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奈波爾的早期寫作生涯以經營小說(先短篇,而後長篇)為主,八○年代之後則主要投注於旅遊寫作,至今他共出版了二十二本書,其中小說和遊記約各占半(各為十本與八本),兩者所受的評價均極高。儘管一再與諾貝爾獎緣慳,奈波爾卻榮獲不少其他文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以及英國獎金最高的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此外還於一九九○年受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無論是小說還是遊記,奈波爾的作品往往將讀者帶到第三世界的最遠處,而他對第三世界的描寫向來是不留情面的冷嘲熱諷兼帶深沉的無奈,這頗迎合歐美知識分子的胃口,但卻相當地激怒了第三世界的讀者,甚至引起廣泛的爭議,就這一點而言,《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一書所導致的情況最為激烈,以《東方主義》一書馳名世界的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即對奈波爾做了嚴厲的批判。但即使是薩依德這樣的「敵人」亦不能不折服奈波爾在寫作上的功力。事實上,奈波爾雖然在文學上享有至高的聲譽,他孤傲尖酸的個性卻為他樹敵無數,有些記者即不掩其對奈波爾傲慢態度的厭惡;甚至奈波爾過去亦師亦友的著名旅遊作家索魯(Paul Theroux)也與他反目。不管討不討人喜歡,奈波爾這個特點為他造就了寫作上的正字標記,不過在八○年代末期以來他的作品逐漸出現了較為溫和的色調,這為他贏得了另一種讚賞的聲音。
雖然到牛津求學後即以英國為主要居住地,奈波爾的心靈卻一直漂泊無所寄託,甚至軀殼也長年來游移於英國、千里達、印度、非洲、美國之間。所有這些旅行經驗都化作文字,他也成為當今世界上旅遊文學的翹楚。除了遊記報導之外,這些異地經驗也提供奈波爾豐富的小說素材。他的小說多半在探討第三世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逆境,以及個人的流亡經驗,內容亦虛亦實,有時帶有自傳色彩,不論在技巧或見解上都極具有可讀性,其中以《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模仿人》(The Mimic Men, 1967)、《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享譽最高。在他的遊記報導中,有關印度的作品無疑是最具個人意義也最值得重視的。在這方面奈波爾共有三本著作,這本《幽黯國度》是其中的第一本。
其實,在探訪印度的同時,奈波爾也在進行一個內心之旅:透過他的書他企圖探索自己歷史的各個面向。例如他的身分認同。他嘗試懷著觀光客的心態走訪印度,卻又對真正的遊客看不順眼。例如,看到年輕貌美的美國女子樂琳,他發議論:「這種美國人男女都有。他們雲遊四海,混吃混喝。」看到美國老太太施捨零錢給學童,他心裡起了無名火,一怒便將學童都嚇跑了。這樣的語帶譏刺、嫌厭與不屑正反映了他在認同上的掙扎。置身印度,奈波爾不止一次咀嚼童年時被一位同學(也是印度人)認出是「真正的婆羅門」的欣悅感覺,流露了他的階級優越感。或許他在火車上結識的錫克人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在本書中我們幾乎聽不見印度人的聲音(要到《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我們才能在他的文字裡聽見印度人的聲音),發聲最多的就是這位「對膚色存有偏見」而又尖酸刻薄、卻深深吸引奈波爾的錫克人。在此,奈波爾運用小說手法,藉著這名錫克人道出了自己對印度人的惡感和輕蔑。
在這次的印度之旅之後,奈波爾每每在印度的召喚下回到它的懷抱,而於一九七七年出版《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記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甘地夫人治下的印度,筆調仍和前一部一樣充滿憤怒、震驚、疏離與失落之情。《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是他的第三部印度遊記,在這部優美的記述裡,奈波爾陳述印度驚人的改變,以及他對印度較樂觀而同情的看法,此時的奈波爾成了一個溫和、熱情、寬諒的旅遊記述者,令人不禁覺得,這個漂泊者雖未必找到了他心靈的故鄉,卻至少收斂了他慣有的對第三世界的無情嘲諷與陰沉的不屑,而成為一顆較成熟、晶瑩的靈魂。這三本書都是一個旅遊者所寫的書,但不是寫給觀光客看的;而不管你喜不喜歡裡面所呈現的印度或奈波爾,你都必須承認它們是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