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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雜音與雜草— 樊善標

　　最初知道梁莉姿這個名字，大概是在 2011 年關夢南先生熱情鼓勵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幾位得主的文章裡，但真正留下印象的，是兩年後《明報》的訪問記。那時梁莉姿是當屆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她說升學目標是中大中文系。我一向認為創作只是中文系課業的一環，很擔心一往無前的文學少年期望愈大失望愈大。就在讀到訪問記後不久，竟收到她的電郵，請求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中學生文學夏令營破格錄取她，因為這一年後，她就不符資格了，信中好像還說這個夏令營對她「絕對」重要云云。這更加深了我的憂慮，結果當然是提早讓她失望了。後來她考上中大中文系，2014年出版小說集，邀得前輩董啟章及老師黃念欣雙雙撰序，但同時我也聽到一些有關她的小道消息，似乎真是個不受羈勒的小天才。直到在課堂上遇見，才慢慢發現，她即使未必志在學術研究，但對知識的態度非常正面，遠不是傳說中的傲慢不馴，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邀請她當工作人員，參加活動的中學生也和她相處融洽。不過莉姿有時說話過於直率或自得，仍令我有點不以為然，例如說某年「橫掃」了多個創作獎，又把一學期的海外交流說成留學。儘管和她漸漸相熟，我一直沒有把這些感受說出來，既是不想她尷尬，也不肯定說了有沒有用。改變想法是在讀完這本詩集，特別是她的〈後記〉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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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後記〉和她的言談給我完全不同的印象:成熟、內省，且具有人生的方向感。莉姿自評十六歲時寫不出「準確的小說」，那時候的詩(收於輯四)也「還是在寫一樣的哀悼與痛苦」。我很喜歡她把「準確」懸為鵠的。這裡的「準確」當然並非文從字順的意思。輯四裡有一首〈這種天氣我像輕微溺水的病人〉，只讀詩題就能看出作者對語意斷裂與接合的自覺，我相信這種細意組裝的語言才是她追求的「準確」。顯然這詩藝啟發自夏宇，甚至詩中的「寶特瓶」恐怕也是從〈秋天的哀愁〉裡信手借回來的，但作者當時還只是個十六歲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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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年莉姿遇上了投身社會運動的詩人洪曉嫻，由她引導，懂得了「生活本來就是政治」。輯五的作品可以看成六年來社會巨變所激發造就的青年文學樣本:時事成為了顯眼的題材，從被壓抑者的位置批判制度和權力。詩中既如她所說的燃 ? 怒火，其實也不缺少昇華的嘗試，〈致李旺陽〉、〈歸去─ 悼南丫海難〉的最後一節就是顯例，但詞句承載不了意義，未免入於輕巧，我認為那些「昇華」的想法可能出於結構的需要多於真切的體會。可是莉姿沒有忘記詩之為藝，仍舊值得肯定。組詩〈當我們學習通識〉把通識科的教學要點諸如「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等「硬」知識轉化成詩，處理的內容超出了自抒情感的範圍，更表現出宏偉的魄力。同樣地各首收結處的均一句式未免有點刻板，所下的判斷也似乎過於倉卒─ 同樣是為了遷就結構嗎?反而〈遊行的日子他們祈禱下雨〉不求勻稱，反覺自然。不過這首詩尖銳地嘲諷舊式的和平抗爭、中產的軟弱，我幾乎就要對號入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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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莉姿不僅責人，也能自省。進入大學之後，她感到「山城游離，社會紛亂，種種困擾與疑惑教我無法相信書寫」。在社會運動的浪潮中，她也曾被譏諷「與其唸詩，不如幫忙搬鐵馬」，令她苦思「在當下紛亂的社會裡，到底如何定位書寫，才能顯得不那麼『離地』」。也就是說，她開始懷疑文學能否負荷淑世情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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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集共有五輯，〈後記〉只提到其中兩輯，我在另外三輯裡各選出一首詩，來嘗試演繹可能的回應。

