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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走路的人(無書，DAISY有聲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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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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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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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有聲書 / 14*12.5cm / 普級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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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地 > 台灣史地 > 人物史/傳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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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走路的人》是一本敘述李惠綿老師人生奮鬥歷程的書。從小罹患小兒麻痺的她，靠著不屈不撓的毅力，終於獲得台大中文系的博士學位。她的故事，將帶給你我面對生命的勇氣，以及深深的感動。
本書特色
本Daisy有聲書由資深廣播員徐帆錄製，她的聲音溫婉動人，富有磁性。這動人的聲音與李惠綿老師細膩深刻的文字互相搭配，比閱讀文字更能襯托出書中豐富的情感！
本書由徐帆錄音，曾道明配樂。
作者簡介
李惠綿
1960年生，台南縣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專長為傳統戲曲，著有《王驥德曲論研究》、《元明清戲曲搬演論研究──以曲牌體戲曲為範疇》、《戲曲批評概念史考論》（增訂本）、《戲曲表演之理論與鑑賞》、《戲曲新視野》等學術專著。另著有散文集《用手走路的人》與《愛如一炬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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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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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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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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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__獻辭
013 __中緬印戰場概述 文/張力
023 __追尋的歷史 文/章東磐、楊延康、牛子
038 __譯者說明 文/晏歡
039 __「國家記憶」中緬印戰場珍貴影像
231 __對準CBI按快門 文/李．巴克Lee Barker
239 __感謝
序
序
從此我們不再盲目一切開始得如此簡單。1999年，雲南的人文學者孫敏在滇西騰衝縣尋找當年抗戰時的歷史故事，機緣巧合間，她從中國創辦最早的和順鄉圖書館退休館員張孝仲先生處看到了二十幾張騰衝光復之戰的照片。騰衝是中國西南的極地邊城，但二千年來僅靠著翻越高黎貢山的那幾條細若遊絲的古道，竟然完整的保存著來自遙遠內地的民風，成為漢文化最活躍的末梢神經。整個中國抗戰期間，或者說自1894年始的中日戰爭起，騰衝是中國軍隊靠自己的戰鬥從侵略者手裡奪回的第一座縣城。在那座城裡，七十年前的抗戰是最熱門的話題，真正是無分老幼，人人張口都能講出那場已經從民間記憶裡演化成神話的戰爭傳說。但他們捐給你看的彈孔是千真萬確的，歷歷在目，那些打在火山石牆壁上的傷痕。