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作品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東、西印度的這種歷史連接亦將奈波爾的想像具體化。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 1964）中，奈波爾寫道：「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層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的背景中……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個小島外面的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見中文版三十七—三十八頁)一九七七年《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甫出版問市之際，在一次訪談中奈波爾卻一反前言說道，祖承印度反倒提供了觀察與書寫印度更大的自由。畢竟，印度是「茫茫太虛」之外存在的實體。印度是南亞最大的國家，在大約是美國三分之一的面積上有超過十億人口，境內使用的語言除印地語和英語，尚有十四種官方的民族語言。多語即意謂著多種族與多宗教，除奉行種姓制度的印度人外，尚有穆斯林、錫克族（Sikh）、南方的卓維迪人（Dravidian）、佛教徒及基督徒等，但在多元文化薰陶下，印度卻有六成是文盲、三分之二的人口務農、一半的人口過著聯合國訂定的貧窮指數以下的生活，長期的內憂與外患使得印度無法走出這令人沮喪的困境。十六世紀以降，葡、荷、英、法等歐洲海權便覬覦印度龐大的市場，長期的剝削斲喪印度人的自尊；一八八五年印度國大黨成立，印度獨立運動便在甘地與尼赫魯領導下展開，直到一九四七年畢盡其功，爾後，金納（Mohammed Ali Jinnah, 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後成為巴基斯坦首任總理）藉宗教鼓吹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分離，導致巴基斯坦建國和一九六五年起迄今未休的喀什米爾衝突；內政方面，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五年大選舞弊，進而宣布進入戒嚴狀態，逮捕反對派異議分子，但她卻在兩年後大選失去政權……然而，發生在這「茫茫太虛」外存在實體中的一連串事件，卻形構了奈波爾的文學版圖──異地的想像與印度的現實衝撞之下，奈波爾在二十六年間完成他的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
書中提及的印度小說家納拉揚（R. K. Narayan）的作品《賣糖果的小販》（The Vendor of Sweets）中賈干（Jagan）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證。它揭示一旦抵禦外侮克盡其役，建國的政治理想業已完成，從此便可退守固定原點不必再前進。納拉揚在這本書中充分反映甘地主義，這情節所觀照的不只是奈波爾在一九七五年所理解的甘地，也是他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移動中反省處世之道所看清的納拉揚 。甘地在倫敦三年、南非二十年，但他只著墨對印度的向內省察，在他所有異國經驗中除南安普敦港外別無他者，這種過度入世的宗教觀與奈波爾積極出世的移位經驗大相逕庭。
旅行、放逐、游離多種空間位移的質變，賦予作者不受限時空的調整機制，奈波爾與甘地不同，他並不拒絕外界提供的刺激或只向內看，文末他疾呼：「過去應視為已亡之人，否則必自貽禍端。」(見二二七頁)如果E．M．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小說《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1924）中所描述的印度，可以提供殖民者以觀光客心態驚嘆異域想像，進而對其神祕性感到疑惑，那麼奈波爾這本《印度：受傷的文明》則呈現後殖民歸人面對現實的無奈與失望。然而，奈波爾並未讓悲觀駐留，他積極進取的作為具現在不斷創作上，以小說家犀利的洞察暴露後殖民社會與第三世界的盲點，他說正因如此所以不必悲觀 。印度三部曲中，作者將旅行轉換為認知模式，他飾演中介角色，過渡戒嚴時期催生新印度。在三部曲最後一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中，讀者不僅會看到一個走過外患、正面臨內部劇大變革的新生印度，亦能深刻地感受到奈波爾較圓融平衡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