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作《反思社會學引論》（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布迪厄指出三種缺乏反思性的學術認知偏見。雖然他批評的主要是社會學，但也可當作是對所有社會科學的針砭。第一種是，社會性（social）偏見；基於研究者自身的社會出身背景，如社會階級、性別、族群等認同，所產生的認知偏見。這是最普遍的，也是許多學者都曾指出的一種學術認知偏見。第二種是學術場域（academic）偏見；這是指一個研究者居於學界某位置，因此產生的認知偏見。如一個學術機構的首長，一個寫論文的博士生，各因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而與他人有利益與權力角逐關係，此皆影響他們的學術認知。第三種，也是他最重視的學術偏見，學究偏見（intellectualistbias）。這是指，學者將現實世界建構成一個有待被解釋的學術圖像，以一大套預設的理論、方法、原則、辭彙來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現實世界中有許多待解決的具體問題。
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見解，與他的習行理論（practice theory）密切相關。我認為，這個理論的精華表現在其名著《區分：一個對於品味評價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的一個名句上—「本相造成的表相，與表相造成的本相」（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and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對於這個看來莫名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們許多的言行表徵（表相）強化了社會現實本相，而在社會現實本相下，我們又自然而然的產生特定言行表徵。譬如在一社會中，人們歧視女性的言行（表徵或表相），強化男性中心主義這社會現實本相；相對的，在男性中心主義之社會現實本相下，人們也容易產生歧視女性的言行。布迪厄認為，人們這樣的言行常常是在他們的意識之外，因著某種習性（habitus）他們自然而然就這麼說、這麼做。我將布迪厄所稱的 practice 譯為習行（在中文學術界許多學者譯之為「實踐」），也是為了順應他的這個看法（以及配合將 habitus 譯作習性）。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表相的社會中，我們說一些話、做一些事，然而我們很少去深究、認識社會本相，更沒有意識到我們所說、所做的經常更深化社會本相。這與前面所說的，「歷史」造成現實社會情境，而在現實社會情境中人們也相信並繼續述說或書寫這樣的「歷史」，是同樣的意思。我們所說與所寫的「歷史」也是一種表徵、表相，而現實社會情境便是社會本相。所以我們可以把布迪厄那句名言， 換個方式來表達—「文本產生於情境中，情境也產生於文本中」（text in context and context in texts）。這文本，特別指的是人們的歷史記憶文本。
在文獻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是我過去在台灣一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文本分析」課程的副標題。當時有些教授反對，他們認為人類學家的田野就是在某偏遠地區人群中所進行的參與觀察，不能在文獻中作田野。人類學家到實實在在的人群社會中進行田野，的確是他們值得驕傲的學術資產，這也讓許多歷史學家十分羨慕。我常聽歷史學界的朋友說，我們無法進入唐代、宋代人群社會中，像人類學家那樣親身觀察當時的社會，聽每個人鮮活的話語，觀其行為，分析其情感與意圖，發掘隱藏的社會結構。於是，無法進行田野考察成了歷史學家難以深入探究過去社會的普遍藉口。
了解遙遠過去的人群社會（歷史學），與了解遙遠空間外的人群社會（人類學），對反思性研究來說都只是整體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則是，基於對遙遠時間、空間外的「他者」或異文化的理解，來重新認識「我們」與我們所存在的現實情境。如此，我們的現實存在，以及造成我們認知偏見的幃幕，將突然透明地呈現在眼前—像是蝴蝶咬破了蠶繭出來，終於看見以前被自己當作是全部世界的繭，以及自己存在的真正世界。前一半的工作是「化奇特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後一半的工作也就是，「化熟悉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