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烈焰的哀傷〉，謝曉虹



輯一、困頓與流離



捕鼠

野貓



輯二、行與躍



辦雜誌

寫生團



輯三、 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家長

愛人



輯四、樹的憂鬱



樹的憂鬱（上）

樹的憂鬱（下）_______________

導讀



烈焰的哀傷

謝曉虹



　　「憂鬱」一詞叢林幽深，它是玄墨的膽汁（melancholia），是天體墜沉（depression）。弗洛伊德把它看成哀悼的一種反常（失敗）狀態，無法體認失去所愛的現實，外在的傷痛唯有內化於一己。然而，梁莉姿這部失城之書，其中的憂鬱卻同時如火焰高升。貫穿《樹的憂鬱》是鳳凰木的意象，暗綠綻開成火紅，彷彿是中學女生當年把學校山頭燒光的恨意，最終燃點成一場革命之火，「火光灼灼，猩紅烈焰，簇簇縷縷，要把入眼處都薰染燃盡」。



　　這種兩極的情緒，正如書中矛盾的意象：渴望變向動物的樹，根著大地卻又飄移不定。書中抓住各種機會，詳細敘述鳳凰木的遷移史，包括它如何從非洲，經由歐洲被帶到香港，並且突出它作為植物的動物性——它是游魚般「渡海而來的樹」，「四紅瓣如湯匙泛翹弓身，拱襯最上方獨一片紅白斑點相滲的瓣，如孔雀魚的鰭」；它也是火鳳凰，被一個香港女生畫成了紅色圓滾的憤怒鳥。介於動植物之間的鳳凰木儼然是西西〈浮城誌異〉（1986）裡鳥草的回響。當年不信任「回歸」的香港人，空有鳥的形狀，卻難以鼓翼高飛，如今卻是被連根拔起，其遷徙充滿了時局中的身不由己。樹木渴望變向動物，乃化被動為主動，呼應著書中野性的橘白貓對被馴養的不甘。



　　《樹的憂鬱》緊接著《日常運動》（2022）出版，順理成章地把敘述焦點由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轉移到後抗爭時期。小說的其中兩個主角是桀驁不馴的一對姊弟黎明微和黎清。弟弟因「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而在香港被捕，他的姊姊，那個當年在中學裡惟一拒絕下跪，讓老師丈量裙邊的女生，則逃到臺灣出版小說。這兩個人物是小說藥引一般的主線，燃點了小說枝葉蔓生的群像：他們的追隨、崇拜者真真、陳瑜，以及那些自以為與運動保持距離，在工廠大廈共享辦公室的打工仔與小商販、拒絕掛名推薦明微作品的香港文壇前輩，甚或早已從香港移居臺灣對政局社會麻木無感的導遊。小說蜘蛛網式的結構表明了一種觀點：社會運動由震央放射出去的能量，無人不被波及——即使逃到了臺灣，每個人仍無法斬斷與運動的某種連結，因而必須經受種種愛恨、歉疚、疑惑和恐懼的內在地獄。



　　然而，小說並不願意停留在這些被困的情緒之中，它要為一場運動的火焰意志找到出口。我們可以把《樹的憂鬱》最後兩章〈樹的憂鬱〉上下篇，看成是對黃碧雲的〈失城〉（1993）——九七前香港人最血腥的離散心曲——的重寫。九七大限的政治社會背景，在〈失城〉裡成了小說家的人性試煉場。曾經立志要建巴比塔的建築師，移民加拿大回流的陳路遠，在理想的幻滅中執行其「不得不如此」，把妻子和四個幼小兒女的腦袋敲碎。城市的未來，竟只能寄託小丑般的救護員詹克明、其經營殯葬生意的妻子愛玉，以及他們的痴呆兒。來到二?一九，〈樹的憂鬱〉中一家三口錯過了香港更早的移民潮，放棄了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但終於還是在反送中的浪潮中選擇移居臺灣；小說的主角，也由殺人者陳路遠，換成了救護員阿?。



