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走在這條道路上至今已四十餘年，我一直想對人類早期探索地球有新的認識。二○○二年，我的第一本書《一四二一：中國發現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問世，此書集結了我初期記錄的中國早在十五世紀時的環球航行，以及對地球的系統繪圖。一四二一年三月八日（明成祖永樂十九年二月初五日），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隊從中國啟航，艦隊指揮官是鄭和；他當時是憑一份一四一八年完成、十分詳盡的地圖（編註：指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航行，從圖上顯而易見他遠至北美洲和南美洲海岸的航程。但就在中國艦隊返回後不久，大明帝國旋即陷入政治孤立，而記載艦隊輝煌成果的史料也被摧毀，因此掩蔽了鄭和率領艦隊在該次下西洋時曾到達美洲的書面證據。儘管如此，來到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中國探險家已留下明顯的足跡，比哥倫布到達加勒比海早了七十年。
《一四三四：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1434: The Year a Magnificent Chinese Fleet Sailed to Italy and Ignited the Renaissance）是我的第二本書，書中追蹤了中國艦隊也曾到訪過歐洲這一事實。中國人早期精通的技術長久以來並未得到認可，包括航海和導航的實力，但他們卻傳遞一種獨特的文化火花，孕育了文藝復興時期，並且最終改變了現代文明的發展；歐洲人吸收了中國的思想、發現和發明，因此而奠定西方進步的基礎。
在這幾部作品中，我想讓讀者看到有系統的研究，但不期然地，書中也透露出專業史家無意接納新知的事實。從地圖研究、史料記載、民俗和傳統的人種學比較、植物學以至人類DNA（編註：去氧核糖核酸）收集而來的資料，這些都說明了中國到美洲的探險是在一四二一年之前，比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到達加勒比群島要早了七十一年。
然而，有一些專業史家卻視扎實的資料為詐騙和無稽之談，部分原因或許是我不屬於他們圈內的一員。我是導航員，和朋友、家人遊歷世界，也在家利用網際網路收集資訊。我的網絡雖然寬廣，卻無法讓批評者滿意，他們的質疑通常荒謬而缺乏邏輯，而當他們無法說服大眾反對我時，就發動禁止我的著作和公開演講活動。到底批評者在害怕什麼？
有關中國的探險早於哥倫布，先前這兩本書提供了詳細且具說服力的證據。但如今我能夠利用另外十年的研究與調查，對這些探險提供更多的資訊和新見解。與以往相比，記錄從各方面更加證明了中國在新大陸的探索，而這正是這本書──《誰發現了美洲？》（Who Discovered America?）的根據。
身為艦隊指揮官，鄭和可以說是上一個千年最偉大的海員，而他率領的寶船隊到過南北美洲的證據也與日俱增。我的結論並非唯一，我的研究亦未臻完善，但在尋找有關美洲探險的新證據時，我有旅伴同行，其中一些人本身甚至是懷疑論者。我很歡迎各界的指教，並且樂意和讀者群以及探險同好們分享資料。
謹記這一點，自《一四二一》出版這十年來，我們一直盡可能多收集新資料，在某種程度上拜遺傳學和DNA檢測、分析進步之賜，我們有了汗牛充棟的材料，而目前無疑是對中國在美洲的探險公布更多證據的時機。
如今，藉由遺傳學的訊息已經使得我們先前的大多數分析獲致鐵證，我深信，十年後又會有同樣多的材料披露。證據總是進一步鞏固真相且加強在我們眼前的事實──中國參與過不凡的世界探險，而且遠在大多數歐洲人有實力來較量之前就到達美洲。
在發現鄭和的一四一八年地圖之事公諸於世後，有關過去兩千年中國船隻到北美洲的新資料開始大量地湧現。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否認事實。
我以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中我們的旅行為根據，分門別類整理新資料，並提供在其中可以充分闡述我們的證據細節的架構。這些證據細節包括遺傳學、語言、文化、考古，合起來對於誰真正發現美洲大陸做出了令人信服且無可爭辯的說明。
本書第一部分重新探討基本的問題：美洲的早期移民是乘船或經由陸路抵達的？一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始終堅持，在不毛地帶有橋跨越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讓獵人和採集者得以從亞洲通往美洲。這些人果真有可能透過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之間幾乎無法通行的陸橋抵達新大陸嗎？我認為是不可能。在這個部分，我們針對海峽有新的討論，而且並非只有我才認為它對大遷徙來說實在太不適合居留；持陸橋理論者同意我們有關美洲的早期移民是來自東亞的觀點，但卻沒有認真看待我們所收集到的證據。
人類存在於美洲所牽涉的並非從亞洲到北美洲再往南、為時幾千年的陸上遷徙，而是更有計劃地源源不斷從亞洲乘船到了美洲。我們開始融入各種證據，例如突然出現的疾病和植物，越過冰封的北方遷徙數世紀之久，決不會存活。隨著我們在小亞細亞的絲路之旅，研究領域擴大了，我們也相信，在該處航運所帶來的中國商業和交流遠比一般認知的更為重要；同樣，在此我們也討論其他早期偉大的航海文明──邁諾安人（Minoans），他們的船隻極有可能運載其僑民和商人渡海。
