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為甚麼寫這部書】
一
我的母親生長在法國，直到外祖父去世，外祖母才把她和姨媽帶回越南來，照理，她應該算是法國人。可是從我有記憶開始，我記得母親始終穿著越南婦女傳統的服裝，頭髮用黑絲羢包裹著，而且有一年還染黑了牙齒。雖然她會說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除了和二舅父（他每年由巴黎回越南一次，假如他的皮膚再白一點，他就是個十足的法國人了），她不得不用法語之外，在家裡她祇用越南話和並不純粹的廣東話對父親和我們說話。在幼小的時候，我並沒有感覺到她這種打扮對我的身分有甚麼影響，但進了高小，我的自尊心開始受到損傷了。
在越南，華僑娶當地女人和任何僑地一樣普遍，但在學校裡，中越混血兒總是被那些「純粹的」同學們嘲弄的。他們給我們一個名字，叫做「阿BANG仔」。因此，我極力避免提到我的母親，同時也不願把同學帶回家去。有一天，當母親偶然發現我這種不正常的心理之後，她用一種慈愛而溫婉的聲音問我：
「你是不是因為你母親是越南人感到羞恥？」
「阿布烏（我們是習慣用越南話叫母親的）！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困難地分辯，帶著懇求的口吻：「其實你並不是越南人，你是法國人！外祖父是法國人呀！」
「是的，」母親的嘴角流露出一種慈愛的微笑，然後肯定地說：「但是我的皮膚仍然有點黃，仍然算是個黃種人！」
我遲疑了一下，很孩子氣地說：
「那麼你就承認你是唐人（中國人）好了！」
「傻孩子，祇要你是中國人就行了，」她說：「我的媽媽是越南人，我愛她─難道你不愛你的媽媽？」
我說不出話了。最後，母親笑著寬慰道：
「如果你仍然覺得羞恥，那麼你就向你的同學說，我是你的奶媽好了！」
後來，我們雖然沒有再談論過這件事，但是我依然不能把這個現實的問題在心中排開。不過，我開始學會去愛母親所選擇的國家─被法國殖民主義者奴役了六七十年的越南。
二
我得承認，我很小就從父親和母親的生活中接受到別人在這個年紀不可能接受到的教育：理性與情感的教育。我的父親是一個既嚴厲而又風趣的老人，我出世的時候，他已經五十歲了。對於他的身世，是我長大之後才知道的。他是革命黨人，廣州灣事變之後亡命到越南，便開始用他的雙手和勞力在這異域建立基業；每逢甚麼節日，華僑們在「華商會?」集會紀念時，他必定盛裝參加，和另外一些「老同志」站在最前面。從小，他便向我灌輸愛國思想，我記得我六歲的時候，便會背總理遺囑，他還時常得意地要我當眾表演。「七七事變」之後，他變得暴燥而易激動，每當國內有勝利的消息傳來，他便會多喝一點酒，和他的朋友們大談國事。當時我們在學校裡，學生們要繳「救國捐」的，規定每人至少每日一分，每個月三毫，但他每個月都給我一塊錢，一定要看見收據才放心。民國二十九年，日軍入侵越南，他幾乎毫不考慮地要我隻身回到祖國去，那時我祇有十四歲，而且是獨子。母親為了這件事和他鬧了很久，但他仍堅持己見。因此，後來我在雲南昆明志願從軍到印度去時，我始終認為這是在完成父親的願望。勝利後，我再回到越南，他為我身上的軍服和額上的傷疤感到驕傲。他們興奮地告訴我：日軍登陸越南之後，他便把僅有的一條航行紅河上的小貨船自動鑿沉了，因為他不願它被日軍徵用。總之，父親教我懂得責任和榮譽，那是屬於理性的；而母親卻教我了解情感。她是一個易於受感動的人，這也就是她信仰多種宗教的原因（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她也信佛）；她見不得別人受苦，聽故事都會哭位。我的感情特別敏銳，大概是由她遺傳來的。
因此，每天早晨，當我看見法國警長在街頭追捕那些可憐的越南小販（賣煮紅薯和煮落花生之類的食物），當我看見我們的同胞因為沒有繳納「人口稅」（對殖民地人民特別徵收的一種稅），而被推上囚車，當我回國時經過國界看見那些殖民政府的檢查員那種橫蠻無理的作為時，我止不住心中的仇很和憤慨。現在想起來，都會使我混身顫抖。後來在緬甸，在印度，在澳門和香港，我更清楚地認清了殖民主義者醜陋的嘴臉，我和那些受屈辱的靈魂感受到同樣的痛苦。從那時候開始，我更重視我的自尊和榮譽─作為一個黃種人的自尊和榮譽。
