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卡拉德尼（Annette Kolodny）在《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上發表〈舞過地雷區〉（“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所謂的「地雷區」，指的是女性主義批評家在學院中面臨的重重危機。男人要不是指控她們扭曲文本，誤讀經典，就是嘲諷女性主義批評前後矛盾，散亂無章。相較於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女性主義批評似乎難以溯及單一源頭，缺乏中心思想。面對這樣的控訴，卡拉德尼倒不急著彰顯女性主義理論的共同根基。相反的，她坦承，女性主義批評的「去中心」正是她驕傲擁抱的特色。對卡拉德尼來說，所有的女性主義閱讀都是平等的。相較於中心思想，女性主義者應當擁抱「愉悅的複數主義」（“playful pluralism”），視多元差異為女性主義的可能，而非侷限。
《性、高跟鞋與吳爾芙》正是一部由衝突與矛盾組成的女性主義史。書名的靈感來自六?年代的經典神話：性、藥與搖滾樂。這三個元素分別象徵了女性主義論述的三大戰場。吳爾芙（Virginia Woolf）對應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學論戰」。對很多人來說，珍奧斯汀（Jane Austen）、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與吳爾芙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作家」，《簡愛》（Jane Eyre）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也是無庸置疑的「女性主義經典」；對八?年代的女性主義學者來說，這些「經典」卻是開啟論戰的起點。我們將看到《自己的房間》如何在八?年代掀起文學界的世紀論戰，體現出英美與法國女性主義在大西洋兩岸的激烈衝撞；珍奧斯汀如何點燃女性主義者的「思想之戰」，間接推動酷兒文學批評的發展；《簡愛》又如何引發女性主義學界的「內在革命」，化為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核心戰場。這些論戰一再告訴我們，沒有永恆的「女性主義經典」，也沒有不變的「女性主義閱讀」，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半個世紀以來，反覆開啟女性主義學界的詮釋戰爭，讓我們得以透過文本的裂縫，一窺情慾、階級與殖民問題的多重矛盾。
性對應的當然是「性論戰」（feminist sex wars）。作為核心爭議，性論戰幾乎貫穿了整部女性主義當代史。一般而言，我們將一九八二年的「巴納德性會議」（the Barnard Sex Conference）視為女性主義性論戰的起點。不過，性論戰有前因，也有後果。我們將回到二次大戰後的美國社會，看看戰後性學如何帶起女人的「性革命」，而女性主義者對「性革命」的矛盾情結，又如何間接導致八?年代的「性論戰」。我們也將重返巴納德性會議，以及「巴納德」前後的相關戰爭，看看「反色情」（anti-pornography）與「性激進」（sex radical）的意識形態矛盾，如何從七?年代下半葉的舊金山灣區一路延續至今。當然，性論戰不只是女性主義的，更是女同志的。從七?年代起，「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與「性激進女同志」對性政治的詮釋歧異，掀起了女同志社群內部的激烈論爭。一如文學論戰，「性論戰」體現了性別、情慾與種族的複雜交織，迫使我們看見黑人、T�婆與愉虐實踐者的地下慾望。這是為什麼，女性主義的性論戰會間接催生「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讓酷兒學者在九?年代以後，繼承性論戰的思想遺產，開闢屬於自己的全新戰場。
最後，高跟鞋象徵的是女性主義者的「文化論戰」。如果有什麼與色情同等爭議的話題，那顯然是同樣出自文化工業的時尚、羅曼史與好萊塢電影。在早年女性主義論述中，「反時尚」與「反羅曼史」是普遍的立場；自七?年代下半葉起，新興的女性主義學者接連翻轉通俗文化的既有定義。羅曼史原先被視為洗腦女性大眾的「讀�毒物」，卻在精神分析與讀者反應理論的重新詮釋之下，化為抵抗婚姻與家庭體制的「雙重文本」；時尚原先也被視為箝制女性身體的工具，卻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嶄新視野之中，化為改寫性別與慾望結構的重要媒介。如果七?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好萊塢電影單單滿足「男性觀者」（the male spectator），八?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者則強調女人進行「跨性認同」（trans-sex identification）、「同性凝視」（homoerotic gaze）與「酷兒閱讀」（queer reading）的可能。這一系列的辯證不只讓陰性文化產物獲得學界重視，更讓流行文化發展為另一個核心的女性主義論述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