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登高壯觀天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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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自矗立在宇宙的第一高?，你會想些什麼？



　　稚齡讀書，我常從文字中想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登高望遠，心胸開展、視野遼闊，抗懷千古、俯視天下，人的襟抱與作為於焉受到啟發。稍長，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鎮院之寶—北宋范寬的巨幅山水〈谿山行旅圖〉，從圖畫中領略了巍峨高山宏偉雄壯、頂天立地的大氣，體會到一支筆能具體揮灑出「山川炳煥似開國」的磅礡氣勢，也產生了新的想像：圖畫中的旅人正在層巒疊翠的山間行走，如若前進不輟，一步一階的登上?頂時，會是何等景象？所見到的又是何等景象？而這正在山間行走的旅人，會是孔子？杜甫？還是我自己？



　　這份臆測令我神往，時時獨自思索；而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諸多印證—第一次搭乘飛機時，年已雙十，卻像孩童般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遼闊的山川江海、田野平疇如畫卷般展開，蒼莽大地，盡收眼底，實際上體會了得以宏觀全局的開闊視野，心中產生極大的感觸；於是，此後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我總要登上城中的最高樓，一覽無遺的眺望全景，久了竟成為一種習慣，登高望遠，望盡一城的煙雲。



　　中年以後，我飛越海峽，足跡遍歷神州大陸，行經萬里長城，我在千年不朽的城上佇立，舉目四望，天地浩渺，氣象萬千，而眸光交錯間，我覺得眼前所見的不是天容海色，平疇沃野，也不是歲月與建築，而是總合了時空的歷史，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是天地之間的人世，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探討。



　　於是，視野成為一個抽象名詞，一種思考意義，也使我對自己產生新的詢問：是什麼樣的眼光能透過這廣闊無邊的視野洞澈歷史？是什麼樣的襟懷能涵蓋這博大宏偉的視野，體悟歷史？



　　這項詢問不易立刻獲得回答，但時時縈繞心中，反覆思索、探求；偶然間，我行經龍門石窟，登奉先寺，一步一階的拾級而上，站在寺前平臺仰望舉世著名的盧舍那大佛；寶相莊嚴，



　　慈悲圓滿，無論是有形的雕刻還是無形的氣韻，都呈現了完美的境界；時正雨過天晴，天地間充盈著雨水洗滌後的潔淨和陽光重現時的柔煦，也使我的心境祥和寧靜，一塵不染；而不經意間一抬眼，正對著大佛彎垂的長眉下一雙悲天憫人的眼眸，眼眸深處飽含著廣闊無私、對世人充滿了關懷、憐愛與寬和、包容的慈光；霎時間，我得到了感悟，已無須對眼光和襟懷提出詢問。



　　最終，我又回到自己的書房裏，隨性讀書，一如陶淵明的在書卷中俯仰終宇宙而自得其樂；一面期許自己的寫作是出於沉思，歸乎翰藻，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成一家之言；也希望能具體實踐蓄積多年的理想：



　　一位偉大的小說家必然同時是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與宗教家。



　　宗教家悲天憫人的胸懷與救世的精神，是一種偉大；藝術家創造完美與詮釋完美，也是一種偉大；思想家探尋真理，剖析人性，提升人性；史學家鑽研古今之變，鑑往知來，啟迪世人，更是一種偉大；而能融此四者於一身，方成偉大的小說家。



　　寫作原本就是一項偉大的追求與實踐—這雙重的偉大使作品矗立於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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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宛如一座永不停息的風車般的輪轉，生死榮枯不停的循環交替，變動的過程與時間一起前進；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文化，都由出生、成長，進展到強盛、衰老，而後步入死亡，為下一輪的新生者取代。



　　微觀中國的歷史，也是一個生命，盛世與衰世循環交替，朝代之間如連環般的進行遞嬗，新陳代謝，世代交替，老死的一朝為新生的一朝取代，新朝老化、腐朽後又為下一個新朝取代，周而復始，循環不已。



　　我選取清朝開國史作為中心點，探討明朝的鼎革遞嬗和時代的完整風貌，書寫《大清開國三部曲》；在時間上的定點為始於一五八三年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至一六八三年聖祖康熙帝收服臺灣，明朝的年號完全消失為止哻，共計一百年；百年世事，莽莽蒼蒼，有如大海之波瀾壯闊，有如山泉之幽深曲折，更有如浮雲之瞬息萬變，令人嘆為觀止。



　　斯時，世界史正寫出一頁驚心動魄的篇章，歐亞美非各洲都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歐洲正因地理發現、印刷術傳播、民族國家興起及宗教問題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都發生變化，時代陷入動亂中，國家重組、內部及國際間戰爭頻仍，戰火隨處可見，人們在痛苦中度日，而這情形促使許多人向外拓展，形成頻繁的航海活動，又因為地理大發現，航海者行向亞、美、非三洲，尋找新的發展。



