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人類社會的歷史反轉 胡佛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若干年來，我對台灣社會的擾攘，十分憂心，特別在輿論及知識界，也常出現價值錯亂、顛倒是非，以及浮囂、乖戾之氣。在這種自以為是的偏執下，很容易將自我縮限在一方井底，看不到井外廣袤的天地與風雲變幻。我的憂慮，使我在若干場合禁不住提高嗓音呼喚—不要以為自己端坐在這裡，地球就不會動啊！歷史的巨浪已衝高到一個時代大翻轉的轉捩點了，我們豈能閉目不看這股巨大的推動力？當我慨歎我的嗓音究竟能震動多少人的耳鼓時，朱雲漢院士的大著正映進眼簾，忽焉我有一種終於發覺有人身在最高層，不畏浮雲遮望眼，既異樣又欣慰的感動。
朱院士最近完成新著《高思在雲》，承他厚愛，讓我能先睹原稿，並表示一些淺見。在細讀之後，我豈只是感動而已，他若干突破流俗之見的膽識，直逼問題核心的洞見，通達貫穿的剖解，以及從中所流露出的人文關懷與正義情操，更使我不能不在心頭感到震撼！這股震撼，使我進一步察覺到朱院士的整體構思，在空間上既著重「致廣大」，也求取「盡精微」。在時間上，則放眼三百年來的中西歷史，縱觀所激盪的波濤及發展方向。「致廣大」是一種「宏觀」，而「盡精微」是所謂的「微觀」，朱院士先將兩者聚集在社會及價值體系的結構中，再巧妙地融入三百年來的歷史波瀾，從而得在歷史的高處，巨細靡遺地觀察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等各種因素在互動間，對人類發展所形成的動力。
朱院士多年來在社會理論及實證研究上，累積了嚴謹而深厚的學養，再加上對人對事常能設身處地加以體認與設想的稟賦，使他可從容地擺脫特定立場與思維的牽絆與局限，發展出全盤觀察人類社會脈動的科學歷史觀。在他「大歷史觀」方法論的引導下，從認證、析述、評判，直到道德的思維，逐步推演，條理分明，而能在不見鑿痕下，一氣呵成，完成他通盤而完整的論述。我在細讀的過程中，時而滿眼湧現不盡歷史浪潮的湍急，也時而充耳聽到兩岸啼不住的猿聲，但也有一種柳暗花明，輕舟已過，而前村在望的驚喜與感喟。
且看朱院士如何「高思在雲」，開啟他對二十一世紀時局的探究。他首先用一篇〈序曲〉，語出驚人的為歷史發展定調。他直言：當前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站在分水嶺上，可同時看到四重歷史的大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他指出，美國的單極體系從冷戰結束迄今，不過二十餘年，卻正像一個歷史空隙中出現的例外。至於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相對的，也正顯示「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這一反轉，會造成最基本層次的結構性變化。
朱院士的論斷是：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不僅認為西方國家的爭奪霸權，追逐所謂的國家利益，原本就是歷史進展的必然過程，而所主張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則更是人類意識型態的終點與政府的終結型式。不過，請試想：如人類社會的共同目的，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基礎上，促成人人過著美好的生活，很顯然地，西方強行殖民主義及爭取世界霸權的主要國家長年強取豪奪，何止是摧殘公義，還成為世局紛亂與災難之源。朱院士也毫不避諱地指出：過去以西方文明判定「進步」與「落後」的坐標，已受到相當質疑，亦即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未必是「進步」，而與自己文化傳統重新接軌的，未必是「落後」。這真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種種說詞，所做的當頭棒喝！請清醒一下吧，我們豈能再習焉不察，任人擺佈，而自欺欺人？
朱院士放聲直言當前歷史所面臨的四大反轉，如果他對近三百年整體歷史的巨變，未能發展及運用他的科學史觀全程細察、深究，那是說不出的。人類社會生活進展的過程中，近三百年的歷史流向是極為曲折、洶湧而變幻莫測的，朱院士卻能敏銳而精確地掌握其中主流，在大著中分用五個篇章，針對若干重點，進行多面向及多層次的析論。我不能盡述他通篇大著的精采內容，但可略舉其要及我的一些隨感。
