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想法,其實是受到黃錦樹本書緒論中提到的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啟示。錦樹在唸大學時讀了托多洛夫一九八四年那本《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此書開宗明義處理的即是俄國形式主義的詩學理念。托多洛夫讀俄國形式主義讀到後來,也是把他之前驚嘆不已的理論「理解成一種歷史現象」──著重其「內在邏輯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非其思想內容。黃錦樹所關注的馬華文學,以及本書中的馬華文學(史)論述,也可作如是觀。
這個黃錦樹稱之為「少數文學」(我稱為「小文學」;後來錦樹的用詞是「華文小文學」)的馬華文學,其間的問題當然不是「中文」、「華文」的簡單二分,也不必是「國家文學」、「民間文學」之差別待遇,更不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而在於黃錦樹在〈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2004)中點出的「文化資本」(「書寫者必須面對既有的書寫遺產,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實有賴於書寫者掌握的文化資本」)。「中文」、「華文」的修辭可以只是「風格的選擇」,而非離散的必然,「國家」、「民間」的位置也是「語言的選擇」,而非現代性的必然,「現實」與「現代」更是「技巧的選擇」,並非階級的必然。那麼,在(北方中文大國)華文大文學語境之外,在(國家�國語文學)視野之外的馬華文學,其文化資本從哪裏來?黃錦樹引述了奈波爾(V. S. Naipaul)《世間之路》(The Way of the World)中的話:「我們沒有背景,沒有過去,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我們的過去只能追溯到祖父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與其說這句話可以用來描述離散華人十九世紀以來的短暫生存與奮鬥歷史,不如說它喻寓了馬華文學的熱帶世間之路──沒有巨港來的王子拜里米蘇拉,只有下西洋的過客三保太監鄭和;沒有祖業家產,沒有家世背景。南來的康有為們黃遵憲們或避難或履職,時間一到就北歸,南洋只是掌故不是背景。南來的葉亞來為吉隆坡開埠,如今只剩下一條短短的「惹蘭葉亞來」。另一方面,南來的丘菽園們郁達夫們成為「死在南方」的先例。但是丘菽園並沒有成為「父親的名字」,他沒有開啟一個荒文野字的新興華文文學傳統,他延續的是中華抒情傳統與古典風格,這個離散的南洋古典抒情傳統香火薪傳,迄今不絕,也有待學界重探。郁達夫沒有成為他自己預言中的「大作家」,即使他沒亂離失蹤,以他的身分地位,也極可能像胡愈之那樣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返回中國,而不見得會在星洲或檳城書寫他認為能「為南洋吐氣放光的作品」。
對黃錦樹來說,「奈波爾」才是馬華文學那個傳說中的大作家,或父親的名字。奈波爾始於家鄉的一條街──米格爾大街──,繼而延伸至整個加勒比海,乃至印度、南美、非洲等世界各地,他不僅「捕捉移民社群特殊的經驗」,還能超越故鄉,擴大視野,以「外部眼光」「填滿了原先空白的背景」。當代的優秀馬華作家,即使是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或黎紫書,或黃錦樹自己,顯然也沒有處理離散族裔的「三個世界」的企圖,頂多也只是書寫離散雙鄉。職是,儘管黃錦樹成為了「預言者郁達夫」,「奈波爾」並沒有(或還沒有)在馬來半島或婆羅洲現身。(奈波爾本尊多年以前倒是到過馬來半島一遊,和青年安華.伊布拉欣(Anwar Ibrahim)見過面,其月旦馬來西亞穆斯林的絕妙趣文即收入《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書中。)
分歧的不會只是文學、文學政治或文學史。陳平口述的《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 2003)也是歷史分歧之書。馬共史是馬來西亞的歷史分歧�斷裂敘事,馬共史本身也諸多分歧的內史外史。當各方歷史(histoire/history)轉化成「馬共書寫」(histoire/story)時,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該如何「歷史化」這些記憶文本與文學文本裏頭的暴力怪獸?《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集中近三分之一的論文處理的正是「書寫馬共」的議題。在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之前,政府視「馬共」為公共空間的禁忌(馬來西亞的用詞是「敏感問題」),論者鮮少,但九?年代以來,各種記憶文本與文學文本紛紛冒現,論者仍然不多,黃錦樹創作「馬共小說」之餘,以這幾篇「書寫馬共」論述作為馬華文學的身分屬性與國族認同的「補述」,或「一個想像的左翼南方」的注釋,自有其文學史的重要意義。
我們當然很清楚,「在臺馬華文學」並不是散發臺灣文學獎靈光的產物,而是冷戰時代東西對壘的餘緒,在中、臺、馬的人民共和國-民國-臺灣-大馬聯邦之間的縫隙中開岔展顏。如果沒有冷戰,如果沒有「僑教」與「美援」,「如果父親寫作」,也是在那塊叫或不叫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或北婆羅洲聯合邦的土地上,以華、巫、和�或英文書寫,在「我們的米格爾大街」──我們的Jalan Bes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