張孝仲先生珍藏的照片是當年一位國軍軍官在他父親的小照相館裡沖印時，他的父親──當地第一個照相館老闆，偷偷加印的。七十多歲的張老先生說起那次聽著三公里外隆隆炮聲的徹夜沖印照片，對父親的那次加印仍喃喃的連聲說：「真是對不起人家，沒經過人家同意呢。現在，也不知道那位年輕軍人怎麼樣了。」但是，這一小批照片掀開了我們重新審讀那段歷史巨卷的第一頁。從好奇的想要查清楚那次舉行於戰場上的盟軍軍事葬禮的主角開始，一場翻越高黎貢山，跨越太平洋的尋找啟動了。我們找到了那位英勇陣亡者的姓名，找到了他的家人，找到了與他一起獻身於中國滇西抗戰的另外十八位美國軍人的名字。我們請梅姆瑞少校的女兒們站到了父親戰死的那片土地，那是她們的母親畢生未竟的心願，我們為十九位陣亡於中國滇西的美國軍人重新建立了紀念碑，使今天的人看到的不再是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曾經和我們一樣有情感、有體溫的人。這件事停不下來了，從一張照片開始，漸漸發展成了現在的「把歷史搬回家」的系統工程。這次臺北展的圖片，選自我們2010年的那次搬家行動，那一次，我們複製了大約23,000幅中緬印戰區的歷史照片，它們幾十年來安靜的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幾乎無人問津。那是我們祖國歷史的一部分，現在，它回家了。三年來，已有幾萬觀眾通過我們的尋找開始認識了那段歷史，曾被刻意遺忘的歷史被真實的影像一幕幕重新投射，使更多曾經盲目與盲從的人有機會獲得真相。這本繁體版的《國家記憶》更是從兩萬多張影像照片中精選出280餘幅精采的影像，及精確珍貴的照片說明。從這些栩栩如生的畫面，加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先生對二戰中緬印戰場的概述，以及此資料庫創建的歷程記錄，讓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及諸先烈們，永遠在後人的緬懷中光榮長存。曾有媒體問我們：如此大規模的複製歷史不是政府的事情嗎，為什麼你們這群民間人士來做呢？我們說：主人的歷史要自己記住，這樣，才不會再被僕人丟失。
前言
在異國尋找歷史的背影 章東磐
五年前，牛子從美國拍攝紀錄片《尋找少校》歸來。他向我們展示了190幅美國通信兵照相部隊拍攝於雲南戰場的照片。那批在當時堪稱數量很大的歷史影像幫我在心裡初建了滇西抗戰的視覺記憶。牛子同時告訴我，這批照片來自一座寶庫──美國國家檔案館。那裡收藏的中國、緬甸、印度（CBI）戰場的歷史照片初步估計超過20,000幅。
影像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任何文字與回憶都無法替代的，何況我們的抗戰史本就極度缺乏來自視覺的佐證。從那一天起，這收藏於地球另一面的數量巨大到難以置信的檔案照片就成為了我把田野調查擴展到大洋彼岸的明確目標。牛子同時展示給我們的，還有美國軍隊記錄、保存歷史的方式。我也才知道了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便組建了使用當時才發明不久的照相機和膠片攝影機全方位拍攝戰爭的專門兵種。
對於抗戰歷史研究，我自喻為一個特殊情境時能為人救急的獸醫，但畢竟是治牛馬的功夫，心裡還是期望專給人治病的醫生能擔綱恢復歷史健康的重任。偏偏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這些專業醫生令人失望。就在我們尋找到了陣亡在雲南的梅姆瑞少校戰場墓地期間，也得到了牛子帶回的這批戰場照片，此時恰逢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專家們紛紛上陣發言。在中央電視臺的紀念節目上，一位據稱是那段歷史研究權威的人大聲說：史迪威的美國陸軍在中國沒有一兵一卒。荒唐的不是這位「權威」無知至此，而是整個官方史學機構對這種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言長期視而不見。
我們官方的歷史機構自稱為社會科學，而恰恰忽視了一切科學以實證為前提的基礎。歷史是什麼？在我這個業餘的歷史調查者眼裡，如果歷史是根，今天就是樹；歷史是種子，今天就是果實；歷史是父親，今天就是兒子。從這個意義上講，編造歷史無異於認賊作父。哪怕說故事一樣的「歷史」編得再完整周到，在面對真實的鏡鑒時，總會看見濃厚的脂粉後面那張骨子裡心虛的賊娃子臉孔。歷史這張臉是不可以任意塗抹的，她不是到城裡出賣色相的村姑，她高貴的貞節令這些無知的假權威難以想像。