第一，朱院士首先緊握住關係到西方世界整體結構的兩個核心要素：「市場」與「民主」，然後再進而剖析美國霸權的衰退。朱院士指出，「民主」與「市場」一向為西方世界發展的兩大支柱。西方知識份子認為民主可帶來和平及良好的治理，經濟市場的自由化及全球化更可增進共同的富裕，而美國則是打造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因之，整個世界當然要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也一向認為自己在爭取及維護世界霸權，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但實際的演變幾乎是南轅北轍。在所謂的新保守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導下，市場機制造成的是「弱肉強食」與「劫貧濟富」。少數富豪一面強勢地操弄及掌控民主的過程，導致民眾的意見與需求難以正確而公允地表達，一面則自利地影響及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功能，使得公共福祉無法有效地加以維護。朱院士徵引確切數據，說明美國貧富差距的懸殊，已極為嚴重。相當多數的民眾淪為弱勢貧窮階級，而少數富豪則成為強勢特權階層。兩極化的社會，造成階級對立與抗爭，進而破壞社會的安定、和諧與凝聚。
再看社會風氣，普遍流於放縱與拜金。朱院士異常憂心這樣的發展，會「獎勵自私」、「追求虛榮」，以及誘導「無止境的享樂與無節制的貪婪」。他的憂心實質上牽連到人類生活的社會道德及文化取向的根本問題。我也深感面對如此的「美國風」，已不能不提高警惕，加以深究，絕不可一味的盲從了。到了二○○八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終於引爆金融大海嘯，造成世界經濟秩序混亂，若干歐洲國家更陷入金融困境。美國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神話，也隨之破產。
美國在朱院士所指稱的「變形市場」及「變形民主」的交互運作下，無論經濟力、政治力及社會力皆趨向衰退。另一方面，若干傳統及新興民主國家在美國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促動下，效行上述市場與民主的機制，終造成更嚴重的紛亂。向來被稱為「終結價值」的民主，在這些國家卻變成「劣質的民主」。所謂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開始消退。朱院士更指出，就連美國若干倡導自由主義的重要知識份子，也主張美國的民主體制，必須加以改革。總之，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雖仍強力地維護單極的世界霸權，但顯然已力有未逮，且不再能頤指氣使地掌控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了。
第二，現不妨做一設想：如「非西方世界」，仍像過去一般的「落後」，美國的國力縱然呈現衰退，也還能自做調整，弭平一些區域局部性的風暴，而在峰迴路轉後，也非無可能維持單極霸權於不墜。但這一設想，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後，恐怕已絕少具有可能性了。我完全同意朱院士所強調，中國的崛起與所發展的中國模式，對全世界而言，簡直可稱為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巨變。中國在一九七九年才進行「改革開放」，隨即就以最快的速度，推動經濟持續成長；以最廣的幅員，進行全面工業化；以最大的規模，消滅普遍貧窮。朱院士根據多種研究資料指出，在短短三十餘年間，中國在經濟成長上的多項指標，皆一舉超越美國。這種轉變，已確切說明全球生產力與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秩序在權力及價值結構上的質變。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一元現代性」框架，已不能不為「多元現代性」所取代，美國單極體系的霸權，也自然趨於式微。朱院士更意味深長地認為：中國崛起要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歷史大故事中了解。也就是說，人類世界的整體結構正面臨進一步的重組。
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如此震驚世界的發展呢？朱院士特別重視知識探究的態度，並提出發人深省的看法：對中國的觀察，絕不可陷在過去所熟悉的歷史知識與價值框架中，因過去的認知與觀念基礎，充滿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如不能調整先入為主的思維架構，就很容易做出選擇性的評析，從而根本無法獲致客觀、公允及全面的理解。上述朱院士所強調的觀念，真是誠哉斯言！試看許多「斷言」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改革，必然會在短期內崩解等等的言論，往後將只是徒增歷史的笑料而已。
中國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巨變，本質上，確實也不是輕易能從表層可以看得透澈的。朱院士在大歷史觀的視野下，對各種成因做嚴謹而客觀的解析，因而能一面縱觀世變，一面直指底蘊，使得所謂「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真實而鮮明地呈現出來。他在這方面的解析，無論在學術上及對世局的理解上，皆具非凡貢獻。長期以來，我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許多關切與思辨，但朱院士的許多突出之見，真是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令我感觸良深。現略舉數端，以見一斑。
