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楊榮文 George Yeo 前新聞及藝術部部長
雖然她今天不在這裡分享她的經歷，但是，她在新加坡獨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卻是舉足輕重的。我所指的這個人就是領導新加坡廣播局多年的黃李淑珍女士。我是在1985年加入新加坡廣播局董事局時認識她的，當時我是新加坡武裝部隊的一名上校；楊邦孝先生是主席，鄭東發先生是副主席。有一天，黃李淑珍女士傳發了一份她親自執筆的演講初稿給我們，那是一份準備給時任總理李光耀先生用的演講稿。李光耀總理已經答應出席新加坡廣播電臺成立五十周年晚宴並致辭。晚宴前，大家都不確定李光耀總理會不會出席，因為他剛出國歸來還患了重感冒。他在最後一刻出席了。我發現李光耀總理的演講，幾乎是一字不漏的，完全跟著黃李淑珍女士所寫的初稿。李光耀先生在演講一開始提到，即使他身體不適，也必須來參加這個盛會，因為他要感謝新加坡廣播電臺的同事們多年來對他的支持。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黃李淑珍女士一直是李光耀先生出國訪問，和國內選區巡訪的隨團電臺導播。據陳慶榮先生的回憶，當時在中央製作組工作的黃李淑珍，她嬌小的身軀吃力地背著沉重的答錄機緊跟在李光耀先生後面的畫面，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新加坡國家廣播事業的歷史和新加坡獨立的歷史息息相關。當年英國的黎德勳爵用三個精簡的詞句概括了英國廣播公司的使命，那就是傳達訊息、推廣教育和提供娛樂，新加坡廣播事業也以此為依據。我在設立新的新聞及藝術部時，也採納了這三點作為這個部門的使命。作為一個新興國家，李光耀先生和第一代領導人認為，廣播在教育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要講好的英語，要有健康的內容，要多用華語，少用方言，小心處理種族和宗教問題，對外交事務的報導必須與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同步，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當時，在廣播和電視行業工作，尤其是負責時事和新聞的同僚們，他們的工作的確一點都不輕鬆。他們經常會接到總理公署發出的指示。即便如此，或因受到政府高層的關注，這批堅韌的傳媒戰士士氣高昂。從上到下，不論男女，全背負著使命感，滿腔熱忱地為國效勞。他們對新加坡的貢獻應該被認可，就像當年被李光耀先生所讚賞一樣。
能夠在1990年11月被吳作棟總理安排掌管當時的新聞及藝術部，我倍感榮幸。那個時候，新加坡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隨著電纜電視以及電視頻道的激增，媒體改革已經開始了。這股改革浪潮延續至今，更是波濤洶湧，威力強大。我們必須讓媒體更加輕鬆有趣，我們一定要先娛樂觀眾，抓住他們的眼球，才能傳達訊息，推廣教育。這意味著，整個廣播行業必須開放。
對於曾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那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歲月，相信許多為這本書供稿的撰稿人，都不會忘記那段充滿甜酸苦辣的時光。1994年，在李金富先生的領導下，新加坡廣播局私營化，改名為新加坡電視機構、新加坡廣播機構和新加坡電視12。那個時候，由於審查制度的放寬，引起了公眾的激烈辯論。我記得當時有一個英語綜藝節目——Ra Ra Show，就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節目。我們從容面對批評，聽取民意並一步步調整，讓媒體繼續開放。我們明智的允許新加坡式英語和方言的使用，若沒有強烈的本地色彩，新加坡人在第五和第八頻道所看到的節目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不一樣，就不會有共鳴。多年之後，梁志強曾經提到，若媒體制度沒有放寬，他的電影事業根本沒辦法起步。
這時，本地華語電視劇在鄭東發先生的帶領下，經已上了軌道。它的成功是新加坡電視史上的一大突破。在這之前，我們必須依賴帶著異國色彩的外國製作。讓我很驚訝的是，我發現新加坡人對本地製作的要求比外國節目來得高。同時， 由於節目是有關本地的社區，是發生在我們的周圍，所以新加坡人對本地製作的節目中涉及性和暴力相關的課題尤其敏感。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對於本地的電影和戲劇製作，新聞及藝術部也同時慢慢的放寬管制。一種專為新加坡觀眾服務的藝術生態和氛圍正逐漸成型，並且茁壯成長，反映出越來越清晰的新加坡人的身份特徵。
在1994年，18歲的美國少年麥克菲跟幾位青少年因為在新加坡破壞公物一起被判鞭刑。其中一名少年是當時新加坡電視機構，第8頻道一位元備受尊敬、來自香港的戲劇監製的孩子。當時的資政李光耀先生知道這件事後，請他到總統府，除了表示同情，也向他解釋當時刑罰必須執行的原因（之後因為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請求，所有被告都獲得減刑）。那位監製雖然非常感激李光耀先生的善意，他後來離開新加坡，那畢竟是一種無法承受的痛。
要在開放自由和維護亞洲人的身份認同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我們面對的挑戰。更多電視頻道的開放，使到每一種官方語言都有自己的頻道。在電臺廣播方面，我們幫助日本人和不講英語的歐洲人在這裡設立電臺。後來，通過經濟發展局的協助，我們展開了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區域廣播中心的工程。在1994年， 本著要把這個計畫推廣到海外，我率領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拜訪了一些當地的媒體巨頭公司。當時，我們把對國內和對國外的廣播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說，對國外廣播幾乎無須通過審查，而對國內廣播則必須遵守本地的審查和管制條例。我曾經告訴 Viacom 傳媒集團（美國視頻及音訊傳播公司）的 Sumner Redstone 先生，音樂電視頻道的“癟四與大頭蛋”（Beavis and Butthead）不適合在新加坡播放。Redstone 先生不但沒有反對，還說這完全不是問題。很快的，音樂頻道、電影頻道、迪士尼頻道、美國的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和其他傳媒公司都紛紛在本地設立分公司。