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無論我們是不是瞭解，是不是遺忘，它仍然發生過，這一點無從改變。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那位權威不瞭解或者故意遺忘的那一段，偏偏留下了詳盡的證據。因為進入中國抗日戰場的美國陸軍不僅遠不止一兵一卒，而是一支數量龐大的多兵種成建制部隊，而且還有隨軍作戰的照相兵。牛子他們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掃描的將近二百幅照片是他們拍攝的，我們準備全部複製的目標也是他們留下的戰場檔案影像。
2003年春節前，為了寫作將在臺灣出版的《三峽記》，我第一次走進湖北省宜昌市檔案館，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進叫做檔案館的機構。那一次的資料查詢對於我的寫作確有助益，但手續與等待令人印象更為深刻。在我心裡，檔案這個詞是嚴肅而神秘的，以至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知曉自己有一個叫檔案的檔袋，裡面詳盡記載和保存著如影隨形的榮辱，或者還有你自己不知道，也永遠不允許你自己獨自接觸的與你有關的文件。帶著幾分畏懼，我反覆問牛子：國家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呵，真得可以讓我們隨意查閱和複製嗎？膽子一貫很大的牛子肯定回答了連續幾年，漸漸也被我愈加詳細而具體的追問給弄毛了。畢竟，他也只去過一次，不過兩天時間。
恰在此時，晏歡的一位美國朋友出現了。晏歡是留學於英國的建築學博士研究生，他和美國人打交道不需要中文，但為了告訴我這位美國人是誰，他急匆匆地給那位胖乎乎的三藩市郵差起了個中文名字：唐亨蔚Don Henvick。這位姓了唐的洋朋友近乎瘋狂地在業餘時間搜尋CBI Theater（中緬印戰區）的資料，因為他的岳父那時也在緬甸戰場上。他把並不寬裕的收入抽出一部分用在了對歷史的研究中，同時充滿激情地為我們提供有求必應的幫助。未經任何動員，他成為了檔案照片複製團隊的美國成員，而且是完全義務的志願者。
有了唐亨蔚的協助，我們瞭解了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相關規則，使我們確知可以不需付給館方任何費用，複製屬於美國的公開檔案。唐亨蔚幫我們聯繫了足夠整個團隊住宿的獨棟花園住宅，還把每天的租金成功地從標價280美元降低到150美元。當然這個功勞並不完全屬於唐先生的談判技巧，因為房東得知了這群中國租客是要來尋找中國抗戰的歷史資料，而她的叔叔恰好也是當年美國空軍的飛行員，她還欣喜的告訴唐亨蔚，叔叔是飛虎隊的成員。雖然後來知道了她的叔叔是在歐洲戰場，但基於那段共同戰鬥歷史的感情紐帶，使房東對我們團隊的態度遠遠超越了對待普通房客。
我和晏歡由於公司事務的要求只能擠春節和前後幾天假期去美國，牛子則率領大部隊在年初二啟程。為了協助我們儘快進入狀況，唐亨蔚特意在我和晏歡到達美國前一週從三藩市飛抵華盛頓。雖然他幫我們砍價省下了大筆房費，但晏歡再三勸說，在我們抵達前，他仍堅持住在只有公共浴室的廉價旅館裡，絕不讓我們為他多花一毛錢。我們沒到之前，他每天早早去檔案館，為我們後續的複製找出了完整的檢索流程。檔案館之大，收藏檔案數量之巨，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如果沒有唐亨蔚，我們這幾隻沒頭的外國蒼蠅在流程上就要耗去不知多少時間，根本沒可能在預計的二個月內圓滿完工。
飛機降落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已是夜裡近十點，在國內就知道這裡降下了五十年來最大一場雪，交通幾乎癱瘓。來接我們的唐亨蔚一臉輕鬆，車開上路，直至駛進首都中心區，居然毫無擁堵。只是許多路段積雪盈膝，不是老唐租的這種越野車真走不了。唐亨蔚告訴我們：政府在電視上滾動播出資訊，通告各條公路的疏通情況，請出行者選擇業已清開的主要公路。同時呼籲沒有迫切出門需求的居民儘量不出門，緩解交通壓力。我在華盛頓伴著二十床棉絮一樣厚的積雪過了一週，天天早出晚歸，幾次穿越首都，盡覽童話世界般的美景，沒看見一起車禍。
儘管我心裡做足了準備，第一眼看見美國國家檔案館，仍然嚇了一跳。晏歡根據路牌告訴我，前面就是檔案館。我放眼望過去，連人工建築的影子都沒有，根本就是一片黑壓壓的，遮天蔽日的森林。這座只有六層的檔案館，建在六十公頃森林中間，汪洋大海裡的一條船。六十公頃，六平方公里，也就是中國九千市畝土地，是馬里蘭大學捐贈給聯邦政府建國家檔案館的。在那裡工作的幾天，每到眼睛累了，走到窗邊，看到的除了樹還是樹，除了藍天還是藍天。
什麼叫寶庫，什麼叫金礦，來到這裡就知道了。晏歡帶著一點不安問我：咱們試著根據卡片索引取二盒照片看看？我也不信天上掉餡餅這種好事。按照國家檔案館的規定，你只要根據它的索引填寫索取表格，工作人員會為你把整個資料夾，整個紙箱，整個小推車，甚至幾個小推車取來原始檔案供你查閱、摘抄、拍照、掃描。因為不允許帶進館外的紙張和筆，館內備好了專用的紙張和鉛筆，任意取用。潔白的細棉紗手套也是無償提供，並且要求你在觸摸照片時必須戴，每天要換。晏歡為了尋找他祖父和外祖父當年浴血抗日戰場的痕跡，多年來幾次在國內省級檔案館逡巡，一付老江湖的樣子，對洋人的這套規矩和效率亦是半信半疑，沒有錢鬼也推磨嗎？他心存僥倖的填了一張索取表格，交給一臉嚴肅的工作人員，然後坐等奇跡出現。
