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導讀　

邂逅、吟遊與尋渡—賽荷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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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儒（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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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群學出版社的邀請，為本書撰寫導讀，並向華人世界的讀者介紹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實是榮幸，但也是莫大的挑戰。賽荷在歐陸為一重量級學者，可惜在台灣，卻沒有太多的人介紹他，遑論研究其思想。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實有引介其思想的必要性。然而，賽荷的思想遨遊眾學科，甚至解構與再融合了各種知識元素，儘管筆者的博士論文以賽荷的思想為研究主題，對他的學說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迄今也與賽荷保持聯繫，但要想在短短篇幅中，完整介紹賽荷靈巧輕盈的學術方法，引介他篤實深邃的理論思想，實是一艱鉅的任務。

　　再者，既然賽荷的思想如此龐大且橫跨縱通各個知識領域，而筆者的學術領域是教育學思想與教育哲學，對他的研究，主要也聚焦在他的教育學概念，因此，光是處理他在教育學上的概念，著實已花費筆者不少的心力，對於他其他的思想與概念，也只能說是略懂而已。在本書裡，雖然賽荷以平實的文字敘寫，但涉及到的是他對於地球「永續性」的整體性關注，範圍觸及倫理學、法學、歷史學、神話學、生物學、動物行為學……在樸實的文字裡，蘊含著的是內容與深度上的全方位，要導讀他的作品，對筆者而言實是一大挑戰。因此，與其稱此文為導讀，不如說是筆者個人的詮釋與分享。而本書的核心蘊意，就請讀者透過閱讀台灣第一本賽荷的中文翻譯本，細細挖掘與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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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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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秋天，我回到法國。當飛機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的跑道上，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又湧上了心頭，其中便包括2008年聖誕節前與賽荷的初次邂逅，與他充滿熱情的笑容與溫暖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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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因博士論文研究，與法國當代偉大思想家米歇爾．賽荷相約在他巴黎的家中進行學術請益。第一次的見面，談話內容十分豐富，針對他許多的哲學概念，我怯生生地向他請教，深怕誤解與曲解他的思想，而顯得自己的無知。只見他毫無架子的，毫不保留的、鉅細靡遺的以最清楚的方式一一回答。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甚至舉他所理解、所懂的台灣文化脈絡為例，以及他的女兒至中國講學的經驗仔細說明，彷彿，就像一個老朋友一樣，與我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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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的吟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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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早先是一名數學家，接受傳統科學教育的培育，並經歷了1940年代Claude Shannon在資訊理論中關於「熵」的概念之發展。而後，他開始轉向哲學。在《闡明：與拉圖的五個對話》一書中，可以看到他學術上的三個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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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他深受同時身為科學家、文學家與哲學家身份的Gaston Bachelard的影響。事實上，賽荷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萊布尼茲的系統和其數學模型》。他在數學上接受到革命性的觀念轉變，並開始關注當時物理學中的資訊理論，氣象學所處理的騷亂問題、滲透、失序和混沌問題、幾何學中不規則曲線和奇異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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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量子物理。賽荷受到資訊理論的革命與變化所影響，開始領略生活世界當中的事物「既是物理學也是哲學」，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裡的不確定性、噪聲與喧囂。他於是開始思考以往在科學，以及在哲學當中，所謂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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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受到法國發現基因轉譯的機制而獲得諾貝爾獎，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的Jacques Monod及其《偶然性與必然性》一書的影響。從基因科學來探究生命，終究會領略與感嘆到生命的無常與變化，並且感受到偶然就是生命發光與創生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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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指出他「隨著這種變動的生活而生」。他認為這三個知識的革命促使他來到了哲學的世界。但事實上，在現今學科定義與學門界線分野的疆界架構之下，我們很難將賽荷歸類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之中。除了哲學之外，他本身擁有希臘與拉丁古典研究學位、兩個數學學位。在寫作上，他的風格經常是隱喻式的，在行文中以文學或詩學的方式，間接的指涉、詮釋與批判某些學術概念或是理論。在取材上，他也遨遊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術疆界之間。即便是他的哲學思想，也很難看出是純屬於哲學領域的論述。或者說，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總是處在「中介之處」，以一種動態的方式，跨越學科界線，連結學科當中的各個概念，甚至是交融與轉化每一個概念。