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的「臺灣經驗」來看,每次探險後總有許多文章出現,也總會大病一場,顯見他很用功但身體欠佳;不過,別忘了早期臺灣生活環境並不好,且是「瘴癘之地」,各種風土病構成的「天然國防防護網」曾宰殺無數法兵(1884∼1885年清法戰爭)及日軍(1874年牡丹社事件、1895年乙未之戰及稍後抗日)。離臺後先調廈門,再調寧波(1867及1871),最後調駐煙臺(1873)。這並非他與臺灣最後的接觸,1867年8月曾至澎湖探勘煤礦;1868年12月至翌年1月底,以及1869年6月兩度以「臺灣領事」(the consul of Taiwan)名義來臺處理「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或稱「樟腦戰爭」)善後事宜,他在業餘的「研究鳥獸」費盡心力,但本職的「外交工作」能推就推,有點本末倒置。依據1868年10月29日英公使阿禮國(R. Alcock)照會總署恭親王函,可知郇和係在該日之前,即奉命前往臺灣處理日漸升高的緊張局勢;換句話說,是在11月25日發生「砲擊事件」之前近一個月。他不火速赴臺處理,卻慢條斯理地於12月11日方抵打狗,又拒絕接管善後事宜,反縱容火爆的駐臺署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繼續處理,自己卻利用時間寫了評論柯靈巫(Cuthbert Collingwood)臺灣行與自己赴張家口之旅的2篇文章,並於1869年1月中旬從打狗分別寄出,不願涉入爭端的「不沾鍋」心態可見。
郇和與臺灣最後一段緣分,係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Steere)赴英,將在臺期間(1873.10.3∼1874.3.31)採集到的鳥類標本交給他鑑定,郇和發現內有一新品種,遂以史蒂瑞姓氏命名為Liocichla steerii (Swinhoe)─「黃胸藪眉」,又稱「藪鳥」(畫眉科);1877年10月郇和在鳥學權威雜誌《朱鷺》(Ibis, 1: pp. 473-474)發表〈福爾摩沙來的新鳥種〉(On a New Bird from Formosa, (Liocichla steerii)),是生前最後文章,也為他的「臺灣情緣」劃下了美麗的記點。1877年上半,他在「倫敦萬國博覽會」(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1877)設置「福爾摩沙專櫃」(Formosan Booth),展示臺灣原住民文物與鳥獸標本,榮獲獎章及獎金;同年10月28日因癌症病逝倫敦,得年僅41歲。
1873年10月初,他因下肢癱瘓離開駐所,返英療養,從此永別亞洲;1875年8月25日無法康復,正式辦理退休。最後歲月(最遲從1874年9月起,至1877年10月卒)卜居倫敦市中心西南方、泰晤士河北岸的雀兒喜區(Chelsea)卡萊麗廣場33號(33 Carlyle Square)──位於目前倫敦市中心西南的SW3區,泰晤士河北岸、國王路(Kings Road)與老教堂街(Old Church Street)交叉口。1873年底或1874年初返抵英國,可能即卜居該地。
就探險、住民族文化及語言記錄、博物發掘等方面,郇和創造了許多「臺灣第一」,為我們留下豐富的「老臺灣」(Formosa)記憶。讚賞他的貢獻之餘,也須瞭解他懷抱大英帝國殖民觀(這是當時英人普遍心態,何況他生長在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地官僚世家)、他算不上瞭解臺灣發展史、他不能說是盡職的外交官;不過瑕不掩瑜,他創造出留名臺灣史的條件與獨特領域。英國動物學會主席施克雷特(P. L. Sclater)於1875年年會,稱讚郇和:「他是最努力,也是成就最高的『探險型』博物學家(exploring naturalists)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