三
回國後，我無法形容心中的那一份狂喜。那緋紅的土壤、原野、建築，那與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習慣和風俗；那簡樸的衣著，淳厚的笑，坦率的心靈……一切都令我心醉。我開始體味到，作為一個黃種的中國人的尊榮和驕傲，即使呼吸，我也感覺到空氣是那麼甜美而清新。
我開始學習國語，生活在一種新的喜悅中。
但，戰局愈來愈壞，緬甸失守了，我終於志願棄學投考遠征部隊，到印度去。
仇恨比愛更尖銳，生命比死亡更執著、更堅強。在野人山原始的莽林裡，在砲火煙硝迷漫的火線上；當眼看見敵人的血肉橫飛，身畔的伙伴像朽木似地倒下；當拖著重濁尾音的砲彈在頭頂飛過，因爆炸而膨脹的氣流把空間撕裂；當一切觀念與思維被凝固，生與死突然變成一種相同的滑稽的面相時，我曾經是一個膽怯的懦夫（其實英雄有時也膽怯的），是一個癲狂的暴徒，是一個超然，但是毫無意義的物體……
戰爭使我成熟得太快，使我麻痺，使我疲倦。
勝利後，當每個人都渴望著真正的和平和幸福的日子到臨時，我退伍復員回到越南。當時的越南紛亂矛盾，陰影重重；赴越受降的中國軍隊完成任務返國了，法國殖民者的新武力（勝利後才恢復）和越盟政府（為復國狂熱的人民擁護，而為魔鬼所操縱的政體）的軍隊對峙著。
在家中，我受到親人加意的關切，但反而使我不安。我再也找尋不到半點兒時歡樂的痕跡，少年時的幻夢，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悲愁了。我每天儘量找些理由留在外面，去看那些越南民兵的操練，婦女們的宣傳工作。他們臉上所流露出來的熱望使我感動。
有一天，父親用一種故作平淡的口氣問我：
「你對將來有甚麼打算呢？」
「我不知道，」我含糊地說：「我不知道我還能夠做些甚麼了！」
他有點吃驚，我發覺他注視著我額上的傷疤。然後，他馬上把話題岔開，問我還畫不畫畫。
於是，我又開始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把以前的畫具又搬出來。其實，我知道這祇是在欺騙自己，但我不知道我在想些甚麼？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裡的第三十四天），衝突終於發生了，兩個鐘頭之後，街頭屍首枕藉，入夜時分，陣線才算劃分開來，法越雙方展開巷戰。而華僑區正好被夾在當中，腹背受敵。這期間沒有糧食和飲水，孤獨無援，而且隨時會遭受到敗軍的騷擾，有兩家商店因懸掛國旗而被越人縱火焚毀。戰爭相持九日，毫無紀律組織的越盟軍隊終於彈盡糧絕，在法軍的逼降「停戰協定」之後撤出海防市區。這一次撤退是相當悲壯的，我目睹每一個越南人在這次?爭中為那虛幻的「自由獨立」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幾乎傾盡所有，甚至他們的生命。一夜工夫，海防變成了一個空虛的城市─一座沒有一個越南人的城市！
之後，苦難的日子跟著來了，法國殖民政府用種種不人道的高壓手段收拾越北的殘局，我獨自為越南人民未來的命運痛惜。有一個時期，我幾乎好幾天沒有上街去，我終日躺在床上閱讀小說消遣。母親以為我病了，有一天走進我的房裡，我發現她的眼內孕滿了憂愁。她坐在我的床邊，久久不發一言。最後，她嗄聲說：
「這次無論勝敗，越南都完了！」
我沒有說話。那天晚上，由於一種無法抑止的衝動，我開始寫下這部小說的第一個名字：「靜靜的紅河」，然後，偷偷地在一本練習簿上一頁一頁地寫下去。對我來說，這純粹是一種發洩：我的愛、恨、慾望和夢想，以及那被戰爭和時間毀滅的，我心靈中的另一個世界。
這一次，我在家裡祇住了兩個月，被逼再度離開越南。之後，為了生活，我開始我的流浪生涯。我在醫學院裡混了兩年，當過機工、助理編輯，還下過礦坑，但，我始終在繼續完成這部小說。三十八年來到臺灣，我的生活並沒有改變。當時的文藝氣息低落（沒有一本純文藝的刊物，完全是內幕新聞的天下），我竟然自不量力地創辦了《寶島文藝》月刊。後來因為經費的關係，《寶島文藝》祇出了八個月便停刊了。我這時才發覺自己愛好文藝的程度已經「不可自拔」，於是索性賣文度日。我時常餓得混身顫抖，每天祇吃一斤香蕉，但，在這種困苦中，我的創作慾反而非常旺盛，每每埋首達旦。這部書的初稿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完成的，前後足足寫了五年。
