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東非地區的盧安達(Rwanda)曾經是德國的殖民地，和南鄰的蒲隆地(Burundi)合稱Ruanda-Urundi，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國際聯盟將其交由比利時託管。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期間，它採取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或divide and conquer)的政策，故意優厚圖西(Tutsi)族群，貶抑胡圖(Hutu)族群。
在一九九八年《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作家古瑞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我們要告知你，我們和我們的家庭即將被殺：盧安達的故事》(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問世後，盧安達悲劇中不同角色的經驗，在暢銷書和電影中有了較為完整的呈現。二○○四年的《跟魔鬼握手：人道主義在盧旺達失敗》(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是聯合國指揮官達拉萊爾(Romeo A. Dallaire)自我省思的傳記、二○○五年好萊塢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是另個非洲辛德勒的故事；同年的《砍刀季節：盧安達劊子手的全盤托出》(Machete Season: The Killers in Rwanda Speak)是來自加害者的告白；二○○六年伊瑪奇蕾(Immacul?e Ilibagiza)的《寬恕，我唯一能做的》(Left to Tell)則是受害者介紹其倖存的經歷。它們的發行，不但讓我們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了解盧安達悲劇的層面，也看到在亂世中人性的脆弱及人際關係間的黑暗與光明。
國人或許知道南非圖圖(Desmond Tutu)大主教所參與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但除此之外，在迦納(Ghana)、獅子山(Sierra Leone)、賴比瑞亞(Liberia)、蒲隆地及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等都在後威權及後衝突時代，成立了類似的委員會，處理真相與和解的相關議題。儘管早有呼籲，但我國政府卻遲遲未能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使二二八的陰影長期困擾台灣社會。或許是因為我國沒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寬恕傳統，因此才會希望先有真相及道歉，再談和解及寬恕。但在伊瑪奇蕾的親身經驗上，我們看到的是她在加害者尚未道歉、要求寬恕時，就先選擇原諒對方，不讓仇恨在她身上停留生根，這才是本書最寶貴的信息。
兩天後在《基督教箴言報》另一篇有關賴比瑞亞的報導中，內戰中喪失父親及兩位兄弟的庫拉 (Arthur Kulah)主教指出，「假如你不願意寬恕，這個重擔將一輩子跟隨著你；但假如你可以藉著寬恕排除情感上的傷害，你可以讓自己痊癒」(If you don，t forgive，it’s a burden you will carry through your whole life. Instead，if you’re able to get rid of that emotional hurt-through forgiveness-you can heal yourself.)。劫後餘生的賴比瑞亞人及盧安達人，面對仍然生活在其四周的加害者，都可以選擇寬恕或達成和解，我們難道還要讓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成為撕裂我們族群及社會的劊子手嗎？伊瑪奇蕾得勝的經歷，值得借鏡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