　　阿?並非充滿理想的港大畢業生，他是「屋?仔」，名字中的錯別字「?」銘刻了他父親一家的大陸背景與藍領出身。阿?徘徊於照顧老父的責任與順應妻子之間，顯得優柔寡斷，但對照於他那個來自精英階層，自以為可以代家人決定命運的妻，他的世界卻最少是人性化的。當女兒要求他們替「幻滅」一詞進行翻譯，妻子所說的“vanish”與阿?所說的 “disillusion”，正好註解了兩種不同的生命態度。對於妻子來說，美好生活的反面，是徹底的消失和滅絕，而阿?卻看到了虛幻的表象底下，仍有現實的重責。作為救護員的阿?並未以「溫柔、愛、關懷」作為座右銘，卻也無法像詹克明一樣，把血案化成遊戲。面對城市裡反覆出現的死亡，「他竟又開始有夢。」阿?夢裡的沮喪不是無法築起巴比塔，而是「恆久失敗」的日常，諸如無法「扣一顆鈕扣。�用鑰匙開門。�扭開一個瓶蓋。�撕下一片保鮮膜。」阿?的惡夢正是一種憂鬱的徵狀——把城市的敗壞內化成對自己的責難——「是他做得不夠好嗎？〔……〕只要他再努力一點，再用力一點，再、再使勁一點。再快一點。再早一點。」張愛玲形容她筆下的人物是「軟弱的凡人」，「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阿?正是這樣的一個凡人，只是梁莉姿在他的軟弱裡，同時看到一種火熱的英雄質性。他的憂鬱並非必須醫治的疾病，而是一種道德自覺。《樹的憂鬱》所無法忍受的，是像遷臺導遊采潔這種對社會發生的一切麻木無感的輕盈的「移動者」、「稱職的移民」（事實上，即使這樣的人物，在梁的筆下，也因為覺察到自己的無感而遭受內心的折磨）。



　　只是，小說更深的憂鬱，乃一種難以言說的糾結狀態，它表現於佔據了小說不少篇幅的，關於書寫本身的後設思考，它的語境是文壇內外的是非、師長同儕與愛人之間有關書寫倫理的爭論。《樹的憂鬱》投給了「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劃，我們可以想見作者被雙重凝視的焦慮——「要怎樣描述一個符合臺灣人想像的臺灣？」又怎樣並可否以香港之名發聲？小說的群象是一個失落的共同體，但梁莉姿顯然意識到，這些人同時充滿了無法跨越的界限。這些成長於不同年代、階級的香港人，有關「香港」的經驗根本難以重合。說到底，誰才有權述說「我們」？更關鍵的是，梁莉姿深深意識到，她無法為受難的沉默他者代言，正是這種空缺，形成了一種難以言說，近乎口吃的陳述方式。然而，在小說裡，也正是黎清、一眾被捕下獄的抗爭者、死難者，以及更巨大的沉默本身，成了黎明微必須要寫的前提，並彷彿呼應了朱?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失落：哀悼的政治》（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一書的後記所談及的，「失落」所面對的最大困境（及可能性）——當故事無法講述，當那完整的「復原」並不可能，在一種視界破碎、幽靈似的行進中，「正是那不可復現的，為一種新的政治能動性創造了條件」。



　　在梁莉姿的小說裡，憂鬱是一種積極的政治能量。在小說的最後一章，我們通過來臺第二代的雯靜，讀到了黎明微對其小說結局的改寫。原來版本裡，一對情人所置身的「自然」風光，在新版裡被作者歷史化，重新點出了他們置身的「花蓮的松園別館」乃當年日軍的「軍事制高點」；林裡的樹，乃從日本移植臺灣的琉球松。梁莉姿借由這種改寫告訴讀者，琉球松正如她的文字，皆是創傷的痕跡，它們抗拒歷史的敘述被勝利者封印、固化，它們為未來刻記進入歷史的缺口，期待後來者�倖存者的追索與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