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知名歷史學家,曾任教於倫敦大學華堡學院,並榮膺大英帝國司令勳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及大英帝國二等女爵士(Dame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等尊銜。另著有《布魯諾與赫米斯知識傳統》(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 以及《玫瑰十字啟蒙》(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1971)等。
我開始對這個課題產生興趣,是在十五年前。當時我正一心想要理解布魯諾(Giordano Bruno)論記憶的著作。從布魯諾的《概念的影子》(De umbris idearum)發掘出來的記憶系統,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在倫敦大學的華堡學院(Warburg Institute)的一次講座中首度呈現在世人面前。兩年後,一九五五年一月,卡米羅(Giulio Camillo)的「記憶劇場」也在華堡學院的講堂展示了。那時我才意識到,卡米羅的記憶劇場、布魯諾和康巴奈拉(Tommaso Campanella)的系統,以及弗洛德(Robert Fludd)的劇場原則,是有某種歷史關聯的。這次演講只把四者做了很粗淺的比較,我卻因這些微的進展受到鼓舞,於是就開始從賽莫尼底斯(Simonides of Ceos)起頭,寫下記憶術的歷史。這個階段的成果見於我一九五五年發表的〈西塞羅的記憶術〉(The Ciceronian Art of Memory),刊登於義大利出版的紀念納爾迪(Bruno Nardi)的論文集《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Medioevo e Rinascimento)。
最重要的問題仍未解決:文藝復興時代怎會有魔法式的或玄祕的記憶系統?既然印刷術發明後,應該不再需要中古時代那種人工化的記憶法了,為什麼記憶術的熱潮再起,出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卡米羅、布魯諾、弗洛德幾家奇特的系統?我回頭再研究卡米羅的「記憶劇場」,才發現,文藝復興時代玄祕記憶術的背後的刺激力,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米斯學問傳統。顯然我又有必要先寫一本書討論這個知識體系,然後才能處理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本書談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章,都是以我的《布魯諾與赫米斯知識傳統》(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為本。
我原來以為可以把「盧爾主義」完全獨立出去,不在這本書裡談,但是很快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了。盧爾主義雖然並不源自修辭學傳統,程序也與源自修辭學傳統的記憶術不同,卻有一個面向屬於記憶術,所以會在文藝復興時期與記憶術合併而混為一談。第八章闡釋盧爾主義的內容,來自我分別於一九五四、一九六○年發表於《華堡學院與果道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的〈盧爾之術:從盧爾的元素理論探討之〉(The Art of Ramon Lull: An Approach to it through Lull’s Theory of the Elements)以及〈拉蒙.盧爾與史高特斯.埃里杰納〉(Ramon Lull and John Scotus Erigena)。
記憶術發展史這個課題,沒有一本近代以後的英文著述,其他語文的專書和文章也寥寥無幾。我開始工作時的主要參考,只有一些古老的德文論文,以及哈吉杜(H. Hajdu)與福克曼(L. Volkmann)先後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發表的研究。到一九六○年,羅希(Paolo Rossi)的《普世之鑰》(Clavis universalis)出版。這部義大利文的著作是極嚴謹的記憶術研究;書中收錄了很多參考資料,並有關於卡米羅記憶劇場、布魯諾著作、盧爾主義等諸多課題的討論。我從這本書受益良多,尤其是十七世紀的資料更彌足珍貴,不過我在本書中的論點與羅希的大不相同。此外,我也參考了羅希的其他多篇文章,以及瓦索利(Cesare Vasoli)的一篇。另外給我幫助甚大的書還有凱普蘭(H. Caplan)譯的《獻給赫倫尼》(Ad Herennium);郝威爾(W. S. Howell)的《十六至十八世紀英國的邏輯學與修辭學》(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1700; 1956);翁(W. J. Ong)的《拉姆斯:對話的方法與衰頹》(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1958);史摩利(Beryl Smalley)的《英國修士與古風》(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1960)。
我也必須感謝華堡學院的同事和朋友們。院長龔布瑞奇(E. H. Gombrich)一向對我的工作給與鼓勵的關注,許多地方多虧他的高見。我相信當初是他把卡米羅的《劇場要旨》(L’Idea del Theatro)交到我手裡。華克(D. P. Walker)多次賜教討論,不斷以他在文藝復興方面的專精知識給我益助。他讀了我的初稿,也讀了本書付印之前的完稿,幫我審閱了一些譯文。特拉普(J. Trapp)提供了修辭學傳統方面的許多珍貴意見,而且在古人事蹟上無所不知。有一些圖像學方面的問題,承蒙伊特林格(L. Ettlinger)為我解惑。
舍妹(R. W. Yates)一路閱讀我剛出爐的手稿,她的讀後感想一直是一個最重要的指引,她的忠告也在修訂時幫了大忙。她以一貫的平常心提供各式各樣的協助,尤期是設計圖和素描方面。卡米羅記憶劇場的平面圖和弗洛德式的地球劇場素描都是她畫的。我們合作重建弗洛德記憶術的劇場,是難忘的愉快經驗。這本書能完成,她的功勞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