其一，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實施社會主義革命，一般皆認為既付出極為高昂的社會代價，且浪費時間，造成當代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但從另一方面看，朱院士強調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建立了非常強大的國家意識，在民族復興的大旗幟下，凝聚社會意志力於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國家進而發揮最大的動員力及執行力，將全國重要的土地資源及工業資產全部轉為國有化或集體化，構成「改革開放」發展目標的最龐大政治及社會資本。這種社會主義所構成的歷史發展條件，當然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想像與複製的。
其二，朱院士認為中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另有思維，別具建制的。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一向重視「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在這一觀念基礎上，力求「民享」。至於「民享」的內涵及施政，則採行「精英主義」，亦即在民眾整體福祉的考量下，運用科舉制度，選賢與能，並集中國力進行精英治理。這種體制當然反對社會階層的撕裂與對抗，以及代表個別利益的政黨惡鬥。朱院士進而指出，中國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就是以民眾整體利益做為「邦本」的進一步構思；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實質上仍是一種精英治理。不過，一黨專政下的精英治理，在體制上則又融入若干現代民主與制衡的設計：如領導階層的任期制、獨立的紀檢及問責制，黨內與從政幹部的培育、選拔、黜退，以及民意評鑑制等。這些制度一方面可避免獨裁與濫權，一方面則能發揮精英的專業能力，提升施政效能，達到「民享」的主要目的。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特別著重「民享」，而不採取有礙「民享」的「選舉民主」或「民粹導向」的「民治」。中國所發展的這種體制，當然為久受西方霸權欺壓而亟謀振興的「落後」國家，提供另一種發展的參考模式。
西方一向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主要建立在個人理性的基礎上，並依據公民主權及消費者主權的原則，達到保障多數人權益及滿足多數人需求的目的。這一理念當然為朱院士所熟知，但在他檢視西方主要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實際上的政治運作後，他發現在資本主義的操控下，一般民眾常處在資訊、知識、權力極不對稱，甚至有欠平等的地位，既難做獨立與自主的理性抉擇，也無法達到謀取自身權益與需求的目的，終於形成朱院士所痛惜的「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再進一步看，做為西方自由人權基礎的個人主義，也不能是絕對放縱的。如任何個人或社群主張「只要喜歡，就可以做」，必定妨礙到其他個人或社群的自由人權。美國新自由主義絕對開放的觀念，也在某種程度上催生絕對放縱的「變形自由」，或可稱之為「新個人主義」，而加重「變形市場」與「變形民主」所造成的社會失序與衝突。
其三，中國崛起是為了爭霸嗎？稍看近三百年來的歷史即知，主要的西方國家皆是為了自利，不惜運用各種強制手段，包括武力，掠奪非西方落後地區的資源；為爭取世界霸權及掌控所謂世界秩序，美國竟常自詡為「世界警察」。朱院士明確指稱，這種西方中心的霸權觀，從來不為中國所認可。中國領導階層從來不主張稱霸，且公開拒絕美國所推銷的「中美共治」，也就是「兩國集團」（G2）的倡議。中國明白強調「不結盟」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有關上海合作組織、亞太地區、金磚五國，以及一路一帶等等經濟共同開發案。這些方案皆是超越西方中心的霸權觀，並繞避西方所主控的世界秩序，重建和平、對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這符合中國傳統「和衷共濟」的「天下觀」精神，卻也正標示著「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歷史巨變。