後來，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了，經不起王藍先生一再的慫恿，才決心改寫送去應徵。直到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見主任委員張道藩先生時，我才相信它竟然被初步錄取了。道藩先生對我非常鼓勵，並請了曾虛白、陳天鷗、蔣碧薇、虞君質、葛賢甯、陳紀瀅諸先生向我提供修改的意見。於是我又用整整九個月的時間，將它從頭改寫。由於這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既缺乏經驗，而且寫得那麼長，在文字、結構與內容方面，當然有許多錯誤，我幾乎是全部依據上列各位先生的意見修改的，但唯有一點，我對書中的主人翁范聖珂的「忠貞」問題略有異議，我認為把他寫成「覺悟」更加可貴，理由是處於越南當時的局面，稍為有點血氣的人都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尤其是一個對兩個國家都有感情的人。我記得道藩先生為了這件事安慰過我，他說，他祇希望我能夠把這部書寫成一部成功的作品。
經過第三次修改之後，我在民國四十一年終於用《紅河三部曲》這個書名，將它分為：〈富良江畔〉〈為祖國而戰〉〈自由自由〉三部，自費出版，了卻心上積壓了多少年的負擔。
大凡一個初習寫作的人，總喜歡寫自己比較熟識的事物，我也並不例外。因此，這部書中的范聖珂，便變成了我的縮影，大部份的情節，可以說都是我親自經驗過的。當然，一部小說並不同於一篇自傳，難免有些地方不得不有所改變；但，這些改變都守著一個基本原則，也就是必須以我這十多年流浪生涯中體驗到的為依據。我要寫一個「人」，一個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他堅強，但有時也軟弱；勇敢，但也懦怯；有時他會充滿自信，抱負不凡，但遭遇到挫折，也會消沉失望。我是不是已經很成功地把他寫成一個被讀者所能認許的「人」呢？我不知道，但我的確已盡了我的心力。同時，我覺得在小說裡，最能表現我們堅忍不屈寬大仁厚的民族精神的，莫過於描寫海外華僑的生活和他們對祖國的熱愛，但，這些題材卻從未被作家們寫過。而且，我也想將抗戰中最輝煌的印緬戰役留下一個永恆的回憶。因此，我大膽地選擇了這個時代，以及這些難於處理的題材。這也算是我對小說創作的一點理想吧！
這部書出版之後，也許是由於當時的出版品太少，竟然「暢銷一時」。朋友們見了面，或把我介紹給旁人時，總把它提出來。這無形中使我發生一種錯覺，以為它是成功的。印行這部書卻使我足足負了兩年的債（發行所把書款騙去了），因此這七年來我雖然連續出版了十部小說，都是交由書店印行的。這部書絕版了那麼多年，我始終沒有將它再版的打算。
直到去年秋天，明華書局主持人劉守宜先生偶然提起它，有意替我再版。對我來說這的確是個莫大的喜訊，因為我對它有一份不能解釋的偏愛。但是當我再將它重讀一遍，卻又茫然了。
七年間，越南的局勢整個改變了，故事發生的地點海防，已經隨著「北緯十六度」這值得詛咒的停戰協定而淪入越共之手，家人親友亦南移西貢，在災難中掙扎，我對於自己七年以前的「不幸而言中」，反而感到異常悽痛。所以，我認為原來書中的結束，僅是另一個不幸的開始，如果要再版，必定要加以整理。現在我的文字筆調和以前已有很顯著的改變了，假如片斷的添改，反而破壞原來的格調，因此才決定重頭改寫。
當我著手改寫之後，才發現這件工作比我想像中更為困難，結果比擬定的時間拖長半年，直到現在才全部完成。
現在，全書增為〈春〉〈夏〉〈秋〉〈冬〉四部，並加章目，改用《紅河戀》這個名字。
我虔誠地期待文壇先進和讀者指教，並感謝劉守宜先生為本書逐字校正，以及給它再生的機會。
潘壘 四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記於臺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