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

序言

李歐梵

　　研究晚清小說，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個人斷斷續續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書。最近讀完顏健富教授的大作後，決定放棄寫專書的計劃，因為我發現晚清文化的最關鍵性問題，在顏教授此書中已經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我樂觀其成，不必再費心力了。

　　我認為晚清文學的最大難點是：在這個時期（約自1895年至1911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十年）受到政治和社會潮流的影響，生產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說、詩詞、翻譯，和其他「次文類」，在風起雲湧的印刷文化機制──書店，和報章雜誌──推動之下，為中國文學傳統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更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奠定基礎。然而，這個改變，表面上卻看不出來，也不受當時菁英知識分子的重視，由於它的文體仍然是舊的，文言白話兼用，但文字一般並不精鍊，新的文類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世學者必須花很多功夫整理，研究和評估，才能還其真面目。

　　多年來致力晚清文學和文化的學者不少，特別在資料蒐集和整理方面，成績輝煌。然而這些資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總體的輪廓，也為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作準備。前輩學者（包括阿英和魯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論，或選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謂「晚清四大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孽海花》，和《老殘遊記》）為例，但對於其他大量不見經傳的作品則避而就輕或略而不談，有待年輕一代學者進一步探討。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可謂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蒐羅幾盡，分門別類詳加分析，成績有目共睹。然而，此書仍然不免滄海遺珠，而且方法的背後是文學理論而非歷史，所以對於某些關鍵性的問題未能兼顧。

　　什麼才是最關鍵性的問題？簡而言之，我認為就是晚清文學中時間和空間觀念的改變，二者皆直接與歷史背景有關。顏教授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晚清小說中「空間」──他用「概念地圖」這個名詞來概括──的問題分析得十分透澈，他花了極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學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細讀，發前人所未發的洞見。本書的第一章：〈「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觀」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劇發展為「萬國」的想像，並由此進入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這一大轉變，可謂驚天動地。顏教授從大陸名學者如鄒振環、熊月之、葛兆光等人著作出發，繼續深入，從「奇境」和「異域」的分析及「遠遊」的敘事方式，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觀。最後又討論梁啟超譯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記〉（只差沒有參考Camille Flammarion的法文原著），並引出大量學者忽略的文本和資料。顏教授不但開展了一個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而且為這一代的學者建立了一個新的典範。

　　這個敘述空間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且蘊含幾個階段和層次。一般學者大多總結為「家國想像」意指晚清小說已經建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然而它由何而來，如何建構，卻語焉不詳。其實在晚清文化的語境中對於「國家」、「國體」和「民族」的論述，仍然處於探索階段（見本書第五章），並沒有完全體現西方學者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國如何從傳統的「大一統」帝國演變成現代的民族國家？在晚清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如何顯現？這是一個大問題。一般學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論，認為晚清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已經鑄造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想像社群」，其根據就是安德森書中所討論的「印刷文化」，特別是報紙。然而作為一種現代媒體的報紙又如何用來展現這個「想像社群」？安德森自己在書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夠完整，僅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觀念，又語焉不詳。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牽涉到一種時空相應的「共時性」，而這種共時性的主軸是一種社群共有的「現時」（jetztseit）的時間觀念和價值。換言之，新的空間的想像必須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連在一起，才有意義，二者是互補互動的。安德森是研究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歷史學家，他在書中只用了一本菲律賓的小說為例，也只談小說開頭的一個宴會，消息傳出來人人皆知，這是基於空間的敘述。他並沒有仔細討論這本小說的敘事技巧和文體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把敘事的想像時間和現實的時間掛鉤的問題，他更沒有談菲律賓小說的敘事技巧，只略略帶過這本小說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說傳統的問題。小說可以用報紙作為媒體連載，但其形式不等同報紙，所謂「想像」，勢必要依賴小說本身的「虛構性」。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在安德森的下一本書《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補充。

