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隨書附贈精美設計48頁典藏別冊）

序

第一件差事

　　

　　二○一一年初夏，年過三十五，我開始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到《壹週刊》當記者。

　　

　　在這之前，我是一個以讀書之名行遊蕩之實的萬年研究生，博士來到第六年，通過資格考，只差論文，就可以拿到學位。

　　

　　二○一一年六月一號，是我報到的第一天，這一天在我緊湊奔忙的記者生涯中，始終是個「例外狀態」。我猶然穿著學生時代的T恤牛仔褲，肩掛軟布包，腳踩涼鞋，踏進逃避了大半生的「辦公室」，分配到一張空蕩蕩的辦公桌，和一個有著三個抽屜的活動鐵櫃。我的桌面上除了一個電話機，一個分機號碼，此外就是一片空無。

　　

　　我在桌上擺了兩本書，一本瑪格莉特?愛特伍的小說，一本寫博士論文要用到的書。在大片的空白中，我不知該怎麼跋涉過「第一天」的荒漠？如何在陌生地置放我的手足無措。兩本書倚著隔板，無甚依靠，時不時要倒下來，我時常去把它們扶正。離職那天收拾桌子，它們被擠壓在裡面的裡面的裡面，不見天日許久，四年來，我一頁都沒有翻過，也早已放棄了博士學位。

　　

　　永遠的一天，鐵櫃的第一層抽屜打開，還有「前任」沒帶走的一支錄音筆，兩個電池。把抽屜關起來，被主人遺落的物件，在空蕩蕩的鐵盒裡滾來滾去，喀啦喀啦地響。

　　

　　過不了多久，工程師來幫我裝設電腦。電腦也是一片空白，除了一個未清空的資料夾，像是看到沼澤中一個新物種的源起生滅，最初怎麼煎熬，中途怎麼基因突變求生存，最後又怎麼落敗。最後一個檔案，是辭職信，稜角、熱情都被磨平，寫得平淡無火氣。

　　

　　異常安靜的辦公室，同事之間不寒喧不打招呼，第一個招呼我的，是這位宛如幽靈的「前同事」，以她的離場，告訴我險路勿近。

　　

　　「記者」從來不是我小時候寫作文題目「我的志願」會出現的選項，我的個性害羞，不敢跟陌生人攀談，記者生涯進入第六年，至今打電話採訪時，都要磨蹭蹉跎再三，才能鼓起勇氣撥電話。做夢也沒夢過自己的第一份差事，會是記者。

　　

　　來當記者，起初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念頭，窮學生想要存點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私心，當記者之前，我已經開始出書寫作，我這一輩的創作者，沒經歷過戰爭離散與饑饉，都很難免於「經驗匱乏」的蒼白，吃過的米鹽一本書就寫完了，如何延續創作生命？當記者是一個好選擇。不必像駱以軍一樣夜夜守在酒館釣出好故事，只要掏出一張某某某記者的名片，就會有陌生人來到你的面前，渴求你的聆聽。

　　

　　一邊保留博士學籍，一邊當起記者，如果被嚴酷的新聞圈生態淘汰，也還有學術的退路（事後證明，這完全是一廂情願）。新聞工作只是我聽故事的門票，只是暫時，大概撐半年就不錯了，不會永遠，當時，我是這麼想的。

　　

　　《壹週刊》二○○一年打頭陣進入台灣，我初來乍到的二○一一年，剛好是創刊十周年，艱難的美好的骯髒的泥濘的仗都已打過，雖然已過了一期可以賣掉三十萬本的全盛時期，但畢竟江山打下，腥羶色雖仍不能免，而查弊揭惡每每能引領風向。

　　

　　十周年之際，搭上這艘船，本以為會一路平穩，卻無意間闖入了台灣媒體大亂鬥的激流中。二○一一年，也是旺中集團對NCC提出申請，要併購有線電視的中嘉系統業者。二○一二年，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說出「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輿情一片譁然，害怕親中的旺中集團在收購中嘉後，會變成一個無法抗衡的媒體巨獸，變相箝制台灣的言論自由，「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大門由此開啟。

　　

　　台灣不大，旺中併購中嘉，對壹傳媒也有影響。內湖行愛路一四一巷內緊密相依的三棟大樓，分別是《蘋果日報》、《壹週刊》、《壹電視》，構築黎智英在台灣的媒體王國。二○一○年底開播的《壹電視》是黎智英砸下重金的新玩具，但在有線電視頻道遲遲無法上架，只能靠機上盒收看，虧損連連。《壹電視》無法上架，當時有個說法，是欲收購中嘉的旺中從中作梗，只因蔡衍明親中，黎智英反共，本就不是同路人。

　　

