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如今也清楚記得,在寫日後集結成本書的散文時的事情。我接受《文藝春秋》正刊當時的總編輯—平尾隆弘的委託,當時是採取採訪的形式。我一面回答平尾的問題,一面思考、彙整日本社會的狀況,但是閱讀文稿之後,我認為口頭回答還不夠,必須寫成散文。接著,我從神戶的十四歲少年引發的離奇案件開始寫起,如今也清晰記得開始寫時的憂鬱心情,而且那股憂鬱在十幾年後的如今,也沒有消失。
《寂寞國殺人》的主題是對於變化的不適應。明明現代化和高度成長早已結束,但是制度和思考方式依舊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樣。能夠列舉《NHK紅白歌合戰》,作為其文化象徵。《NHK紅白戰合戰》誕生於清晰留下戰爭爪痕的時代,成為國民娛樂。代表日本的男女歌手分成紅白兩隊,比拚歌曲、歌唱實力和受歡迎程度,是一個內容單純的節目,但是療癒因為戰爭而受傷的人民,撫慰了邁向高度成長的勞工家庭。
但即使如今,戰爭造成的傷痛,以及令人驚訝的經濟發展這個國民共通的悲傷和亢奮消失,人們不再團結一心,變成了伴隨差異的多元時代,《NHK紅白歌合戰》還是持續著。在沒有一首暢銷曲是所有階層的人民都會唱的時代,沒有回顧原本的目的,持續進行不自然的「國民娛樂」,象徵著如今的日本社會。
具體而言,適應變化是停止什麼,開始某種新的事情。主要在政治等官方領域,以及媒體,持續著維持既有路線這種愚蠢行為。我在寫《寂寞國殺人》時,下意識地預感到,日本社會今後應該也無法接受、適應改變。我的預感儼然成真,那是憂鬱沒有消失的理由,也是我鮮明地記得撰寫《寂寞國殺人》時的理由。
於橫濱 村上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