結果，奇跡真來了。幾分鐘之後，一輛小推車停在了我們桌子旁邊，上面是晏歡稍存私心的驗證對象──中國駐印軍50師攻打緬甸密支那的部份照片。率領那支部隊的儒雅而驍勇的師長潘裕昆將軍，正是晏歡的外祖父。在檔案館的第一天，是晏歡的節日。他一次又一次的發出壓低聲音的歡呼，欣喜而神秘的告訴我：這一天，我看到自己外公穿軍裝的照片，超過在國內尋找十幾年的總和！
人的膽子都是被慣大的。從一開始稍微多取幾盒就心存戚戚的小人之心開始，還時時偷瞟一下遠處工作人員的臉色。到大刺刺的一次要滿滿幾車，翻開看，似乎不如預期，轉臉再要另外幾車，心中一副理所當然的主人心態。那種裝檔案的不□袗□推車裝滿資料夾，推起來其實是體力活。每天晚上工作人員要把檔全部收回去，第二天我們到了，幾分鐘又全部推到我們面前，好像我們是領導一樣。沒有一個人來告誡你，每次少要點，省得工作人員麻煩。而是每天下午特定時間在安靜的屋子裡高聲提醒：還有誰要提交索取卡嗎？時不時工作人員會走到你身邊，輕聲問一句：有什麼要幫忙嗎？
曾經，我們為在騰沖張孝仲老人家發現的60多幅戰場照片欣喜非常，因為中國抗日戰場的影像實在是太少了。其中那幅葬禮的照片促成我們兩次翻越高黎貢山，最終不但確知了那場葬禮為誰舉行，還依據照片提供的線索，找到了照片拍攝的地點──梅姆瑞少校的戰場墓地。現在，當我們親眼看到像山一樣堆積的抗日戰場照片的時候，真的心在顫抖。我們的歷史，我們父輩充滿著苦難和光榮的面容，靜悄悄的藏身在地球另一面的這個國家，六十多年，幾乎從沒有人觸碰過他們。二戰中緬印（CBI）戰區，這個當年最多國家軍隊參戰的搏殺之地，這個中國軍隊創造過大規模雪恥戰績的所在，由於從沒有被正式紀念過，而漸成被遺忘的一個角落。
曾經在美國《國家地理》和《探索》電視頻道看過幾部紀實電視片，講述珍珠港事件時的親歷者美國老兵和參加襲擊的日本潛艇老兵一起搭乘美國科學考察船出海，去搜索當年失蹤的日本潛艇。這些曾經恨不能生吃了對方的軍人那麼平靜，他們痛恨的是那場戰爭，而不是面前的這個人。我感動那幾位美國老人，在日本老兵向潛艇失蹤水域撒下鮮花的時候，他們為敵人脫下軍帽致哀。正是受這幾位老軍人啟發，我逐漸重新建立了對那場戰爭追思時的態度，仇不能忘記，恨必須消除。我由此更加困惑對中緬印戰場的紀念，由於我們自己的政權更迭，由於當年盟友的反目，竟然從此擱置。六十五年了，每一年諾曼第海岸吹響軍號，當年為自由而戰的軍人得到全世界致敬的時候，我們的怒江邊寧靜如常，只有水牛在巨大彈坑形成的塘子裡打滾。
幸好，那場偉大戰爭的影像被完整保存下來了。雖然沒有保存在最該保存它的土地上，雖然絕大部份照片自1946年歸入檔案後再也沒有人打開過它，但是，畢竟他們在呢。
他們在呢，隔著超過一個甲子的悠長時空，在地球的另一側，我得以與他們對視。此前多少年，做夢都想不到，有那麼多父輩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幾乎是正式開始工作的第一天，這位身披偽裝的士兵肖像就出現了。我們複製的目標原先就是鎖定為照相兵拍攝的全部照片。但另一位美國志願者羅伯特Robert Anderson告訴晏歡，除了照相兵，還有大量當時媒體與自由攝影師留下的中國戰場的照片，只不過分散在太多的檔盒子裡，查找需要細心而內行。羅伯特恰恰細心而內行，他是教師，大學所修為東方史，本人對抗戰中國情有獨鍾。他年輕、快樂、友善，對檔案館的依戀似乎超過總掛在嘴上要尋求的昆明女朋友，所以常能神奇如大海撈針一樣搜索出照相兵之外的中國戰場影像，讓我們一陣陣驚喜。
這幅全身都用野草和藤蔓偽裝的士兵肖像似乎是為今天的我們而準備。只一眼，我就確信，無論後面再有多少珍貴的影像，這位持槍戰士的肖像都會成為我們第一本書的封面（編按：《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一書曾於201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簡體版）。他不是自己，他是戰火祖國千千萬萬無畏父輩的縮影。我恭敬的把他捧在手上，久久的端詳著他。他沒有在看我，他在看著遠方。那雙眼睛，眺望勝利與未來的眼睛，堅毅得像鋼鐵，清澈得像泉水，純潔得像嬰兒。那時的他，就像今天我的兒子一樣年輕。
這麼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這麼「酷」的中國抗戰軍人影像，那身偽裝和他從內心發出的自信，絕不輸那個時代任何戰場任何國家手持任何現代化槍械的軍人。我們國家有這樣的軍人，日本很難打嗎？