不出所料，這些媒體公司開始挖走加利谷山的員工。那些離開的員工，在新的公司不但薪酬更高，有些還有了名氣。很快的，我們開始意識到本地電臺和電視臺的員工，不但薪水過低，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我們必須找出相應的對策留住和吸引我們的人才。這不但是個健康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本地媒體行業的發展。更多年輕人才也因為意識到這個行業有更好的展望和前景，而紛紛加入。
漸漸地，我們越來越有信心。有一天，蕭文光先生和雲大篪先生來見我，他們呈交了一個要設立一個英文新聞台的提案。他們很清楚新聞及藝術部的預算有限，他們向我保證絕對不會要求更多的撥款。我告訴他們，我對這個計畫是否會成功感到質疑。但是，為了不打擊他們的熱忱，我讓他們去進行。可是，我必須先通過內閣的批准。內閣的疑慮比我更深，一些部長甚至強烈質疑我們是否有能力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英國廣播公司競爭。在會議上，既沒有鼓勵的話也沒有反對的聲音，其實這就足夠了，新加坡亞洲新聞台就這樣誕生了。我現在很少看電視，但是我每一天都會多次查看亞洲新聞台的應用程式，獲取最新的新聞和資訊。現在，亞洲新聞台是很多健身房、辦公樓大堂和電梯內預置的電視頻道， 它讓我們隨時可以收看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及時新聞和資訊，亞洲新聞台也把新加坡的觀點推廣到整個區域。
多媒體的革命越演越烈，就在我們如火如荼地為整個新加坡鋪設電纜的時候， 互聯網在社交媒體熱爆，這讓新傳媒的頻道更難抓住觀眾的眼球。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急忙制定了一套網路管制的初步框架，即便它很粗略，但這證明我們還是能對廣播（相對於小眾廣播）網站有些制衡。作為傳媒系統的管理原則，我在國會宣佈我們會堅持審查一百個網路平臺。儘管我們當初曾經擔憂過，最終我們使得主要的媒體空間相對的健康怡情。同時，加利谷山上的新傳媒集團穩住了它的傳媒地位。
當我們積極面對新的多媒體帶給我們的挑戰和衝擊時，我們並不知道其他人正密切關注我們的一舉一動。在1996年，一個來自中國的高層代表團，由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率領訪問新加坡。在代表團裡，還有兩、三位部長級的官員。在六天內，他們詳盡考察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廣播和電視，也包括了電影院、書局、出版社、劇院和互聯網條例的每一個細節。他們也拜訪了李光耀先生。他們確信，即便新加坡擁有相對自由的管制條例框架，但是，我們並沒有失去作為亞洲人的身份特徵。令我驚訝的是整個代表團裡，竟然沒有一個人出去購物和參觀景點。幾個月後，中國發表了對互聯網的第一套管理準則。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他們之前到訪的目的，就是要以新加坡的經驗作為參考，制定他們新的互聯網政策。他們研究了新加坡這個小國如何抵禦外來的影響，從中吸取一些他們可以借鑒的經驗。當我再次拜訪中國時，丁關根先生還為了表達謝意邀請我到中南海參加一個私人晚宴。現在中國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要歸功於他們在1996年決定開放媒體的大膽決策。新加坡在這個大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隨著科技一波接一波的迅速發展，新加坡、中國和全世界正經歷著多媒體的迅速蛻變，日新月異。
各個年代的編導、導演、男女演員、新聞主播、新聞編輯、攝像師、錄音師、化妝師、技術人員、電腦程式師和行政人員，歷經艱辛，打造了今天新加坡多媒體行業的絢麗面貌。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一批優秀熱血的人才，他們歷經電視行業的多次更名，從新加坡廣播電視臺，新加坡廣播局，新加坡電視機構�新加坡廣播機構�新加坡電視12，到現在的新傳媒集團，他們堅守在加利谷山上，就像水滸傳裡在梁山泊聚集的各路英雄好漢。我很榮幸能夠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共事和接觸過，同時，我也非常樂意為這一批好漢撰寫這本書的序言。
回憶往事不僅是書寫歷史，也給我們的未來提供借鑒。李光耀先生深懂廣播， 他錄製的一系列電臺廣播——“爭取合併的鬥爭”改寫了新加坡的歷史。他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的協助，並掌握了電視這個新媒體。然而，當社交媒體在跨世紀之際突然變得重要時，他認為那是浪費時間。有一次，他嘗試觀看音樂頻道，他說那讓他頭疼難受。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挑戰肯定會越來越嚴峻，隨著大資料分析、人工智慧的應用，以及對影像和聲音的操控，社會根基正受到巨大的衝擊。在新的世界裡，到底什麼是真相，什麼又是後真相？我們能相信什麼？我們需要精通新媒體的年輕新加坡人趕緊站出來，來到前線，就像當年那些在傳媒前線努力耕耘，今天為這本書撰寫回憶錄的前輩一樣，接棒衝刺，傳承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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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