　　二○一二年十月初，《壹電視》終於不堪長久虧損，裁員五百多人，並且傳出要出售給年代集團的練台生。我記得，當時《壹週刊》的同事還鬆了一口氣，只因「一枯俱枯，一榮同榮。」大家都覺得同集團《壹電視》是個賠錢貨，趕快拍賣出清，像壞掉的盲腸趕緊割掉，別連累到還在賺錢的紙媒就好。

　　

　　商場上的變化，從來不是小小職員可以預測，不過半個月，十月十五號，就傳出黎智英要將報紙、雜誌、電視打包一起賣出，求售的價碼高達一七五億，必須由中信辜仲諒、台塑王文淵，還有不知名的第三方新加坡私募基金，三方合資才吃得下。十一月，第三方的藏鏡人終於現身，是壹傳媒的死對頭蔡衍明，先前因為中嘉併購案，雙方分別用自家媒體公器砲打對方。峰迴路轉的結果，「旺旺咬蘋果」，讓飛天遁地、身懷絕技的孫悟空也無所逃遁。

　　

　　我萬分慶幸，在這之前，我不曾訕笑過《中國時報》的記者，不曾譏諷他們為了一口飯要仰人鼻息，不曾總結以「平庸的邪惡」。那或許是一種哀愁的預感，在資本主義的金權遊戲裡，我們，其實都在同一艘船上，都要撞上巨大的冰山。

　　

　　當時，我寫下一段感觸：

　　

　　最近正好在看Zygmunt Bauman《流動的恐懼》，裡頭寫到電影《鐵達尼號》：

　　

　　「《鐵達尼號》就是我們，我們必勝主義的、自我吹捧的、盲目的、虛偽的社會，對於貧窮之人冷血無情的社會──在其中，所有的事都被事先預料，唯獨預料之法不能事先得知??我們都猜測前方有座冰山在等著我們，就藏在迷霧壟罩的未來，我們會撞上那座冰山，然後伴著音樂沉沒??

　　

　　那是甜美的音樂，舒緩卻又令人鼓舞。最流行的曲調，最傑出的演奏者。迴響的聲音震耳欲聾，閃爍的燈光幾乎致盲。音樂聲使得預言的輕語幾不可聞，也使得雄偉、巨大而沉默的冰山們無從得見。

　　

　　是的，冰山們──不是一座冰山，而是很多，多到數不清：金融、核能、生態??」

　　

　　旺旺咬蘋果，也是其中一座冰山。身為內部員工，我在意的不是「我們」有著多麼大被擺布扭曲操弄甚至欺騙的無力感。我在意的是在外面的「你們」，可曾能夠穿越歌舞昇平（SOGO周年慶、和朋友K歌歡聚、到哪裡吃了什麼好料）的假象，這些每天在大部分人臉書上演奏的靡靡之音，就像鐵達尼即將撞上冰山前的華麗音樂會，仙樂飄飄，及時行樂，冰山什麼的以後再說吧。

　　

　　如果你素來討厭《蘋果》，討厭《壹週刊》，覺得把黎智英趕出台灣就好，賣給誰也無所謂，那也無妨，除了旺旺咬蘋果，你還可以睜眼瞧瞧其他的冰山：搖搖欲墜的核能安全、台灣大學聘請律師控告在紹興南村住了三十幾年的弱勢居民、勞委會聘請律師向一群六、七十歲的關廠工人追討三十年前原本以為是資遣費的貸款??

　　

　　「是的，冰山們──不是一座冰山，而是很多，多到數不清……」，借用張愛玲的話，還有更大的毀壞要來，未來，未來，一直來。

　　

　　怎麼能想到有一天，記者本身變成被報導的題材，二○一二年七月底，我才剛採訪陳為廷，在旺旺走路工事件，他只是在臉書上轉貼一張照片，就被旺中集團威脅要提告。九月一號，我才與許多同業一起上街參加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怎麼到了十一月，媒體巨獸轉身，就要來吞噬掉我們。

　　

　　二○一二年年底，反媒體壟斷來到2.0版本，不只是反旺中垂直併購有線電視業者，還反過頭來收購同樣龐大的另一頭怪獸：壹傳媒旗下所有媒體。陳為廷、林飛帆等年輕人，在街頭吶喊、抗議，也來壹傳媒中庭守夜，被隔在玻璃帷幕後頭，在辦公室裡面對電腦冷藍幽光的「我們」，卻顯得異常冷漠，看到外面聲援的學生，還不時冷嘲幾句。創刊十年，大多數人的心，都冰封凍結了。

　　

　　在商業獲利模式為先，高競爭的媒體壓縮鍋中，沒有人有任何餘裕，云得出絲毫感受，不要說為了公義，而是為了與自身相關的併購案，皆冷感一如既往。或許「我們」覺得，不管是誰當老闆，只要該給的薪水照給，該有的福利沒少，在萬物皆可買賣的時代，換個招牌又何妨。