其四，朱院士極為關懷台灣的情勢與發展。他頗為困惑及憂慮，台灣輿論界對中國崛起所引發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反轉，竟很少關注。他提醒：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貿易及政治活動正蓄勢待發，而領導機制則已轉換軌道到中國。如台灣不能做好知識上的準備，會在世局轉變的關頭，不知所措，進退失據。他於是呼籲：「台灣要腦袋急轉彎」。但台灣的腦袋會看清歷史波濤的流向而轉彎嗎？恐怕事實上並不容易做到。試看：為了反對兩岸所簽訂的服貿協議，少數反對黨立委不斷霸占立法院主席台，學運學生與社運人士則攻占立法院與行政院，而執政黨竟毫無有效對策。美國的「變形民主」至少還能維持代議制的形式規範：尊重討論與表決，而台灣常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政治，卻一面誤認「放縱」為自由，一面又曲解「民粹」為民主。這些皆使得國家機構的正常功能，幾乎無法運作。
朱院士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曾深入加以檢視，他察覺到，在一九八○年代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及推動民主轉型的「自由主義」論述，逐漸為主張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國族主義」訴求所取代。「自由主義」反淪為達到台灣建國過程中，用來推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一種工具，並未被嚴肅地看成所謂的「終極價值」。我常言，台灣的選舉在相當程度上，是在選一個「國家」，而不是選民主體制內的「政府機構」。由此可知，主張一個中國的國民黨與贊成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在政治基本結構的「國族認同」上，尚存有差異與衝突。這種差異與衝突必然會撕裂國家結構的凝聚，及扭曲自由、民主的目的價值與規範。在反對人士，包括若干具特定立場的媒體，所煽動的強烈仇中情結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又如何能正確地掌握輿情，並有效地因應世變呢？朱院士在為「台灣民主」把脈後，鄭重呼籲「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重要，否則會導致整個政治的癱瘓。我想朱院士在這方面能說的也只能盡於此了。
在歷史的大浪潮激盪出四個大反轉的巨變後，今後人類的歷史又將如何發展呢？朱院士的看法是：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方面則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也就是更能建構一個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我個人則對這一全球新秩序持較樂觀的期待。中國近年來與相關國家所進行的各種經濟發展及文化交流等合作規劃，大多皆能符合及體現上述原則與理念，因而受到這些國家的歡迎。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東協極具聲望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Datuk SeriMahathir bin Mohamad），於香港的一場演講中特別強調，中馬有過上千年的貿易交往，都是在友好和平過程中進行，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兩國在經濟與文化交流中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也大致如此。但西方殖民主義則與中國完全不同。幾百年前西班牙人拿著手槍來到麻六甲，登陸兩星期後，就把麻六甲當做自己的殖民地占領了。馬哈迪對美國「重返亞太」頗有微詞，覺得不能不「小心應對」。
由馬哈迪講詞中可以看到，中國在「和衷共濟」理念下所推展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世界新秩序，會在東方隨著太陽和煦的晨曦逐漸升起，光照大地。我忽憶起宋代名臣宋祁的〈木蘭花〉詞上闕：「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但望東來的春意能為世界新秩序的人類生活，帶來盎然生氣與不盡的繁盛。
我與朱院士切磋問學，相知相惜逾數十年。他的博學、深思、睿智的識見與高尚的情懷，我常歎為當今難得。現細讀他對「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的完整論著，讓我不禁對其一樣是「石破天驚」的若干獨特之見深為感佩。這真是難遇的知識機緣，可稱是一生中的幸事與樂事。想關心歷史變局的世人，在通解之後，定會與我同感！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大湖山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