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經緯華夏，尋根明志
許宏
一
許倬雲先生在耄耋之年推出新著《經緯華夏》，無論對於學界還是公眾，都是一大幸事。
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中寫出《國史大綱》的錢穆先生，據說曾要求獨立擔綱北大中國通史課的講授，意在一個「通」字，所求者乃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執著與大氣。許倬雲先生這部大作同樣如此，處處都能讓人真切感受到他呈現完整系統的中國史的使命感，這正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中西兼通，窗裏窗外，我者他者——正因如此，先生方能看得更透徹、更明白。
先生在《餘白》中明言，此書本打算作為《萬古江河》的續編，最終卻「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線」，而「如此改變，是順著自己的思考路線發展，順其自然」——愚以為，這個「順其自然」的思考路向，就是導言中所謂「中國文化格局的世界性」。如果說《萬古江河》還「大多是中國文化圈內部的演變」，那麼《經緯華夏》則是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了。
讀此書，感覺最為認同、最惺惺相惜之處，當屬許先生以地理、地緣和人地關係作為基礎，緩緩為我們展開的這幅華夏畫卷。許先生胸懷華夏、放眼東亞，他儼然是位將軍，又像是位寫意書畫家，睥睨天下，揮灑自如。他將中國地理與文化大勢比喻為圍棋裏的一條「大龍」，其所壓之處，處處是活眼，內部彼此影響又互相仰仗，而這條盤踞著華夏棋局的巨龍，最終又在東亞乃至世界棋盤上大放光彩。如此一覽眾山小的豪放之氣，正是「經緯華夏」此一書名的應有之義。
觀史如觀畫，都需要遠近長短的距離感，微觀看細部，宏觀看格局。觀畫的距離感在於空間，觀史的距離感則涵蓋了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全球史的概念及全球通史類作品的出現，至多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此前的任何史著，可以說都是區域視野的區域史。從全球文明史的視角看區域文明，處處有比較文明史理念下的觀照，是這幾十年以來才有的史學新氣象。言之知易，行之何難！在此類書籍之中，許先生的作品無疑是針對當前這個大時代的思考結晶，堪稱典範。
二
許先生在述及這本書與《萬古江河》的不同時，特意強調「因應著考古材料的眾多，有一半以上的論述是有關考古成果的啟示」，這構成了此書的一大特色。前七章的論述，主要建立在對考古材料分析梳理的基礎上。先生大量引用層出不窮的考古材料，涵蓋學界最新的發現與認識，致力於「將似乎有個別特色的許多遺址，組織為古史的代表；從這種序列，也可以看到時間維度上某一個文化系統本身的演變」，進而「將中國歷史歸納為時間之序列、空間之擴散，從而理解人類的移動軌蹟，以及族群之間、國別之間互動的形態。……將大面積、長時段、以其特徵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這些個別的、有特色的群體——放在一區一區，也就等於以大型結構體的組合，敘述歷史上長時段推演的故事」。
囿於專攻學科和自身學力的局限，我對先生的貫通性研究不敢過多置喙，但仍想藉此機會與讀者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與感受。
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認知的最大公約數，是多元一體理論。這一理論框架來源於社會學範疇的多元一體格局，指的是一種橫向的當代民族觀。而考古學上的多元一體理論，指的是華夏族群縱向的演化趨向——從多元化到一體化。所謂「最大公約數」，指的是在這一問題上，認可度最高，爭議最少。書中明確提出的三個「核心區」的概念，就是對上述多元一體理論框架的深入闡發。第一區在黃河流域，從關隴直到渤海，應即黃土高原與黃土平原及左近地區，此區一向被視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原」；第二區是長江流域，從長江上游直至「吳頭楚尾」的長江口和太湖一帶；第三區則是從南嶺、武夷山以南的沿海長帶地區，順著西江延伸到中國西南部雲貴地區。許倬雲先生對第三區予以充分的強調，頗具深意，這是環太平洋文化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此後近古乃至現代中國融入世界的重要窗口。先生進一步指出，「傳統考古學所認定的『中原地區』，從西到東，其實都與草原文化有脫不開的關係」，「中華文明並非由某個單獨的中心形成、進化，然後傳播到其他地區。我所列舉的三個核心區，都有各自發展的條件以及發展的過程；最後，它們在文化上終於構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上述幾個核心區的貢獻，最終都融合在這一整體之內」。
關於中國文化不斷開展的歷程，許先生早先曾借用梁啟超《中國史敘論》所述觀念，將中國文化圈當作不斷擴張的過程，由中原的中國，擴大為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循著眾多前輩的學術志向和探索業績深入探究，就我一個考古人的視角而言，如果仍然借用梁啟超和許倬雲先生的觀念，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國：「中國的中國」應大致相當於玉帛古國的良渚、大汶口—海岱龍山和仰韶—中原龍山等新石器時代文化所處的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前的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限於東亞大陸的鬆散的史前中國互動圈漸趨形成的階段；「歐亞的中國」相當於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中原青銅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被納入歐亞青銅文化的「世界體系」，經秦漢而至隋唐，東亞大陸的國家群與亞歐大陸西部和中部不斷溝通互動的時代，這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時代；「世界的中國」則大致相當於由宋至清的近古帝國時期，逐漸面向海洋，都邑由中原東移，南北變動，步入擁抱世界的新紀元。