答案就在另一幅照片，拍攝者記錄了他的全身，並且告訴我們，這位軍人腳上甚至沒有一雙真的鞋。越王勾踐和漢高祖劉邦就在編的草鞋，還穿在二千多年後的中國軍人腳上。童年時代看連環畫，只知道《三國演義》和《岳飛》裡的士兵們是不穿草鞋的。印象中只有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因為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才穿草鞋。現在才知道，連封鎖紅軍的國軍們，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起碼在南方戰場，缺少的遠不僅武器彈藥，而是連鞋都沒有。草鞋根本不是鞋，它無法對付泥濘，無法對付陡坡，無法對付遍地荊棘，更無法對付激戰中佈滿尖利物的戰場。不用講武器，只一雙鞋，軍隊高下強弱立見。我們至今沒有過統計，有多少中國軍人因為沒有一雙真的鞋而死在本不該死掉的腳下。
我真正疑惑的是，無論國家再窮，軍人腳上的這雙鞋不在制式被服之列嗎？如果戰爭中的裝備管理者從未考慮過從鞋開始改善軍隊的作戰能力，而只是激勵將士們與敵人與命相搏，那打不過侵略者則幾乎是一種必然結局。我們實在沒必要列舉那場大戰爭中的幾個局部慘勝來證明愛國將士的忠勇能以劣勝優，以弱勝強。讓我們的軍人以赤腳上陣與現代化的敵人玩命本就是奇恥大辱。戰爭結束幾十年後，滇西農民偶爾刨出戰死者的骨骸，仍以腿骨下面有沒有一雙尚未朽爛的皮鞋來判斷敵我，不令我們心酸嗎。也基於這個理由，無論我多麼仰視在美國國會發表充滿激情的講話，進而為戰火中國贏得巨額援助的蔣夫人，也仍然為她在那個年代身著貂皮大衣在苦難的土地上招搖汗顏。她和夫君的確領導自己的國家扛過了滅頂之災，但是，他們手中絕對權力導致註定瘋狂生長的腐敗讓自己輸掉了歡呼聲都沒有落地的江山。
戰爭說到底是個技術活，而技術活的成敗關鍵是細節。在這些照片中，我們看到了對那場戰爭記錄的另一些細節。在雲南戰場，美軍的後勤軍官在為中國士兵配發膠鞋和雨布。那是用於配給發動怒江反攻戰役的中國軍隊，他們將要仰攻高黎貢山，並必須克復海拔3,200公尺以上的日軍北齋公房陣地。戰役發起於1944年5月11日，根據老兵們回憶，那一年的雨季來得很早，而且幾乎每天都在下雨，沒有放晴的日子。我也曾和同伴兩次從高黎貢山北齋公房那條路徒步翻越，一次是冬天，一次是與反攻發起同時的五月，不同的是，我們的那個五月沒有雨。
那條路有一段叫「灰坡」，特別陡，特別窄，路面上永遠堆積著沒過腳面的細土，其中混雜著尖利的碎石，想必因此得名。幸虧看到那幅照片，知道當年仰攻這座高山的中國士兵們是有軍用膠鞋穿的。只有走過這種路才能知道，在這條路上，一雙鞋甚至就是命價錢。
即便是五月，山上的晝夜溫差仍有生與死那麼大，晚上我們在嚴密的旅行帳篷裡鑽進羽絨睡袋，仍能感到來自身下的陣陣寒意。我真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遮風擋雨的那一方膠皮雨布，身著單衣的中國軍人們會有多少不待日本槍彈而凍亡在夏夜裡冷雨如注的山上。今天研究與回望那場戰爭的勝利，我們的視角仍有太多著眼於軍官勇敢無畏與士兵拼死用命。這幾幀照片在教會我們，只有珍惜士兵的軍隊，只有有所畏懼而且加以預先解決的軍隊，才是能夠戰勝頑敵的仁勇之師。
在看到那張在國內流傳甚廣的陣亡軍人照片時，我們幾個「老傢伙」同時發出了驚呼，難以想像吧，我們居然看到了這張著名照片的原版。與近年傳遍各個媒體反復轉印的不同之處，我捧在手中凝視的這幅，是從照相兵的膠片上直接曬印的，那位軍人睡著了一樣安詳的面容，幾乎就是直接印在這張當年潔白，而今天已經泛黃的相紙上。它就像我自己是親歷者那樣近，甚至能觸到那位捐軀戰士還未盡失的體溫。我們把他作為獻給所有為祖國犧牲的三百萬戰死者的紀念像置於卷首。我們所有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這張照片的背面：SC 205999-S 中國，江口，1945年4月。從江口附近戰場下來的中國軍隊第19師第57團的負傷士兵們。CT-45-23921-12（照片檔案編號）。還有醒目的禁止文字：管制，不准公開，和攝影師的名字：若塞特（Rossett）。我們終於清楚知道了這位士兵不僅僅是三百萬分之一的戰死者，甚至他其實是負了傷而並未失去生命，而且幾乎具體到說得出姓名的一個生命，一個兒子，一個兄弟，或者是一位父親。
同時，我們看到得是記錄同一場戰鬥的一組照片。幾乎完全相同的場景，是一位尚未失去意識的重傷患。天啊，這是同一位士兵生命的最後時刻嗎，他掙扎著，試圖把正在消逝的生命留住在自己飽受重創的軀體裡。他的戰友扶著他，但顯然已經清楚的知道，誰也摸不到的那種隔絕生死的東西正在無法阻擋的離他而去，死神已經抱住了他。
最終，經過牛子用攝影師的專業眼光對照片上細節的反復辨別，發現兩張照片的主角不是同一個人。這種遺憾帶來另一種慶幸，因為又一位英勇獻身的戰士為後代留下了不朽的身影。雖然，他們可能還年輕到根本沒有自己的子嗣，但是，這樣的犧牲與勇氣的軍人堪為我們永世存續的這個民族所有子孫的精神父輩。
