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由社群性取代涂爾幹式社會概念的發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的條件下，顯然已成普遍趨勢。除了 Rose、Touraine 等人所提之一般性的理論討論外，更可見於當代實際的田野研究個案。以 Michael Lambek（2011）研究的馬達加斯加 Mayotte 人為例，作者雖未提及有關政治經濟條件與歷史脈絡的改變，但他指出該地方社會從原本建立在明確空間範圍與界線的單位，轉變成直證的（deictic）及同心圓（concentric）的單位，而它的擴張與萎縮則與居住者的注意（attention）、涉入（engagement）、以及計畫（projects）有關。這種直證的、同心圓的單位不像前者容易被外力所滲透、包含，而它面對的主要威脅是瓦解、弱化、及解體等。就此，新形地方社會關心的是如何維持中心，而非保衛邊界。作者更指出，新形地方社會應被視為倫理生活的地方。他所說的倫理，主要涉及勞力、工作與（儀式）實踐的繁衍，以及那些照顧他人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而儀式則是容許人們完成那些相互承認的實踐形式。換言之，新的地方社會是共享允諾（promising）與原諒（forgiveness）的一群人。
在某種程度上，Lambek 的研究看似佐證了當代地方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然而，從他忽略了地方社會的新發展乃是當代政經條件涉入與運作的結果這一點來看，前述的理論化工作反而造成了根本的限制及誤導。其中，至為關鍵的是，作者對倫理的討論與分析，延續了 Richard A. Shweder 所指出啟蒙運動以來對人性的核心假定：沒有一致性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 without the uniformity）（Schweder 2012），這也是當前道德或倫理人類學研究共享的主要立場。這意味著作者並未清楚意識到，在新的政經條件與歷史脈絡中，「人」的性質（包括意識形態與地方社會的具體形構這兩個層次）實有所轉變。事實上，Foucault（2008）清楚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化的趨勢下，主宰的意識形態是將人視為企業家，而非公民。是以，自我雖擁有自己，卻被視為生意（business），從而有別於自由主義將人視為財產的看法（Gershon & Alexy 2011: 800）。至少就意識形態層次而言，人做為自我的企業家以及將自身視為一種資本、一種生意，鼓吹自由市場做為各類資本自我增殖與繁衍的整體趨勢，使得參與經濟活動而帶來的不平等被視為無可避免的結果，將經濟成功視為個人競爭力的展現，進而合理化貧富差距、甚至任憑二者間的鴻溝不斷加深。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化對人類社會所帶來最為嚴峻的問題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