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領獎，我到那裡與他相聚，大家談起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對我們數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點失望。我們還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認真研究的人永遠都覺得沒有寸進。但一分一分地進，日以繼夜，過了二三十年，驀然回首，在燈火闌珊處我們還是發現今非昔比，覺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簡單得多了。
好些人說我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對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參與其事的，只有四個人。一個是我的老師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師後來被稱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主要是他當年的口述傳統。第二個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磯加大任教時，我是他的改卷員，不覺得他怎樣。但六二年他轉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變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給我閱讀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頁長的、德姆塞茨寫的關於交易費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說服力，對我的影響很大。
華大兩年後，我開了一個研討班，是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開的。這班只有十多個學生，其中兩個天分奇高（J. Umbeck與C. Hall）。他們今天還不是大師人物，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還有系主任諾斯（D. C. North）。加上巴賽爾及麥基等人，華大當年在新制度經濟學上熱鬧過一段日子，使外人後來有間中稱為「華盛頓學派」的。但結果能殺出重圍而名滿天下的，只有諾斯一個。他以新制度經濟學搞歷史而獲得諾貝爾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