實際上，我們的絕大多數抗戰死士，是死過二次的。第一次死掉的是他們年輕而寶貴的生命；另一次則是在全人類歷史上空前而且必定絕後的從所有人心裡剷除他們用生命本應換得的永生。他們在自己民族記憶這個延續先烈不朽生命的神聖祭壇裡，又被自己人屠殺了一回，殺得不留一個活口。
幸運的是，在我們所有人都死掉之後，這些在一個甲子前就為國先死的父輩仍然活著，活得會比我們久，活得會比我們的孫子還久。因為這些照片將他們不死的靈魂資訊傳遞給我們，使他們活在千秋萬代的中國人心裡，而且，再也不會，不容許再會，讓他們第三次死去。
在那座檔案館裡，在尋找到巨額財寶般的喜悅裡，我們每一天都在面對歷史影像流淚。許多的淚水為當年我們軍人隊伍裡的孩子兵而流。敵人來了，我們沒有屈服，我們說：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新的長城。戰爭打到那個份兒上，我們偌大的國家其實沒有多少血肉了。在那個時代，國家是什麼，對於戰爭未到時天荒地老般的西部，那幾乎是個陌生的詞彙。貧困、饑饉、斑剝，幾乎所有的苦難與重負都是壓到本就最窮的農民頭上。照片上那些乾枯如枝柴般的父輩新兵，裸露的上身，除了佝僂的骨架，真是瘦到連一點肉都沒有。那樣的體力，不要說端著槍衝鋒格殺，空著手能走幾里路？於是，我們連孩子都上陣了。
還有什麼比看著孩子為自己送死更慘的事嗎？偏偏照片上的那些中國孩子兵，個個都溢出自信與無畏的微笑。「少年不識愁滋味」可以是千古傳誦的浪漫佳句，不就是個愁嗎。可連死在眼前都不愁的不滿十五歲，不滿十二歲，甚至不滿十歲的孩子，在擺弄玩具槍都唯恐他傷著自己的年紀，已經端著真傢伙站上血肉磨盤了。什麼叫自己的國家？能讓每一個孩子活得像個孩子！這些英勇的孩子，這些無畏的孩子，這些因為根本還不懂什麼叫死亡，因而並不懼怕去死的孩子，他們留在歷史相簿上的形象，是他們每一位暮年回首的驕傲，但卻是國家之恥，軍隊之恥，中華民族成年男人之恥。記住他們燦爛的笑臉吧，讓這些笑臉激勵我們，倘若再有外敵入侵，我們有勇氣寧可死掉自己，也絕不要再讓這些笑臉出現在戰場上，讓敵人取笑我們。
我們這一代人對父輩有份參與的那場戰爭的視覺記憶來自哪裡呢，坐在充滿歷史視覺的檔案館裡，我才第一次思索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所有人心裡，都並沒有建基於來自原始影像的那場戰爭的視覺記憶。因為，我們曾經能夠進入視覺的真實資料實在是太少了，少到根本不足以構成視覺記憶。在見到這麼完整的影像檔案之前，腦子裡的黑白影像都來自於少到可憐的歷史照片，甚至還摻雜著《地道戰》那樣的以宣傳為目的的故事電影。而這座檔案館第一次告訴我們，那場戰爭的中國戰場，擁有足夠建立真實記憶的影像資料。
看到由美國武裝起來的中國駐印軍的豐富圖片，才知道了我們是以什麼樣的水準對陣亞洲第一工業國的日本軍隊，並且在緬甸戰場上完全擊敗他。初看到那個陣容，我們幾乎以為錯到了歐洲戰場上的盟軍。那種望不到頭的運兵車隊；望不到頭的坦克車隊，望不到頭的空軍機群；望不到頭的大口徑榴彈炮群，這些真的巷是抗戰中國自己的軍隊嗎？在日本陸軍關於緬甸作戰的記述中，完整得讓我們瞭解到從1942年春天到1944年春天，中國遠征軍是如何從血肉之師變身為鋼鐵之師的。而這些照片配合背後的文字說明，則讓我們看到了這支讓曾經的強敵心生敬畏的勇猛之師。日本人說，反攻緬甸的中國軍隊有勇氣以同建制的部隊主動攻擊日本陸軍，並進而擊敗對手。想想吧，兩年前像切菜一樣追著我們滿地狂奔的敵人再也不敢輕視我們了，這個進步，除了現代化的裝備與後勤補給之外，有一幅照片更充份的說明了戰鬥力如泉水一樣湧出的根源。好單純的這張照片，記錄著好單純的一個小事件，一架小飛機專門運送一名中國傷兵，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戰爭史上最大的巨變，士兵們終於每一個人都成為了人。這個巨變喚起的內心力量才真正排山倒海。這種內心力量轉換成的戰鬥力不是謝爾曼坦克和155毫米榴彈炮可以代替的。
閃耀著同樣人文光芒的場面還有Y路軍反攻的騰沖前線，美軍顧問們摘下自己頭上的鋼盔，提供給直接衝鋒的中國士兵們，照片背後的文字告訴我們：美軍聯絡官非常願意捐出自己的防護裝具，而不是讓中國戰友等待後方的補給。我們知道，即便沒有鋼盔，士兵的衝鋒也是不能等待的。這幾十頂鋼盔在上萬軍人參加的攻堅戰中只占極小的比例，但是，哪怕其中一頂鋼盔在恰當的時候庇護了一位士兵，這個讓中國士兵心裡溫暖的場面都將令我們永遠銘記。雖然有規定美軍顧問並不參加火線搏殺，但在彈片橫飛，甚至自己的火炮都可能打錯落點的戰場上，與捐出的那頂鋼盔同時讓出來的是本來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全。
這些資訊的獲得除了拍攝於現場的畫面外，主要歸功於原始照片的每一幅背面，都列印著詳細的文字說明，記載著照片拍攝的時間、地點、事件，被拍攝人物的姓名、職務，以及攝影兵的姓名與職務。照片背面的文字與畫面共同構成了可稱之為「檔案」的權威價值。我們複製的超過20,000幅的照片，與之相對應的是二百多萬字的照相兵原始記錄，有了這些畫面與文字相互映襯，將有多少這段歷史中的懸疑被澄清呢？