　　研究中國文學的不少學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論，似乎有點匆促而草率。其實晚清小說的座標系統仍然是傳統的「老大帝國」，小說中的「中國」的空間觀念更是從傳統演變出來的。晚清的大量翻譯和小說的貢獻在於：它把想像的中國版圖和「世界」的觀念和想像接軌，用作者顏健富的說法，就是：「以『末日記』與『未來記』的極端敘事場景，將『中國』置入『世界』的座標，重新想像�評估�定位中國的位置」。（頁10），這一個過程，在各種小說的新文類（或可稱之為新創的「次文類」）中逐漸展現，從「遠遊」到「冒險」到「烏托邦」和「仙人島」，琳琅滿目，在顏教授書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對於此類小說，顏教授在第二章（「冒險」精神：何迥《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中，以兩本不受重視的文本為例做了極為細緻的解讀。而第四章討論的正是「烏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敘事問題，從西方烏托邦的傳統脈絡一路推演下來，經由嚴復、梁啟超和馬君武的翻譯，進入晚清小說的敘事語境，並舉出大量文本資料為例。我認為這一章是本書的精華。第六章（「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則把域外的烏托邦世界收入中國，而進一步討論國家和國體，和與之相關的國民和國民性（第七章）問題。第三章討論晚清對於「忠義」的演繹，又把第六和第七章聯繫起來。雖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單篇學術論文在學術刊物發表，但納入本書後，自成體系，可見這些表面上單獨的課題是互相連貫的，不僅如書名所言，織成了一個「概念地圖」，而且隱含了一個「論證」（argument），幾乎無懈可擊。從我的研究立場看來，只差沒有仔細討論上面所說的敘事時間問題，以及它如何和敘事空間連接的問題。且以晚清的新文類「烏托邦」科幻（一作「理想小說」）小說為例。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中關於「烏托邦」的資源相當匱乏，因為傳統的時間觀念不是直線向前進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輪迴」（cyclical）觀影響之下，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來世界，而是對於過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記》。除此之外，中國一向以「中土」自居，對中土以外的世界興趣不大，雖有不少神話傳說，但描寫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國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天朝之西是崑崙群山，天朝以東是海，傳說乃仙島所在。晚清作者把這些「異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軌並賦予現代意義，已經很不簡單。但如何在敘事上展演？這不僅是觀念的改變問題，也牽涉到小說敘事的時空模式和方法。

　　我認為晚清小說家在「空間」想像方面的發展遠遠超過「時間」轉換的描述，前者的開展時有新意，而後者似乎沒有隨之而改變。這一個「矛盾」現象，使得晚清小說在總體上既「進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詞概括，這是一種文學理論的語言，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視之為時空落差的問題。在此我只能簡單地提出幾點假設和論證，希望以後繼續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設是：隨著地理思想觀念（也就是空間觀念）的改變，晚清小說中敘事方法勢必自覺或不自覺地也調整和改變，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學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認為：文學形式的「進化」（他自認是文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的信徒）不是突變，而是「漸變」，而且變的不是主要文類，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節」；小說作者不是建築大師，而是「泥磚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覺的出現在這種渾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的敘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種新的作用，它稱之為重新轉變文體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我覺得莫瑞提的這個理論倒頗適合晚清小說的敘事實踐。總體而言，晚清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還談不上全然創新，然而在某些小節上是否可以窺見一點變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顯然從翻譯小說中學到不少敘事技巧的方法，和傳統不盡相同，但表面上並不顯眼。在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沒，他雖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譯的過程中或刪或改，解決了不少中西小說敘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譯文不用章回小說每章開端的詩詞對聯；有時把敘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上註解，但還是沒有完全解決西方小說敘事觀點的問題。剛過世的美國名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就曾寫過論吳趼人小說中的「敘事者」的專文，認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變，介入故事的主動性加強了許多。吳氏在《九命奇冤》故事開頭用倒敘手法，也是前所未有。這些都是敘事枝節上的例子。除此之外，與本書主旨更相關的當然是敘事時間的問題。在這一方面，顏教授沒有多說，容我補充幾句，或可作為此書主題的一個「變奏」。

　　本書的第五章論《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十分精彩。故事從秦始皇派方士尋找仙山的架構上，衍生敘事，但其時間架構很傳統，以賈父所作的一個夢開始，然後是子輩人物賈希仙尋找父輩的仙人島，終於在海外尋得，顯然將傳統的仙人島「接枝」到現代烏托邦。只不過內容變了：耕田種地、免課稅等傳統議題，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會所取代。顏教授從「空間」的角度逐步推演這本小說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國中心」等內容和價值問題，最後歸結到此書可以作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議題的先聲。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還要用如此傳統而保守的父親的夢作敘事的幌子？何不乾脆從兒子的主觀觀點直接切入，或從一個第三者的客觀觀點直接敘述航行異地發現異地烏托邦的事？誠然，本書第二章討論的《獅子血》已經露出某些端倪。顏教授引了我的話說：「小說敘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頗有『泥磚匠』的堆砌之功。」（頁50），其實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磚匠」說法），敘事用倒敘手法，呈現不同於「故事時間」的「敘事時間」，但「未必能切合時人的閱讀習慣」。也許這恰是這本小說創新但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當時的讀者，一方面有收到西方小說的啟發；一方面用中國傳統的「夢」作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內容變成「烏托邦」，於是把將來和過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種「半調子」的手法。