即便賽荷自己也說，他無法找出自己是師承哪一位思想家或是承襲那一個學派。他也在前述與拉圖（Bruno Latour）的對談中，認為他的研究方法是「一些」方法，而非「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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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吾人會問：賽荷與後現代的關係為何？知名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拉圖，便曾經追問賽荷這個問題，而賽荷的回應是：「做研究的時候，我們會嘲笑自己對自身定位」。須知道，在法國學術界，學者對於被歸類為後現代的陣營，是十分小心而謹慎的。面對拉圖的問題，賽荷不想選邊站，也無法給予回應，因為他不想被歸類。更重要的是，由於賽荷融合了交雜的理論旨趣，使得他到底是現代主義者，還是後現代主義者的問題，顯得更加複雜。雖然他並不拒絕理性，然而他「並非是一個生氣的或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因而成為了後現代主義者」。因為賽荷所做的是種解構兼具綜合的工作。當然，這樣使得他的理論同時遭致後現代主義者和傳統實證論者批判。他的工作是在兩者「之間」：既溝通連結，又交融與審慎。這種工作無關乎現代或是後現代。他並不全然讚揚（現代主義者所作的）區分，但也不全然讚頌（後現代主義者所作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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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不想被定位或者歸類。事實上，他不喜歡用一個明確的字詞來定義他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他說：「事實上，就您剛剛所用的那個字，也許我不是現代的。但重要的是……我應該用形容詞的表達來描繪我是這或是那嗎？尤其是誰有資格說？哪種旨趣最為正確？」是故拉圖認為，賽荷顯然不是反現代的，也不是後現代的，也不是失望的理性主義者。賽荷所做的事實上就是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進行交融轉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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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遊走於各個知識領域之間，他希冀的是詩、是冒險、是神話、是歌唱、是想像、是故事。而這其中，有著各種知識、各種想法、各種詞彙的交融與想像──想像著更為交融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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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尋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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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教授Eric Lambin在其《幸福生態學》便指出，人類現代生活的一切進步與繁榮，卻使得人類距離滋養我們的母親──這片大地、這個美麗的地球越來越遠，連帶地，也使我們離幸福的人生越來越遙遠。就地質學上而言，從1950年代開始的「人類世」（l’Anthropocene），在整個地球上，印刻著是人類對於我們所居住的星球，所產生的永續性影響的刻痕。化學燃料的燃燒與廢氣排放、核能、輕重工業的開發與污染……影響的是對於地表、河川、土壤、海洋、大氣，以及各類物種與生態多樣性的整體性的與全面性的劇烈變化。人類從1950-1960年代開始，對於地球永續性的各項資源的消耗為70%；到了1980年代，已經達到最高點100%；至1999年已達120% 。隨之而來的是飢荒、物種的消失、氣候的異常、海平面的上升、環境生態的破壞。同樣的，我們離幸福的人生似乎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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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始終關注著這個星球所面臨最迫切的危機。他對於這個地球與這片土地，有著本質上的關注與愛。他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積極關懷著人與人之間、與其他物種、與土地、與生命、與地球，彼此間的連結，並積極的尋求通向彼此之間的渡（passage）與橋。從1990年代開始，賽荷經常談的就是「土地、村莊、法律、正義與地球」。其中，最聞名的一部著作，便是《自然契約論》（Le Contrat natu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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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渡，首先得反求諸己。作為一名關心人類苦痛的學者，賽荷提醒著，我們是不是應該停下腳步、靜下心來，仔細想想，我們現在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環境。的確，工業革命與科學的進步，確實為人類社會甚至世界帶來了有別於以往的樣貌。我們似乎比以前「進步」了些。但是，當人類正在歡欣鼓舞地慶祝這一個人類的嘉年華會時，環顧四周，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我們是否失去了什麼？當人類這一個物種誕生於地球當中，到了今天成為地球上的主宰時，我們應該試問自己，我們是否曾好好地「對待」我們的母親（地球）？我們有無好好地「對待」其他跟我們一樣生於斯、長於斯的生命物種？並且，世界以及其他生命物種，「他們給了我們牛奶、能源、居住環境、工作與肉品，那我們帶給母牛、樹木或是公牛的是什麼呢？到底給了什麼呢？我們給了死亡」。我們人類，為其他的物種以及地球，帶來的是災難、是死亡。我們到底用了什麼方式，造成這些災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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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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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便是在探討這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小時候為了與同伴爭那一支好吃的枝仔冰，我們可能都曾經以最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冰棒上抹上自己的濡沫，以宣示它的佔有權。正如同老虎在窩邊撒尿，許多動物都「會用惡臭難忍的尿液來標記自己的地盤」。那麼，今天，人類如何宣示自己擁有地球的佔有權呢？書中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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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城市大量排放的廢棄物，標記著那裡的人口對周遭自然環境的佔據。