我把注意力從航海相關的基本論述，轉向中國探險家的遠大目的地，因此第二部分專門談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文明，還有它們和中國文化之間不容置疑的關聯。在此，我們介紹了關於地圖、習俗之間的相關性，以及顯著反映中國強大艦隊到來的民間傳說等等的新研究。
接著，第三部分再轉向有關中國抵達新大陸的基本新材料，同時繼續追蹤我們自己的北美之旅，從西岸到東岸，從佛羅里達向北到新斯科細亞（Nova Scotia）。中國人的足跡，連同他們遺留下的建築物、植物和動物，無所不在。資料方面也著重馬可•波羅的記述，其中對於他以元世祖忽必烈的使者身分航行到北美洲，記錄翔實。
在全書中，我又談到鄭和與他的一四一八年地圖，從中還找出更重要的證據，他是依據更早的海圖來繪製地圖的。
舉例來說，我們利用一四一八年地圖，發現了鄭和下西洋時到達外灘群島（Outer Banks）和北卡羅萊納州的證據；此外，有關東海岸，我們討論李兆良博士（Dr. S. L. Lee）對一面宣德金牌的鑑定，十五世紀初期，明宣宗（年號宣德）曾任命鄭和為出使北美洲的欽差大臣。將一四一八年地圖和證據相較，我們也拆穿了宣稱它必為贗品的不實指控。
我同意一些科學家，他們認為美洲在至少四萬年前就已經有人類居住，然而，這些居民並非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是身懷驚人技能的亞洲探險者，在我們探討的細節中，有來自夏洛特•哈里斯•瑞斯（Charlotte Harris Rees）描述她父親所收藏、在中國遠古繪製的美洲地圖，時間可以回溯到三千年前。我也討論自己與眾多人──特別是與猶他州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Utah）名譽教授索倫森（John Sorenson）──對談的結果。索倫森偕其同事、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名譽教授強納森（Carl Johannessen），收集了過去八千年遠渡重洋進出美洲的證據。
在《一四二一》和《一四三四》之後，我的第三本書《亞特蘭提斯：失落的帝國》（The Lost Empire of Atlantis）轉換了興趣。在該書中，我們把注意力轉向邁諾安文明，同時也描述了有關傳說中亞特蘭提斯文明的有力證據。這的確是對於西元前一四五○年錫拉島（Thera，即聖托里尼?Santorini?）火山爆發，而且一場強震和海嘯席捲愛琴海並摧毀了先進的邁諾安文明的紀事。
有趣的是《亞特蘭提斯：失落的帝國》得以問世的緣起。妻子馬塞拉（Marcella）和我為了研究關於十五世紀時中國下西洋的新材料，曾在二○○八年到訪中美洲和墨西哥，旅程為期三週，從墨西哥和瓜地馬拉收集到一批證據。我在當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時將這些證據整理成文。緊接著就是二○○八年聖誕節的到來，我們決定到克里特島（Crete）的修道院讓自己放鬆度個假。此行，我們偶然發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事實：從西元前三○○○年起，克里特島的邁諾安人似乎就已經開展遠洋航行。顯而易見地，關於過去四千年邁諾安人和中國人航行到美洲的證據相當可觀。在博諾米（Luigi Bonomi）和伊恩•哈德森（Ian Hudson）的幫助下，我們確定自己有足為兩本書的題材；博諾米是我的寫作經紀人，哈德森是一位有勇氣的年輕夥伴，也是目前這本書的共同作者。我們從邁諾安的航海著手，因此促成了二○一一年《亞特蘭提斯：失落的帝國》的出版。
彼時，我重返克里特島，也細查了西元前十萬年就已有人航行到島上並建立基地的驚人證據；除此之外，就逐次航行都結束在同一處──克里特島南部的普利維峽谷（Preveli Gorge）這點來看，他們似乎有可行的導航定位系統。就這樣，馬塞拉和我偕一群友人開始了去安那托利亞（Anatolia）的考察旅行，尋求在十萬年前航行到克里特島的可能證據（DNA研究表明，克里特島的早期居民都來自安那托利亞，而非希臘）。我們發現，他們是海民，航行在地中海已超過四萬年；此外，他們可能到過美洲。從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這本書──《誰發現了美洲？》。
一如既往，這本書是朋友、同事以及研究員夥伴通力合作的成果。我特別高興地想再提一次，這本書因為有哈德森的專業協助而得以撰寫完成；他是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和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畢業生，在我籌備出版《一四二一》時加入工作。他在我們的書出版期間助益良多，陪同我們長期旅遊，有一些報告即是出自他手；而他也是設立我們www.gavinmenzies.net這一網站的中心人物。
我們對於這個網站的目標，是以此作為持續研究「前哥倫布時代」的發現之旅的中心。我們很自豪它的擴展和人氣。這些年來，我們逐步和全世界的專家建立了人脈，他們因為最初在《一四二一》所闡述的理論而著迷，但其中當然也有不同意的觀點。網際網路讓人和人更容易互動，毫無拘束，而且我們可以即時和世界各地分享彼此的想法，這在十年以前是不可能的。雖然艱辛，但歷年來我們對讀者投書盡力保持百分之百的回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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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孟席斯
伊恩•哈德森
二○一三年五月於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