總編輯，後調專欄組主任；我從《仙人掌雜誌》去，先在人間副刊當主編，後調採訪組當記者。

　　但短短幾個月後，他因一篇署名「童舟」的文章「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茍免的台灣」，未獲余紀忠先生採用，憤而掛冠求去。他辭職當晚，我奉當時採訪主任周天瑞之命，去羅斯福路台大對面的西北火鍋餐廳企圖挽留他，但我癡癡等了一夜，他卻吃了秤砣鐵了心始終未現身，最後我祇挽留住本來準備與他同去的金惟純，黃年揮一揮衣袖，還是毅然投奔「匪報」去了；這是中時報史上第一樁高幹「叛逃」事件，報館內餘波盪漾了許久。

　　當年中時是戰後世代小憤青群聚的媒體，頭角崢嶸之輩比比皆是，但以黃年之才，若他續留中時，可想見遲早會變成那個世代的領頭羊之一。但中時雖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傳統，卻也有人上人下猶如疾風驟雨的文化，而黃年投奔的「匪報」，卻有數十年難得一變的超穩定結構，人事調遷悉依典章制度，有斯才便有斯位，倖進者很難有出頭天。多年後回想，黃年當年「叛逃」，雖有傷有損中時，但於他個人，於《聯合報》，於新聞界，卻都是正確抉擇。

　　後來三十多年的故事是這樣的：留在中時的那些憤青，果然一個個在疾風驟雨中倏起倏落。我一度離開中時，在《新新聞周刊》苦守寒窯十八年，後來重回中時三年當總編輯，等到「余記」中時易手後，從此告別了老東家。最近十年，先辦「風傳媒」，後辦「上報」，老派記者竟然玩起了新媒體把戲，而黃年卻始終如一待在聯合報系，報系內的「總字輩」與「發字輩」職務，都被他做滿做好。

　　四十年歲月匆匆過去，回首來時路，我走的是坎坷歧嶇路，他走的卻是平坦高速路，講句帶點酸味的玩笑話，這樣的人生境遇對比，怎能讓人不像張季鸞那樣的感慨：「人生不平，至此極矣」。

　　但我跟他的「兩報論」關係，還有一段意外轉折。

　　二○○九年初我離開中時不久，黃年邀我替《聯合報》寫專欄，我當時想都沒想就立刻答應，理由說來好笑：能侵占「匪報」的言論高地，夢寐求之亦不可得，何樂不為？就這樣，從○九年二月初開始，我在「匪報」每兩周寫一篇專欄，一路寫了十年有餘，迄今寫了兩百五十多篇，其間《聯合報》未改過我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任我恣意點評時事人物，「匪報」如此惠我良多，要感謝的當然是黃年。我跟他從「敵乎友乎」到「敵我不兩立」再到「化敵為友」的「兩報論」關係，如今話說從前，難免有點天寶遺事的滄桑味。

　　新聞事業很特殊，本質上它是個英雄事業，唯英雄能無懼無畏，能有「獻身甘作萬矢的」的勇氣，也能有「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抱負，依此標準，黃年當然是英雄之一。

　　但在台灣新聞史上，黃年更是個「異數」。他的「異」，不是異在他比其他人幸運能歷任報系各項要職，而是異在他所擁有幾近霸權的話語權。在《聯合報》創報至今的四任總主筆中，黃年的二十一年任期雖比楊子（楊選堂）稍短，但他的話語霸權在報史上卻前無古人，很可能也後無來者。

　　與同代人相比，黃年的文章有許多特殊之處。

　　其一，他是少見的造詞專家。台灣民主轉型初期的「過河論」與「上岸論」，李登輝執政時的「黑金政治」，分析台獨的「外擊型台獨」、「內殺型台獨」、「心靈台獨」與「借殼台獨」，討論兩岸關係的「筷子理論」、「大屋頂理論」與「杯子理論」，都是他的「發明」。

　　寫文章的人都知道，造詞是寫作的一種方法論，就像好記者能夠making hard fact easy reading（讓複雜事實易讀）一樣，好的評論者也能讓hard theory easy understanding（讓複雜理論易懂），靠的都是造詞功夫。但修辭祇是外形，理念才是血肉魂魄，否則再漂亮的修辭，也只不過是文青語彙而已；而黃年所造之詞，卻是正面範例。

　　其二，多數人寫文章都是「有意見無主張，有想法沒辦法」，但黃年卻非如此。民主剛轉型時，別人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他已經想好了上岸後的路徑圖；兩岸局勢渾沌難解時，紅藍綠白各式各樣政治人物，還在聒噪爭論和中親中抗中反中或獨或統時，他早已架構了幾套基於理論與現實而又具備可實踐性的方案；好的評論者既要彰顯信念倫理，也要實踐責任倫理，黃年文章庶幾近矣。

　　其三，有些人也許不是「黃粉」，或許還是「黑黃」人士，但多數人大概都會承認，黃年是一個理念一以貫之的評論者，而且是四十年如一日驚人的一以貫之。寫評論的人有三項禁忌絕對不能觸犯：一是不敢以道抗勢，而竟依附權勢，二是不敢違逆政治正確而隨聲附和，三是習於鄉愿偽善「不敢叫黑桃是黑桃」，以至於不論寫什麼文章都是依違兩端或吞吐其詞。即使有人不同意黃年的觀點，卻不得不承認，在他文章中很難找到這三項錯誤。

　　他的另一特殊之處是，在新聞界資歷愈深、職位愈高的人，通常都是為文低調、為人高調，但黃年卻正好相反。也因為他多年高調為文，當然也就難逃譽之所至、謗亦隨之的命運。這幾年他寫署名文章篇數雖多，但主題萬流歸宗其實只有一個：統獨，而台灣是個多元紛歧社會，統佔一邊，獨據一端，寫評論的人不管文章怎麼寫，結果都是掌聲與噓聲共伴，何況是柿子專挑硬的吃的黃年。

　　不同意他的人因此說他是統派。但統派這頂帽子戴在其他人頭上也許是頂大帽子，甚至是血滴子，但戴在黃年頭上，只能算是一頂小帽子，而且未免看窄了他，看偏了他，看小了他。

　　黃年當然不會在乎帽子。

　　他一向是個孤獨者，踽踽獨行，毀譽由人。但這幾年他在中國與台灣卻一反常態多次拋頭露面，每個場合都在「奔走呼號」他的那些「發明」，叫中華民國更是叫它千遍也不厭倦。但多元分歧的台灣，一元專政的中國，患了抗中熱的台灣，得了大國病的中國，聽得到也聽得進這樣的聲音嗎？

　　但願黃年未來不會有「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那樣的感慨，「稽首禮維摩」。

　　（摘錄自王建壯推薦序〈一個孤獨者的呼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