因了考古學的興起，我們可以把眼界進一步放開，從而有了更宏闊的視域。《世界體系》一書曾提出「五百年還是五千年？」 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世界體系」最初形成的契機，當然是五千年前席捲整個亞歐大陸、距今三千七百年前後進入東亞並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青銅大潮，而非五百年前的「大航海」貿易。如此而言，先生以考古學為基石的論述，當屬從這一宏觀視野對華夏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史的考察。
關於中國信史時代的展開，許倬雲先生強調自從西周以後，中國內、外之間的區別，乃是一個多重結構的共同體的內和外；不是單純的華夏和夷狄，而是「網內」與「網外」多層次的我者與他者。他指出，「游牧與農耕並存的形態，成為東亞農耕國家與游牧群體之間對立而並存的常態」，而「在世界歷史上，游牧民族征服中原政權或者被中原政權往西邊推，於是東方的變動形成一股壓力往西方傳導，建構了中東和西歐的歷史」。這種高屋建瓴的大氣，為我們勾勒了一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系絡圖」。自然，此間也不乏對古代中國由複雜的文化共同體融合而成的天下格局，以及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分化擾攘態勢的比較分析。至於先生對古代中國文化格局和思想系統的闡述，更是汪洋恣意，金句迭出。凡此種種，讀者自可徜徉其間，盡享思辨之美。
三
就史家而言，先生不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他曾在戰亂時被捲入，深懷流離失所之痛；也曾親身參與社會改革，希冀能對故土更好的發展有所助益。他既是冷峻的觀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熱望的踐行者。他是嚴肅的，又是熱忱的，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質樸自然。他說自己提出的解釋，不見於任何教科書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來的。也正因此，他對自己抗戰時親身經歷的敘述，對知識群體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分析，對湖湘經世集團及其後繼者作用的強調等，都構成該書區別於一般中國通史的鮮明特色和獨到難得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又是一部融學術、思想、家世、情感於一體的史學佳作。
許先生在臺灣大學求學期間，受教於中國第一代「海歸」，如李濟之先生、沈剛伯先生、李宗侗先生及其他文獻史學、考古學界的碩學大儒，這奠定了他扎實的學術基礎。此後先生兼跨中西學術圈，學術取向上致力於打通今古，故對中國大陸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極為重視，與同輩的張忠培教授等相交甚篤，切磋合作，得以遍訪大陸重要遺址和發掘現場、共同組織學術活動。而張忠培先生又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大家蘇秉琦先生的受業弟子。在許先生這部著作的背後，我們可以窺見海峽兩岸數代學人由分到合，共同探求華夏文明起源及其演變過程，殊途而同歸的學史軌蹟。在本書中，許先生的思源感恩之情躍然紙上。雖經百年巨變，但學人尋蹤古代中國歷程的家國情懷與執著追求，仍讓人感懷動心。
先生對包括史前時代在內的中國古代史的悉心梳理勾勒，處處顯現出意在通過對中國初生脈絡和文化緣起的深究，進而發掘其內涵底蘊的拳拳念想：「中國文化是以大宇宙來定義一個人間，再以人間孕育下面各個層次的空間：國、族、親戚、鄉里、朋友。這一級一級由個人而至天下的網絡結構，每一級之間，都是彼此關聯、前後相續的秩序，中間不能切斷，更非對立……既然這一文化圈的特點，是一個大宇宙涵蓋其上，一個全世界承載於下，居於二者之中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這才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命意。」
掩卷之餘，這位世紀老人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每個個人的抱負，應當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後達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這些悲憫的哲思，令人感佩不已。這是一種大徹大悟後的平和與深刻。先生所描繪的華夏文明，不只屬中國，更屬全人類。
許先生在全書的最後，談到對未來中國的希望，先坦言前人在「賽先生」「德先生」和「進化論」等認知上的誤區，又給出了自己的殷殷囑託，希望大同世界的夢想早日在中國落實。我在閱讀《許倬雲說美國》一書時談及：許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從前現代走來，身處現代文明的漩渦，窺見了許多後現代的問題。這位世紀老人的警世恆言，處處散發著思想的輝光和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讀完這本《經緯華夏》，我不得不又一次由衷地感嘆：許倬雲，常讀常新。
2023年2月於京西門頭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