　　

　　在風風火火的交易案中，壹傳媒一口氣成立四個工會（《蘋果日報》、《壹週刊》、《壹電視》、《爽報》）。到了二○一二年底，年資一年半的菜鳥如我，沒想到就能參與創始工會，當上理監事。在工會裡，我認識了新聞界德高望重的前輩楊汝椿，同事都叫他「椿公」，卻因個性耿直，所以不獲重用。

　　

　　如果沒加入工會且當上幹部，在冷漠的職場中，我想我和椿公就只是兩條不會交接的平行線。他是長期關注工運的老記者，在商業媒體中跑新聞分身乏術，心臟的支架接二連三地裝，他仍然不缺席各種抗爭的場合。我沒有看過比他的桌子更亂的辦公桌，也沒看過比他更忙碌的人，他有三隻手機，與我們開會討論要與資方簽訂的編輯室公約時，他的手機總輪流不停地響，其中也許有他的線民，有他正在跑的新聞，還有他勞工、人權各種運動界的社運朋友，請他幫忙，他總一口答應下來，不管再忙再累。

　　

　　我也總是記得，某個禮拜二夜晚，正熬著禮拜三就要出刊的封面故事，那是楊汝椿的調查報導，已經在編輯台上三校，卻臨時被抽換，再也沒刊登過。我聽到汝椿在盡頭處的社長辦公室咆哮、拍桌大罵，而平時和煦如春風，善待每一個人的，也是他。屢屢辛苦做回來的新聞，卻不明不白地被河蟹，敗下陣來如喪家之犬，是他。這樣的他，激動、熱情、失望、頹喪、壓力、過勞、力不從心??，加上不離手的菸，接不完的電話，不休息的身體與意志，在二○一三年底，汝椿因心肌梗塞離世。

　　

　　我們的命運，風雨交加之中基層媒體工作者的命運，該如何被寫下？如何被刻在石板上以供後人記憶？時間倒轉半年，二○一三年春天，「我們」這些冷漠的人，受惠於外頭吹風淋雨的抗議學生、民眾，壹傳媒併購案終於喊停，到了四月，黎智英按原定計畫，只出售《壹電視》，斷尾求生。繞了一大圈，仍舊由年代入主。

　　

　　少了所謂的「中國因素」，中共代言人的髒手伸不進來，「我們」自由了嗎？看似如此，交易案終止後不久，我隨即飛往印度採訪達賴喇嘛，這是親中媒體的禁區，沒被巨獸吃掉的蘋果，似乎更加香甜多汁，新聞自主空間一如以往。

　　

　　自由，也不自由。

　　

　　當籠門打開，籠中鳥終於飛出去時，才發現腳上仍緊扣著腳環，載明出身血統，最重要的是：主人是誰？傍晚暈黃時分，聽到遠方的笛聲急急催促，下意識還是飛回籠子裡。

　　

　　籠子裡，有吃有喝，有乾淨可窩身的巢。天大地大，只求一席之地。

　　

　　二○一三年，看似自由的信鴿，腳鐐一一戴上，那是碎片化的即時新聞，以及影像優先的動新聞。二○一三下半年，《壹週刊》全力朝數位化轉型，相關的器材和人力卻沒到位，文字記者要身兼採訪、寫稿、寫動新聞腳本、寫場記表、配音、將完整的報導五馬分屍成好幾則即時新聞。攝影記者則身兼拍照、拍影片、收音，回來之後要剪接、上字幕、配樂，還有慣常的狗仔跟監行程。手機上網，平面媒體的獲利不如從前，於是人事凍結，遇缺不補，原本的過勞更雪上加霜。

　　

　　我有時想，是不是工會裡的大砲兼攻擊手汝椿太早逝，又或許是每個人都在過度勞累耗損中再也無暇想到其他，又或者，媒體大環境益加險峻，此處不留爺，再無留爺處，就是為了那一口飯吧。我們任由現況惡化，我們尚且還服膺資本家的邏輯，即時新聞在則數和點閱率上都有分組競賽，發最多的組別，以及點閱率最高的組別，可以拿到不過五百一千的紅包，快馬加鞭，全力衝刺，棍棒和紅蘿蔔都來。兵疲馬困，還要再想辦法搾出一點汁，催出更多血汗，輾壓出更多的剩餘價值。

　　

　　我們徹底落敗，直到現在。

　　

　　二○一五年六月底，我離開《壹週刊》，結束第一件差事。我仍然選擇繼續當一個記者，答案或許就在，書中我曾經遭遇的這些人、那些事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