多年前，我在怒江沿岸尋訪滇西抗戰史的時候，曾在一個小山村裡親耳聽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伯講：美國人用直升飛機把自己人的遺骨運走了。那時是納悶，六十年前那地方連公路都沒有，美軍在1945年派到高黎貢山遷葬陣亡軍人的隊伍是如何行動的。老人給了我答案，但老人的話被我當即不動聲色的否決了，因為在我既有的印象裡，直升飛機上戰場是朝鮮戰爭中才出現的稀罕物件。這一次，我在檔案館裡看見了1945年裝備於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直升飛機的照片，文字說明告訴我們：這種最新的裝備可以垂直起降，適用於在山地的搜救。那一刻，我知道了自己當初在村子裡連筆記都沒做是何等的愚蠢！
而同時，雖然這批照片的數量如此巨大，我們仍然在檢索中體會到了失望與遺憾。2003年，在伊斯特布魯克（John Easterbrook）先生幫助下，我們從胡佛研究所獲知了美軍陣亡於滇西反攻北線部隊的官兵名單，並尋找到了其中梅姆瑞少校（Maj. McMurrey）的戰場墓地。這一次的全面複製開始前，我甚至充滿信心的預言會看到梅姆瑞少校在怒江戰役發起前後的照片。多年前的那次尋找，讓這位離我們本十分遙遠的老一輩外國人變成了血肉相依般的親人。我們多想看到他生前最後的樣貌，看到他給妻子寫最後一封信時是怎樣透過筆尖把深愛傳遞給遠在地球那一邊的親人，多想讓他的從未見過父親的小女兒看見自己出生時父親的形象。然而，幾個月的工作，在對二萬幅照片的初次挑選中，我們很遺憾沒有發現梅姆瑞少校的身影。而且沒有見到更多高黎貢山戰場的照片。我在電話裡把這個遺憾告訴給正行走在大渡河源頭的好友孫敏，因為她最近剛獲知，在美國的江汶聯絡上了一位健在的中緬印戰場照相兵。她很快短信回復我：「派往雲南的照相部隊有四十多人，除非找到派到二十集團軍的那一個，而且他們是隨機派出去的，並不固定在哪個部隊，他們與顧問團有交道，但不熟。」這個資訊讓我們瞭解到，那麼多人的第二十集團軍，在渡江和攻打高黎貢山時可能只有極少的專職照相兵配屬，所以我們才未能看到更多這一時間段的照片。
記得少校梅姆瑞的兩位女兒在與我們一起憑弔了父親戰場墓地後，在騰沖國殤墓園，我問芭芭拉：你為父親的光榮犧牲而驕傲嗎？那次思維敏捷的她沒有立刻回答我，而是略略仰起頭思索這個問題。滇西金色的陽光灑在她優雅的臉上，這位外國姐姐顯得迷人而高貴。她回答說：不，我寧願父親不成為英雄，而是在家裡陪著我和妹妹一起成長。為了她的這句話，我們仍然會再一次細細的巡視所有照片，尤其是拍攝於怒江戰役發起前雲南前線的照片，祈禱那位年輕而英俊的軍官突然跳到我們眼前，讓我們有機會見證他與女兒在66年之後的重逢，讓他安心的看到，美麗而終生沒有再嫁的妻子把他的二個女兒養育得多好。
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在檔案館五樓，已經迎送了來自許多國家的研究者。他們驚奇的注視著這支「人數眾多」的主要是中國面孔的隊伍，因為他們絕大多數只是一個人來，而我們最多的時候能有9個人排成一隊進去。當他們得知這些中國人是來試圖完整複製自己國家一段歷史視覺檔案的時候，紛紛施以熱情，常會抱著自己偶然發現的照片過來問：這一張你們需要嗎？牛子告訴我，他感動於一位比我們工作時段更長的韓國老人，他也在尋找與自己祖國抵抗侵略者有關的歷史。他每年都來，衣食無憂的他把尋找歷史當成了生命的主業。牛子他們走的時候，已經與那位老人成為了朋友，而且我們隊伍中每一位女孩子都得到了老人送給孫女般的禮物。
我們在挑選這本書和預計用作展覽的圖片時發現，至少有一幅牛子在2005年掃描回來的照片沒有在這次的複製圖片中被見到。這預示著，我們這次本以「一網打盡」為目標的任務並沒有百分之百的實現。至於到底是鬼使神差的恰好在現場漏掉了這一幅，還是一個資料夾，甚至一整盒，我們沒有依據，無從判斷。只是，這幅照片告訴了我們，工作還沒有完成。
所有幫助我們這項工作的美國朋友們都在獻辭中給了我們讚美。這些他們發自內心的讚美確實讓我愈發惶恐與不敢領受。2009年底，我的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父親的戰場》在國內得到了一些好評，一家媒體讓我寫獲獎感言，我那時的心情就和現在被美國朋友們誇獎一模一樣。這份獎勵本就不該屬於我們，因為我們只不過是遞送歷史資訊的郵差，而那個沉甸甸的裝滿榮耀的包裹只能屬於曾為它付出青春甚至一生的親愛父輩們。
多年的工作只是讓我明白，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開始得太晚了。我們應該感激的人絕大多數都已經沒有機會聽到我們當面說一句感激的話，這樣的遺憾不屬於他們個人，而是永遠不會離去的民族愧疚。我只是希望，這種對待歷史的歷史再不要重演。我們有一種稱謂叫「歷史愛好者」，在我看來，這種把歷史歸於愛好的講法真是荒謬！藝術可以愛好，哲學可以愛好，當然也可以不愛好。偏偏歷史就不行。因為它本就與愛好無關，而是這個國家每一個人都必須明白的事情。歷史告訴你，咱們這個國家是怎麼從苦難中走過來的，直到有了尊嚴的今天。這件事的重要性就像知道誰是自己親爹一樣。