　　從負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討好讀者「約定俗成」的閱讀習慣的同時，也把小說的「現代性」拖累住了。換言之，它的敘事時間比不上敘事空間那麼新穎。吳趼人的小說《新石頭記》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賈寶玉的一個夢作時間的「虛構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帶到「現今」（小說寫作的「共時」），描寫晚清各種「維新」趣事，然後在第二部突然進入一個新世界，於是「賈寶玉坐潛水艇」的場面出現了，還有氣球、地鐵、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現的「理想國」依然是道家的「小國寡民」農業社會的雛形，只不過衛生和科技設備更先進，但道德價值還是儒家掛帥。且不談其內容，從敘事方法而言，其時間轉換──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的過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個夢交代。總而言之，「夢」取代了時間的變遷。這在中國傳統說部──從唐傳奇到晚清小說──屢屢出現，已不足為奇。但鮮有夢到將來世界的。董說的《西遊補》算是一個例外，內容中有一小段描寫孫悟空一個跟斗掉進「將來」，但沒有詳敘，未幾又回到過去世界。夢的作用並非與導引將來有關。

　　西方的烏托邦小說引進中土時，有的也以夢作為幌子，但價值和作用大不相同。傳教士李提摩太引進中國的美國科幻小說《回頭看》（Looking Backward），描述的是二十世紀的理想世界（波士頓），主人公在1887年（即作者寫此書的年分）做了一個夢，到了小說結尾（2000年，二十世紀最後一年，也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年）他夢醒了，時間座標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結尾，主人公應該回到十九世紀他寫作的年代（1887），但隨後發現原來那也是一個夢，2000年才是「現實」。這個結尾有點牽強，但明顯指出作者對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嚮往。另一本有關將來世界的小說，較《回頭看》更早，作者是荷蘭人，書名叫做《AD 2065》，指的是此書出版後一個世紀。小說也以敘事者的夢開始，進入未來世界的倫敦，在第一章就發現倫敦的大鐘有三種世界時間的時針！然而此書的中譯本《回頭看》（譯文典雅，並有詳細註解），也沒有受到當時讀者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陣「未來學」的思想波瀾。

　　眾所周知，《回頭看》這本小說直接影響梁啟超自己寫的〈新中國未來記〉，這本小說第一章開頭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定在「新中國建國六十週年」的慶祝大會上，然後倒敘回去。然而，故事沒有持續，第二章轉為兩個人物的辯論，第三章更「離譜」，改敘當代上海，和原來的主題完全不符。雖然梁啟超早在1899年末寫的《汗漫錄》（夏威夷遊記）中已經提到中國應該改用西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接軌（基於空間的考慮），他並沒有用這本創作為「未來學」鋪路，或為中國的烏托邦小說奠基。

　　與烏托邦對應的「末世」小說，似乎對梁啟超更有吸引力。他從日文翻譯的第一本小說就是〈世界末日記〉，顏教授在書中也討論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這本小說作為「進化論」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著重的也是地理「空間」──地球冷卻後世界的淒慘景象。但故事開頭的時間座標（從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到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並不明確，這個「將來」太遙遠了，文後又加上「譯者注」，大談佛家華嚴宗，道德意味甚濃。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說則乾脆把時間設在「一億萬而後」，更是遙不可及，內中還有一位「老博士」，自稱篤信釋氏輪迴之說。其他不少以將來世界為題的小說，如〈烏托邦游記〉、《電世界》、《空中戰爭未來記》，多注重科技和戰爭武器的描寫，對於時間語焉不詳，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沒有寫完就被腰斬。

　　對我而言，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方小說敘事技巧的理論背景，就是現代性的時間觀念：時間是「往前走」的，由過去經現在而未來，這種「直線前進」（linear progression）的觀念和價值，取代了遠古（荷馬史詩時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輪迴」觀念。西方小說的發展和演變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分不開，有了「直線前進」的觀念，小說敘事才會有「倒敘」的必要，也才會出現「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當然後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傳統有關，才會產生「未來記」與「末日記」兩個極端。晚清的小說家對此無甚敏感，因為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並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獅子血》，其著重的依然不是時間而是空間的細節。倒敘手法基於時間的先後，《獅子血》的目的並非如此，反而用在偵探小說，可以製造懸疑和緊張的題材很契合，吳趼人的《九命奇冤》開頭用了倒敘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並沒有達到莫瑞提所說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當保守，不見得贊成現代性，否則當可從倒敘手法發展到不同的主觀觀點。

　　總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學，十分辛苦，必須閱讀大量作品，滄海撈珠，難得顏健富教授抓到了一個最關鍵性的空間問題，並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們重視的「冷門」作品，細加分析，將之置於晚清到民初的文學史脈絡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