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化史

序

少女革命一百年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想寫《少女革命》？我每次都說，因為我想寫一本自己也想看的書。

　　從二○○九年正式接觸女性主義理論開始，我發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居然不是《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不是葛洛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不是那些早就被視為女性主義經典的論述，而是《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是《金法尤物》（Legally Blonde）、是瑪丹娜（Madonna）。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們被視為「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的代表，因為情慾的解放與陰性的復興，象徵了九○年代女性主體的重塑與轉向。這個時期的研究，成為我的第一本書，《惡女力》。

　　當時的我還不知道，原來早在《慾望城市》以前，就有《慾望單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原來《金法尤物》艾兒（Elle）口中的「柯夢女孩」（Cosmo Girl），出自《柯夢波丹》（Cosmopolitan）傳奇總編輯海倫．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原來瑪丹娜在自己音樂錄影帶與演唱會中多次引用的畫家藍碧嘉（Tamara de Lempicka），在咆哮的二○年代，也是一個擁有雙性情慾，戲擬陰性特質的摩登女子（flapper）──藍碧嘉簡直就是一百年前的瑪丹娜。

　　原來在九○年代引發女性主義學界持續至今論戰的「後」女性主義，早在「前」女性主義的時期，就有了自己的祖師奶奶。原來，這些祖師奶奶們都和她們未來的分身一樣，在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中，被排擠在女性主義大論述之外。原來，不管是二○年代的摩登女子，六○年代的柯夢女孩還是九○年代的金法尤物，都有一個共通點──她們都是「少女」。

　　那一刻，我決定替一百年來不被書寫、不被記憶的少女們，寫下一部少女革命史。

　　《少女革命》是一部以少女出發的百年史，寫的不只是少女的傳奇故事，更嘗試建立少女的另翼史觀。

　　七○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說，女人是女人，不是少女。少女幾乎是從一開始便註定被排除在女性主義大論述之外。可是，如果女性主義有三波，那麼，少女革命也該有三波。少女革命的三波逃逸於女性主義的大歷史之外，以身體、以情慾、以陰性，開創一條不同於正統女性主義的革命之路。

　　二○年代的摩登女子是第一波少女革命。沒有人說得清到底「新女性」（New Woman）指的是街頭上那些爭取投票權（suffrage）的女權份子，還是在舞會中展演性叛逆的摩登女子。如果說，街頭的女權份子是二十世紀初第一波女性主義的縮影，那麼，摩登女子就是溢出了女權框架，以身體與性作為逃逸路線的第一波少女革命。

　　一九一三年，美國的「性時刻」（Sex O’Clock in America）敲響，摩登女子穿上短裙，剪著鮑伯頭，在舞會派對中與男人曖昧調情，引領美國少女，掀起二十世紀第一場性革命。女權份子對摩登女子搖頭嘆息，她們畢竟要的是「心」的革命，而非「身」的革命。可是，摩登女子卻擾亂了身心二元對立，就如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那本《摩登女子與哲學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所暗示的，摩登女子既與傳統哲學家相對，又是代表咆哮二○年代的新興哲學家。摩登女子在第一波女性主義之旁，挖掘出一條屬於身體與情慾的女「性」主義革命，預言了往後一百年的少女革命走向。

　　六○年代的單身女孩是第二波少女革命。那時候，第二波女性主義風起雲湧，帶領女人走出家庭，燒掉胸罩。一九六三年，傅里丹（Betty Friedan）以一本《陰性迷思》，化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教母。可是，早在《陰性迷思》出版的前一年，海倫．葛莉．布朗便以一本《慾望單身女子》，引領女人解放情慾，享受單身，寫下屬於單身女孩的女「性」主義，掀起美國第一波單身女孩革命。

　　布朗逆轉了單身女孩與已婚婦女的高下位階，使得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嶄新的時尚代表；她也解構了父權社會的貞潔迷思，使得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性解放的革命英雄。一時間，單身女孩成為六○年代最鮮明的文化代言人。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在《第凡內早餐》（Breakfast at Breakfast）中隨意擺設、恆常流動的房間，成為單身女孩公寓的經典象徵。就連來自「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的時尚情侶檔大衛．貝利（David Bailey）與珍．辛普頓（Jean Shrimpton），都忍不住跑到曼哈頓街頭漫遊，創造出時尚攝影史中最傳奇的單身女孩代表。延續二○年代摩登女子逃逸於第一波女性主義之外的情慾革命，單身女孩同樣在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外，以單身身份與情慾解放，挑戰了父權社會的雙重污名，打造出不同於政治權益的少女革命路線。

　　九○年代的少女力是第三波少女革命。來自西岸華盛頓奧林匹亞的龐克少女，與東岸華盛頓首府的龐克少女互相串聯，共同掀起九○年代流行音樂史中最驚天動地的一場少女運動：咆哮女孩（Riot Grrrls）。

　　那時，她們改寫女孩拼法，重組女孩身份，使得女孩終於成為力量象徵，也創造出九○年代最矛盾的文化關鍵字：「少女力」（girl power）。一九九六年，英國的辣妹合唱團（Spice Girls）以一曲〈我想要〉（Wannabe）崛起，延續了來自美國的「少女力」革命。辣妹合唱團雖然不是少女力的原始創作者，卻絕對是少女力的流行推廣者。九○年代的少女不只創造出少女力革命，更創造出第三波女性主義。

　　不同於摩登女子與單身女孩從前兩波女性主義運動中逃逸，少女力本身即是第三波女性主義的一部分。第三波女性主義是反認同，是世代衝突，是革白人母親的命。所以，這同時也是少女挑戰母親的時刻。一九九四年，凱蒂．洛菲（Katie Roiphe）以一本《宿醉之晨》（The Morning After），化為女性主義的頭號公敵，也成為女性主義的壞女兒代表。千禧年以後，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情慾書寫鬆綁了前一波女性主義的禁慾教條。在前兩波女性主義大歷史中銷聲匿跡的摩登女子與單身女孩，原來早在幾十年前就預言了第三波女性主義的誕生。於是九○年代的叛逆少女，在創造出第三波女性主義時，也串聯起一百年來的三波少女革命，寫下了一百年來的女性主義少女史。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想寫《少女革命》，也問我怎麼寫出《少女革命》。少女革命不像走入學院、最終成為經典的女性主義大論述，它是散落在一百年的歷史洪流中的。所以，《少女革命》是我在這片洪流中，一點一滴打撈起來、一片一片拼湊出來的小歷史。這段百年史擾亂了女性主義大論述的義正詞嚴，解構了女性主義線性史的理所當然。這部百年史的位置是邊緣，結構是零碎，敘事非線性，史觀非進步，可這正是這部百年史真正顛覆之處。它顛覆的同時是貶抑少女的父權社會，忽略少女的女性主義。

　　《少女革命》完成之際，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大四時，我修了伍軒宏老師的「文化研究」。我想要在期末報告中分析經典男同志偶像，研究瑪丹娜與女神卡卡（Lady Gaga）之間的關係。瑪丹娜早在九○年代學術圈形成「瑪丹娜學」，資料很好找；可是，女神卡卡才剛崛起，文獻很有限。那時我問伍軒宏，女神卡卡的資料很少，怎麼辦？伍軒宏說，很少，那就自己寫啊。

　　一直到很後來我才發現，伍軒宏的那句話，成為支撐我往後研究的一股力量。沒有人寫，那就自己寫，親手寫一本自己想看的書。而《少女革命》就是憑著這股理直氣壯，所寫出來的女性主義邊緣史、陰性史、少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