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是痛苦並快樂著的事情。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個實證主義的哲學家，據說五歲的時候人家對他說地球是圓的，他不相信，拿了圓鍬就想挖到澳大利亞去。但羅素同時知道人的知識受限於所見。古埃及人判斷地球是圓的，偏偏古希臘人卻以為世界是平的。羅素認為這不是因為埃及人聰明而希臘人笨，而是因為埃及地勢空曠，容易發現地平線並非直線的事實；濱海的希臘卻多山、多地震，因此想像鯨魚撐住平板的大地，時時晃動。從想像力來說，埃及人跟希臘人都說得很迷人不是嗎？
或許透過埃及聖(□鳥)的例子，我可以說明自己所理解的「生態批評」，以及自己為什麼除了創作以外，也試著維繫這系列的研究。生態批評顯然不只是文學研究，它同時需要科學研究、價值體系的支持，但它卻也不是鹵莽的道德判斷。好的自然導向文學都不是以道德教訓為出發點的，相反地，它可能只提出了一種對抗性的主張，凝聚另一種意識。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生做為一個不合作的公民，威爾森（E. O. Wilson）甘冒眾諱以生物觀察為基礎大談人性，乃至於卡森女士（Rachel Louise Carson）的反化學藥劑......誰會怪她沒有發明一種無毒的殺蟲劑呢？而這種對抗性的主張，通常可以在典型的自然作家身上看到，因為生態批評對抗的正是掌權機制或掌權的思維，面對諸如國光石化、阿朗壹古道、美麗灣事件這類環境議題時宣稱是為了大多數人好，而做的「不帶痛苦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