　　莉姿沒有交代各輯是否都以寫作階段來編排，但我猜想輯一的第一首〈一些人〉，應該是較近期的作品。詩中的政治傾向明顯 (「守著最後一道門，把鑰匙吞掉/就戰鬥，直至他們成為了一代人」)，嘲諷不留情面，然而觀察銳利，表達「準確」到機巧的程度 (「還有一些人總是滿腹懷疑/裝成理智而具哲思的先知/與所有人握手但從不脫下手套/不曾咒罵並保持微笑/也就是這樣了/他們習慣在潮湧的房間等待/否定門或窗之必要/漸成浮動的鰭」)。可是，這些機巧抵得上「搬鐵馬」的價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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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二的〈狗〉看來由一則唐狗跑下路軌遭港鐵輾斃的新聞引發，但意義超出那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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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開始死去，有的病死，有的交通意外，屍體橫陳於市。人們吃狗的肉，廉價粗糙的肉，勝在廉價。狗知道，從牠爬不上月台一瞬開始，牠就得死。穿著工作服的女子說:「列車總是只會往前走的。」

人們為狗憑弔，但把狗的屍體棄於荒野。也有些人，開始咬別的人，嘶吼而叫。狗則在籠中，每天等待糧食，牠們乖巧，從來不吠。當又有一隻狗被亂棍擊斃，便又有另一個人被推下月台。

　　全詩分段不分行，兩段字數接近，每段各四句，每句長短也相差不遠，但句式不同。乍看自由隨意，其實第一段狗和人相間而寫，在形式上構成一種對立，第二段狗和人沾染了對方的特點，最後並置兩者的悲慘下場，暗示殊途同歸，人狗無別，全詩結構嚴密，而形跡不露。回頭再看「狗知道，從牠爬不上月台一瞬開始，牠就得死」，可見人被推下月台就淪為狗，月台不啻是社會層級的暗喻，而「人們吃狗的肉，廉價粗糙的肉，勝在廉價」，根本就是同類相殘。莉姿這樣透徹冷靜地呈現她所理解的「世界的運作」。

　　我總覺得詩最迷人、也最令人困惑之處，是與現實的若即若離。有些詩遠一點，有些詩近一點，但無論如何須在某一分寸之內。詩人建立一個確有現實指涉痕跡，但並非與現實一一對應的世界，那些不一一對應之處，卻可疑地與一些世界對應，於是意義如同多塊石子投進水中，漣漪各自擴散，又互相干涉成為複雜的紋路。輯三的〈馬戲班〉似乎就是這樣。我特別喜歡最後這三行:「清晨，鋼線仍被髹滿皮鞋一樣的油/ 那個吞劍的男子/表演時有輕微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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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詩集取名「雜音標本」，我認為是作者對「搬鐵馬」責難的回答。不知道莉姿可記得 TERRY EAGLETON在《文學理論導讀》裡引述 JOHN M. ELLIS有趣而深刻的觀點，「雜草並非某些特定的植物，而只是園丁出於某種理由無意留存的任何一種植物」。EAGLETON延伸他的說法:「『文學』或許意味某種相反的東西，某種人出於某種理由而賦予高度評價的任何一種寫作。」「雜草」和「雜音」的「雜」，是由誰來判斷的?是用甚麼準則界定的廢棄物?莉姿在異地的船上，驀然悟到「一切都是雜音，喧囂的、微弱的，全都是各個生命體的面向與原貌」，她明白，這無異於拒絕讓作品成為任何一種大論述的注腳嗎?這是立足於「革命」與「反革命」、「公義」與「不公義」非黑即白以外廣大灰色地帶的宣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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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姿喜愛的黃碧雲─ 「暴烈女子」的前驅─ 前一陣子在報紙上回應廣東話入文的話題說:「是文學選擇，不是政治選擇。而文學因為無用，所以有選擇。」生活誠然是政治，但不能止於政治— 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如何。莉姿同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