　　美、非二洲的居民因而蒙受重大浩劫，許多黑人被擄為奴，許多印地安人被殺，許多地方淪為殖民地，惡劣的情況延續了一個世紀以上才得到改善。



　　對亞洲，歐洲亦以武力入據馬尼拉、臺灣等地，對文明程度已高的中國、日本等國則發展貿易、傳教等項，進而因往來頻繁而關係密切，而相互影響；在經濟上形成全球貨幣體系，彼此休戚相關，榮枯與共哷；宗教、文化的傳播影響了雙方的心靈和精神，科技的交流提升了天文、曆算、製造等學；新式槍砲武器的銷售直接影響戰爭的勝負，成為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亞洲主要國家本身亦處在變動中，中國固為易代之際，朱明政權因庸主在位，朝中黨爭、內鬥，民間經濟崩潰而逐漸腐朽；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由分裂而統一，進而聯結蒙古，使蒙古的情勢產生變動；最終滿、蒙、明三方合而為一，形成大一統的新朝代。日本則方由「戰國時代」步入「幕府時代」，變動極大，並亟思向外拓展，於是出兵侵略朝鮮，朝鮮以文臣結黨內鬥、武備不修等原因無力抵禦；而朝鮮本為明朝屬國，明朝出兵援朝，形成三國之戰，戰事拖延七年才結束，對各國、各方面都造成重大影響。其後，清朝在入關之前，為免後顧之憂及解決糧食問題，兩次出兵朝鮮，使朝鮮一變為清之屬國，影響至巨。



　　基於這些，我深刻的體認到，形成歷史變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每一個枝微末節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關，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心轉意移，牽髮動身；也同時存在著個別性，每一個枝微末節都各自有它形成的原因、過程、特有的現象和影響，也都彼此息息相關，互為因果；這整體性與個別性一如地球的公轉與自轉，同時進行，相互影響，四季運轉，晝夜交替，其原則永恆不變而過程瞬息萬變。



　　因此，探究這百年世事，既是「通古今之變」，也是「通全球之變」；我的寫作以中國為中心，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大歷史角度看清朝開國的歷史；而中國既為世界大變局中的一員，與外國的內部變動、外在影響都息息相關—我歸納為八大意義：



　　第一：滿族建立清朝，由關外入主中原，興起的過程中融合了東北諸多少數民族，又聯結蒙古，並大量吸收漢文化，形成新的、融合式的中華民族與文化；再現中國歷史上進行過多次的胡、漢民族因政權更替而形成民族、文化大融合。



　　第二：明末衰敗已極，生靈塗炭，經過翻天覆地似的大變動、政權移轉後，注入新朝的新生命力，重新起步，逐漸走向盛世，開創出「康雍乾」的輝煌時代，印證了歷史的盛衰循環論。



　　第三：明末衰亂，賦稅苛重，民不聊生，不少人為謀生路或投向清朝，壯大了清朝；或聚眾起兵，形成內亂。李自成起兵後，以「不納糧」的口號大得民心，使許多地方自動迎降，印證了「民為貴」、民心的向背決定政權存亡的政治理念。



　　第四：明、清兩朝的帝王重臣互相對照，印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聖哲之言。



　　第五：易代之際，明朝士人面臨三種抉擇，而有四種做法。一為效法伯夷、叔齊隱居；二為效法耶律楚材投效新朝，造福百姓；三為效法文天祥，殺身成仁；三者都可欽可敬。第四種是反覆不定，降後復叛，產生許多特殊行為，堪稱最佳的人性研究案例。



　　第六：明、清兩朝與日本、朝鮮及南洋、歐洲各國的官方關係固為政治、軍事，而民間活動重點在貿易、科技、宗教與文化傳播，影響亦大。



　　第七：明末內地陷於戰亂，沿海居民或相繼往海上發展，提升了沿海的經濟；或往他地移居，成為外國的「華裔」人民，開創出新的天地。海盜出身的鄭芝龍等人發展出大型船隊，運貨經商及建立海上武力，往來於日本、南洋各地，並與歐船在海上貿易，如同與歐洲一起進入大航海時代，對全球互動有重大影響。



　　第八：清兵下江南時，鄭成功起兵對抗；失敗後，在內地無法立足，轉而向海上爭取生存空間，於是收取臺灣—歷史於焉發展出新的篇章。



　　當時臺灣為荷蘭人所據，欺壓、苛待島上居民，曾引發抗爭事件，怎奈明朝無力救援，任由荷蘭人橫行。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出兵取臺，從鹿耳門登陸，打敗荷蘭軍，迫使荷蘭人離開臺灣，臺灣始為中國所有，歷史於此進入「明鄭時期」，至一六八三年納入清朝的版圖，設官治理—這一連串的演變使臺灣由一座荒島被開發、建設成寶島，日後發展成全球交通、經貿及戰略要地，影響之大無可算計。



　　而以這八大意義作為骨幹寫作小說，固非易事；但也因為困難，才值得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