從華盛頓回國，路過三藩市，晏歡、唐享蔚和我去拜訪了當年中國駐印軍中一位聯絡官阿蘭.甘浦中校（Lt. Col. Alan Gump）的兒子──小阿蘭•甘浦（Alan Gump Jr.），家住在離主城區很遠的地方，他在邀請郵件上說為我們預備一些茶點，主要是看家裡的老照片。到了他們家才知道，他太太為我們親手做了一桌豐盛的美國式午餐。我到樓上的衛生間去洗手，無意間望向屋後，一下被從未見過的景象釘在了窗邊。不大的美麗庭院緊鄰一條小河，院子裡只容得下幾株小樹，其中兩棵樹上都懸掛著一種獨特的裝置，分成上下幾格，裡面盛著不同的穀物，任由來訪的小鳥們取食。我忘記了樓下等候的主人，站在二樓窗戶邊看著飛來飛去的小鳥，它們沒有被關在籠子裡，屋主的愛是獻給自由的，而不是僅為自己歌唱的囚徒。
三藩市市里金門大橋不遠的海邊，有一片碧綠的草坪，孩子們在紗一樣的春霧裡追逐踢球。唐亨蔚告訴我們，去往中國戰場的美國軍人從各州匯合在此地碼頭，登船遠渡，慨然赴戰。他們中間有多少和中國士兵同樣年輕的生命再也沒能回到美的令人心醉的這個海岸。那麼年輕的他們捐軀異國，他們沒有機會為家鄉留下嬉戲的孩子。
這些別家後代的孩子知道腳下這片土地曾是激蕩風雲的中心，曾是無數生離死別大戲的上演地嗎？我相信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可以不知道，他們有權利不知道。但我們不能，如果一個民族只記得外人曾施暴於自己的仇恨，而對和我們父輩共禦外侮的盟友不記得感恩，在我們祖先留下的詞彙裡就叫忘恩負義。曾經，他們獻給我的祖國的光榮被那麼精心的剔除到了無蹤跡，甚至從年輕的胸膛中帶著生命一起噴湧的鮮血都成為了恥辱的謊言。但從今以後，他們將被終於重新尋回了真實與自信的這個國家傳誦下去。一直到──如果有的話，海枯石爛。
在離開美國的前一天夜裡，細細的春雨中，我和晏歡又來到海邊。在離漁人碼頭不遠的地方，有一棟古色古香的石頭建築。晏歡仔細看著那塊印著介紹的告示牌，反覆對我講上面的文字，我始終也沒聽明白這片建築是做什麼用的。雖然它肯定已經有年頭了，但這個國家才二百多年，能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古代文明呢。我們沿著建築群外側的花園小路散著步繞行，小徑和建築物之間有一小片湖水，天黑了，湖面上映出被燈光照射的建築物倒影，很美。建築師停下來拍照。就在他端起相機的剎那，我看見了水面上，不遠處，輕盈的漂過來一隻白天鵝。它優雅的扭過頭，讓自己修長的脖子圈起美麗的弧線。
在我很小的時候，週末父母偶爾帶我們去玩，最愛去的地方是北京動物園。那裡有一個鳥島，被周圍的水面環繞，水面上有許多水禽搖曳著游來遊去。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問父親：那些鳥，怎麼不飛走呢？父親說他不知道。後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介紹，充滿智謀與專業技能的獸醫為那些本來會飛，而且天性酷愛飛的鳥做了手術，切斷了它們翅膀上一條小小的、但是關鍵的韌帶，外表根本看不出痕跡。但那些鳥從此就只會徒勞的煽動翅膀，卻不會真得飛起來，好像它們自願放棄飛翔一樣。
五十年之後，我在遙遠的異國看到了同樣的鳥，它們是真得會飛，可它們選擇不設防的親近人類，親近曾視它們唯一用途為食物的人。我被這只鳥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只鳥讓我想起在檔案館剛剛看過的一幅照片，那是完整記錄將近70年前我們的空軍在美國接受駕駛轟炸機培訓的組照之一，畫面上，一位年輕的中國軍官正在黑板上的英文單詞邊寫下中文：民主、平等、自由。這個年輕的國家，這個歷史只有我的祖國三十分之一的國家，這個沒有令人驕傲的古老文明的國家，用一隻像銀子一樣潔白的鳥告訴我這個外國人，什麼是支撐他們與中國人一起付出巨大犧牲的國家信念。
在我和晏歡離開美國的時候，牛子率領著一支美國國家檔案館接待過的人數最多的來自中國民間的團隊正在奮戰。二個月之後，本來只有一份的中緬印戰場照片檔案將出現最完整的一套電子版，與這幾位研究者一起飛回那段不朽歷史的發生地。
感謝美國國家檔案館，感謝美國通信兵照相部隊，感謝所有幫助我們這次行動的美國朋友，感謝贊助這次複製行動的我的親人與朋友們，感謝這次複製行動的參加者，感謝所有關心這次複製行動的人們。有了你們，讓我們光榮父輩的歷史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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