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生，美國匹茲堡大學博士（2000）。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暨同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副研究員。曾兼任臺北醫學大學、東吳大學、國防醫學院及陽明大學等教職，並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客座研究員 / 教授（2003-2004）、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2006年9月-2008年6月）、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storical Research，Ohio State University）資深研究員（Senior Research Fellow，2011年9月-2012年6月）。
著有專書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Policy in Japan-Ruled Taiwan 與《榮藥濟世》（以上2009），及論文“From Japanese Colonial Medicine to American-Standard Medicine in Taiwan –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Practices in East Asia”（2011）、〈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科技、醫療與社會》(2010)、“The ripples of rivalry: The spread of modern medicine from Japan to its colonies”、〈日治時期臺灣醫藥關係管窺〉（以上2008）等。
不論從源流抑或形制上來看，武士刀與柳葉刀都應該毫無關涉，自然在社會意涵與文化象徵上也無交集。然而，西洋醫學傳入東亞社會的歷史過程，向來是學界注目的議題。有鑒於國內學者精研中國、臺灣之事例，而日本亦為東亞地區醫學西化的先聲，且下啟臺灣醫學發展之濫觴，筆者酌以本書勾勒西洋醫學在日本之遞嬗，並及於爾後之形變與擴張。本書寫作之起心動念，深受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James Bartholomew教授的著作影響，擬從社會結構（social formation）演化的角度，連結幕府時代封建身分制度、百年傳承的武士家風及嚴格倫理規範，與明治初年日本對西洋醫學受容及快速形變之因緣。儘管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醫學主流逐漸向西方標準靠攏，但沿襲自幕府時代留下的武士社會特徵，仍舊在維新後的日本現代醫學上刻下許多歷史的烙痕。落筆初衷則希望在近世中、日現代化比較之外，另闢觀察之蹊徑。易言之，如果只從事後成敗論的觀點來說，由民族或社會價值差異性論斷中日現代化之成敗，或許是一個便捷且能滿足輿論心態的角度；然而這般說法卻不盡然能指出醫學在中日社會中的價值有何根本之不同，以及同屬東亞儒家社會的晚清與幕府社會，又為何會對西洋醫學的反應有所差異。是故，寫作本書之目的，不在於論斷東亞儒學與日本現代醫學源流，謹望為科技中心論或實用主義所影響之東亞現代醫學史觀，提出一點帶些文化趣味的看法與分析。
筆者自2009年出版專書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以來，陸續接獲各種書評、建議與私下討論。2011年發表於Japanese Studies 3卷3期上的一篇書評，評者認為書中涉及西洋醫學在日本形變的部份，值得另以專書深究之（worthy of an entire book on its own）。此語事實上也應和了筆者撰寫該英文專書時，為切合題旨忍痛刪減部分論述與材料時的心情。然而，若非2008年有幸參與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活動，原本的專書計畫或將充滿了醫學技術與相關術語，全然忽略了「人」在其中的角色，更遑論文化與傳統在日本西洋醫學裡印刻的足跡。在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期間，筆者才開始有機會在張崑將教授亦師亦友的引導下，將研究的觸角伸往更深層的江戶社會、儒學、與武士道的演化，略為參透過去僅能意會卻難以明說及解釋的現象。易言之，本書大部分論述主體，均為作者於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期間的部分工作成果。筆者於2009年臺大主辦「東亞視野中的日本武士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及爾後數度公開演說、報告該論文，所博採到各方的建議，約莫可視為這些成果之初步展示。其中，書稿涉及1894年香港鼠疫與1896-7年臺灣鼠疫爭論者，曾於2010年3月假美國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夏威夷年會時發表，幸蒙慶義大學鈴木晃仁教授、大阪市立大學□村孝平教授、與舊友青山學院大學飯島涉教授提攜，解決日本洋醫界的人際網絡與知識流通特質的疑惑，書稿雛型終於在2011年底方得以浮現。2012年全書定稿後共計六章，結構安排依時敘事且援事為綱，分別起自背景介紹之首章：溯源與流變，其次依序為第二章：交鋒與轉化、第三章：名門與正宗、第四章：瑜亮之爭、第五章：流轉與離鄉、與終章：弦盡音未竟。全書略論日本西洋醫學之文化特質與醫學爭議，點明日本洋醫界之文化及社會傳承，側寫與殖民地西洋醫學發展之關係。筆者盼以此書呈現幕末侍醫門風在明治醫學現代化中的演化，並展現部份日本現代醫學發展裡的文化與傳統特質。
儘管筆者資質駑鈍，以致於本書篇幅有限且部分論述不過泛泛而已；但書稿歷經師友之提點與匿名審查人精闢建議的調整，終能稍稍補償先天不足，得在東亞文明叢書系列裡濫竽充數。就是因為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受益多方，因此當筆者最後校閱書稿時，不由得笑擬拙著是「丹麥三明治（Smrrebrd）」──一種食餘提升而來的丹麥特色食品，雖不盡然能登大雅之堂，但仍自有其風味。一如筆者訪問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時，得以從容悠閒地完成英文專書初稿；此次能完成拙著，筆者須感謝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storical Research）的支持。2011年9月獲選為該中心資深研究員以後，主任John Brooke教授寬容地允許筆者專注於書稿之修改，甚且代為接下許多中心的瑣事。如果沒有他、Christopher Otter，以及 Philip Brown等人的相助，這書稿或許迄今仍在修改中。至於語文上的協助，國立東華大學郭俊麟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市川智生教授都不吝於伸出援手，筆者在此一併致謝。若說本書還有一些值得翻閱的地方，真的要衷心感謝上述所有單位的支持與學界同仁的無私，讓筆者英文專書未能詳論的「前傳」得以面世。筆者職務所屬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在研究空間與材料上提供莫大的助益。書中部分內容亦曾於臺史所講論會上發表，同事的批評與指教都是增艷本書之處。家人的支持，從來就是研究寫作上最無形，卻也最關鍵的支柱；他們的名字雖不在本書中出現，身影卻滿佈在字裡行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