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蔣經國自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以下簡稱閣揆），組織行政院院會成員（以下簡稱內閣），到1988年過世為止的16年期間，本書稱之為「蔣經國主政時代」。他於1978年擔任總統之後，先後拔擢孫運璿和俞國華出任行政院長。當1988年蔣經國驟逝後，俞國華在不堪政治紛擾下辭職，由中國國民黨祕書長李煥，以打破慣例方式由黨工直接接任閣揆，這段期間，國民黨內部已經因領導權的爭奪而形成所謂的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兩股勢力。最後，在雙方妥協之下，由郝柏村出面組閣；但郝柏村的任命，反而順勢引導國民黨主流派與民進黨合作，在往後政治鬥爭中大獲全勝，1993年郝柏村內閣總辭，結束了「後蔣經國時代」，也開啟了李登輝主政時代。他拒絕非主流派的意見堅持提名連戰組閣，充分展現權力基礎，但也由於李登輝的領導風格迥異於蔣經國，在政爭獲勝後迫使非主流的領導人相繼出走，造成中國國民黨自遷臺以來第一次的嚴重分裂，並在往後形成連鎖效應，導致政權輪替以及李登輝的另組政黨。
在蔣經國主政時期，中華民國不論在外部和內部都面臨嚴峻挑戰，然而在內閣菁英的配合下，蔣經國得以繼續推行經濟發展、民主化和本土化等三大保臺政策。因此內閣成員，包括行政院正副院長、八部二會首長，以及政務委員都是國民黨在甄選過程中所挑選出最優秀的政治菁英。在蔣經國與後蔣時代的近20年歲月中，經由5位閣揆所領導的7屆內閣中（含局部改組）的84位閣員，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和民主實驗，他們是政府重大政策的決策兼執行者，因為其中包括歷任閣揆與重要部會首長都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下簡稱中常委），內閣重要成員因此得以參與黨內決策，並且在達成決議後送往內閣依職務分工執行，形成有效率的黨政運作模式。由於內閣負責政務的制定和執行，因此歷屆內閣的施政與閣員的甄選是本書的研究重點。
為了徹底了解內閣菁英的政治甄補（political recrutiment），本書以8項與蔣氏父子關係進行分析，分別採用：一、血親（或旁系親屬）；二、同鄉；三、同學友朋；四、師生淵源；五、官邸近侍；六、黨中常委；七、技術專家；八、臺籍人士；而在這8個選項之中的師生淵源，我將針對大陸時期軍校畢業生和在臺灣時期於國防研究院、革命實踐研究院所開設的各期研究班的畢業生來作統計。至於技術專家，是指菁英本身專業背景符合入閣所擔任的職務專長，如果最初入閣不符合選項條件，只要經歷1任以後的職務歷練，就可計入技術專家的選項了。
在討論政治甄補的過程中，由於每一個政治系統都必須有一套完整制度去選拔或填補其政治系統中的角色。當專業化的職位出缺，都要選擇最符合那個職位的特殊菁英去擔任，因此除了採用上述8個選項去建立一套中國國民黨甄補內閣菁英的模式之外，本書也將深入探討這些內閣菁英的人格特質，以及他們對於政府重大政策的共識和不同看法。而為了達成上述研究目的，在史書體例上，採取紀事編年體結合人物紀傳體的方式進行論述，在總論分析內閣菁英的特質時，本書將根據各屆內閣的質化分析來進行量化統計，以期建立蔣經國與後蔣時代，國民黨決策核心在甄補內閣菁英過程中的有效分析模式。
在研究蔣經國的主政時期，我認為內閣菁英在部分選項中，諸如專業知識、一流學歷、黨的忠誠度等方面，幾乎是入閣前的必備條件；但在某些較不顯著的選項，像是出身官邸近侍或具備師生淵源等背景的菁英，我將探討他們是否容易形成蔣經國的權力核心，擔任內閣重要職位，以及離閣後在政壇上的發展。除此之外，由於蔣經國重視廉能政治，因此對內閣菁英長期的政治考核，尤其在道德操守方面，更是在研究上經常被忽略的隱性選項。
蔣經國在政治上最痛恨官僚的貪汙腐敗，因此在擔任閣揆之後，首先提出公務人員十大革新要求；另方面則嚴懲貪腐以正官箴，下令逮捕因收巨額賄款的自己族親，時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其後，在俞國華內閣時代，他將捲入國泰十信風暴的親信，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的蔣彥士開除，並且告誡副總統李登輝：「此人永不錄用」。他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第1期的畢業生李煥和王昇，雖然在臺灣出任黨部與軍中要職，是他的核心幹部，但只要違背職權也立刻撤職，絲毫不因任何親近關係而徇私苟且。所以，在本書的研究過程中，也將檢視蔣經國主政與後蔣時代內閣菁英的道德操守，以驗證他所樹立的廉能政治典範。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在躍之老師的建議下，在史料的運用上，本書採用了政府檔案、傳記、專書、剪報，也參考了大部分內閣菁英或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在後蔣經國時代由於政爭激烈，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不同立場正可透過個人回憶錄的對比分析，不但使相關問題容易釐清，也可藉此凸顯政治人物之間的流品與高度。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學者雷家驥、王曉波、葉啟政先生，前民進黨立委洪奇昌、大陸六四民運人士王丹等先進，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相關史事的訪談，躍之師更是在方法論以及史料的運用上，不厭其煩的指正。
同時，為了彌補現行資料開放的不足，我們對當時重要的閣員，像徐立德先生、白培英先生、黃昆輝先生等大老，進行了相關訪談。其中徐立德先生與我都是晨泳愛好者，不但在池邊經常接受隨機詢答，同時在孫運璿基金會也接受我們兩次正式訪談，並且提供國防研究院、國家建設研究班等珍貴史料，充實了本書的研究資料。白培英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從不輕易接受訪談，因託白先生與家母同窗之誼，也破例接受有關土地增值稅等相關問題訪問。
在訪談的過程中，使我們深切感受在蔣經國與後蔣時代的內閣菁英，對經國先生人格的尊重與行政效率的懷念；更重要的是內閣團隊彼此間的革命情誼，對國家的責任與忠誠，形成那個時代菁英之間共同的特色。然而，在後蔣經國時代，由於府院關係嚴重對立，以及在政治與社會的快速轉型下，國會的惡質化與複雜的政商關係也逐漸影響有效率的官僚運作。而這種發展趨勢及對政治上的影響，將會是我們在本書完成後的下一個研究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