不停地玷汙四鄰，我們（誰是我們？）不知不覺地便把周圍的地方佔為己有。當我們說「環境」的時候，難道不是已經直言不諱了嗎？事物圍繞在人類周遭，便指明人類是中心。我們仍然說人類是所有者。當汙染抵達擴張的極限，就意味著世界已被此物種佔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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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物種贏了，就成了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如今養豬業把豬科密集聚攏，大量糞肥排山倒海而至，吞毀地下水層，以致鄉下臭氣薰天，有時到了讓人窒息的地步。不靠幻想，我們隨時也能憶起這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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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汙染的形式不僅僅只是像工業廢棄物那樣的「硬汙染」。「軟汙染」更是以最微細的方式，侵入到我們的身心靈之中：「那些圖像，那些如海嘯湧現的文字、記號與商標，以致廣告，淹沒鄉村與城市，充斥公眾、自然與田野等空間」。生在台灣，我們似乎對此都十分有感，比如說，每到了選舉時節，從都市到鄉村，處處都是候選人的旗子、傳單、大型看板廣告與跑遍大街小巷的宣傳車；電視機上的新聞報導，那如同電影情節的內容，那如同演員的播報方式，以及螢幕中那湧自四面八方的跑馬文字，加上極度糟蹋顏色之美的比例配色；抑或是，人類世界所發明的某些奇怪的價值觀：「高富帥」與「白富美」＝「人生勝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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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汙染，不知不覺充斥著地球，再次宣示著人類對於地球、以及對於「受汙染的人」之所有權。而地球上原本美妙的風聲、海浪聲、樹葉颯颯聲、小鳥的歌聲，到哪裡去了呢？它們好似搖尾乞憐的失敗者：「金錢與廣告的擴張，這兩者和汙染維持怎樣的關係呢？經過一張圖文並茂的海報前，那些影像與字母專橫地逼迫你去看，然而世上的萬物卻卑屈地向你的感官乞求意義。後者請求，前者命令」。透過內（軟）外（硬）兼修的方式，人類正式佔有了地球。「我們用骯髒來取得，並保持一己之乾淨」，而所謂動物或人的「分疆畫界，即是畫出某處所的邊界，以便我以主宰與擁有人之姿加以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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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渡，亦必須積極尋找通道與橋樑。因此，賽荷要做的不僅僅只是消極的批判，也就是揭示這些「由硬而軟」的普遍演化過程。他還透過三個意義來尋渡：「就貯藏這件事而言，世界以及萬物構成整個保留地。這便是第一個意義，既是集體的又是客體的，表現出人類與其居所的連結：積蓄、儲備、寶藏、世界公園」。這是一種生態保育區或自然保留區的概念。但目前，這兩者仍是以局部性為其範圍：如非洲的野生動物保育區。而他進一步以最為寬廣的視野，將「整個」地球當作是保育區，對於其中的各個物種與資源，加以妥善保護與細心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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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二個意義則是「主體的，同時具心理學、美學與道德的意涵：矜持、慎重、適度、謙遜、尊重、節制、端莊、知恥、讚歎欽佩……我們應當遵行適可而止的本分」。環境保育除了對於外在環境與物種予以照護之外，更必須好好照看人類內在的這顆心及人類的所思、所言與所行。對於賽荷來說，這個歷程關係到人類與萬事萬物真正的自由與解放。他認為，人類必須回過頭來反思自己內在價值與思維，省思人類最深處的內在是如何看待大自然：對於大自然，我們是輕視、是敵視、是佔據？還是敬畏、是讚美、是保衛？是否因為我們精巧的智慧，區分了主體（人）與客體（一切與人不同之事物），視客體為我們的附屬品、我們的佔有物，而開始不斷地對其勘天役物。是否因為驕傲與傲慢，讓我們毫無休止地傷害身邊的伙伴，也就是其他人以及各式各樣的物種，並摧毀這一片孕育萬事萬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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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賽荷來說，人類這個目前主宰世界的物種，必須得反問自己、檢討自己。在《自然契約論》這部作品中，他認為，面對我們人類自己所造成的全球生態問題，要做出改變的是我們。他呼籲，人類要試著去「控制我們所形成的主宰。因為純粹的主宰會反過來危害自己」，他提醒著人類必須節制，必須謙卑。這樣的立場在該書出版近二十餘年後的本書（原出版於2008年）中，也從未變過。賽荷依然堅持人類要節制、謙卑，妥善地自我要求，並恰如其份地與大自然之間進行互動；他呼籲人類至少「也要做到自我管理（egonomie）」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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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賽荷的論點便來到了第三點。第三點是契約、是法律的概念，也是和平的概念，更是美學的概念。由於世界萬物構成了後代的遺產，「這最後的意義亦關乎租賃：在此並且唯有在此，我住在為我保留的地方」。賽荷提出的「自然契約」，意味著：「我們不該再自居為自然的主宰與擁有人。我們不該再自居為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新的契約就是租約。一旦我們變身為單純的房客，我們便能構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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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荷指出，這個地球、這個世界，不屬於任何人：「世界不屬於任何人……因此，Res nullius, mundus（無人所有之物，即世界也）：不要再為了世界打鬥，世界不再屬於人。不可得而有，故去其所有」。Res nullius, mundus，代表的更是一種「參贊化育」的精神，也是上述賽荷所談論的美學意義（讚歎……心醉、熱誠、罕有……去其所有、澄明地讚美、有效地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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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若回到本書書名「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賽荷一步步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在本書中，他更勾勒的是一個人類與地球整體性的未來圖像，敘說著的是一�多條、無止盡的旅程。這些旅程所開展的，便是人與萬事萬物之間的緣起、相即、共同創生與轉化的永恆尋渡之旅。而這樣的尋渡之旅，或許也可在近來興起之「全球生態村運動」（Global Ecovillage Movement）中窺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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