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摘錄)
《都柏林人》：一個城市的畫像
一九○四年，當躊躇滿志的青年藝術家詹姆斯·喬伊斯以「斯蒂芬·代達勒斯」的筆名寫下〈姊妹倆〉時，他一定不會想到，這篇文字連同之後創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說會被二十多家出版商退稿，千迴百折，直到一九一四年才得以出版。這十五個故事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短篇小說的彙編，而是為了一個明確的寫作目的，由一個個互相關聯的短篇構成的頗富匠心的有機系統，喬伊斯將其命名為《都柏林人》。而如此命名的原因，喬伊斯曾數次強調，是因為「都柏林作為首府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也是大英帝國第二大城市，差不多有三個威尼斯大，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藝術家把它展現給世界」。（註：James Joyc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ed. Richard Ellman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78. 以下出自該書的引文以SL 加頁碼形式標注。）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眼中，都柏林是愛爾蘭最具代表性的縮影：「我的初衷，就是要書寫我的祖國精神史上的一章，我選擇都柏林作為背景，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座城市正是癱瘓的中心。」（SL83）。可以說，《都柏林人》是喬伊斯以十年之力為他的城市和他的民族創作的一幅生動的畫像。
十年坎坷
一九○四年七月，生活困頓的喬伊斯應喬治·拉塞爾（George?Russell）之邀，為其主編的《愛爾蘭家園報》撰寫短篇小說，稿酬一英鎊。拉塞爾的約稿成了《都柏林人》的開端。喬伊斯馬上開始動手寫他的第一篇小說〈姊妹倆〉，講的是一個癱瘓的老牧師之死。該文於八月十三日在《愛爾蘭家園報》刊出。此後的兩年間，他又先後創作了十三個短篇，一九○七年完成了最後一篇〈死者〉，《都柏林人》就此結集成冊。
雖然拉塞爾約稿的要求並不高，只需「一般人看懂、喜歡」即可（註：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9. 以下出自該書的引文以JJ 加頁碼形式標注。），但喬伊斯卻不是樂於討好人的性格。他坦承「不得罪人，我就無法寫作」（JJ218），因此對於自己的作品能否找到出版商，他始終心存憂慮。一九○五年十二月三日，喬伊斯把書稿寄給了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茲（Grant?Richards），雙方於次年三月簽訂出版合約。在理查茲的要求下，書稿幾經刪改，但最終還是被退了回來。在隨後的幾年裡，也沒有出版商願意接手。
一九○九年七月至九月間，喬伊斯藉回都柏林籌辦電影院的機會，與喬治·羅伯茨（George?Roberts）洽談《都柏林人》出版事宜。對方同意出版此書，但強烈要求喬伊斯刪除〈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一段有關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私生活的言辭激烈的文字。另外，因為小說中很多人名、商店名、酒館名皆與現實情境雷同，羅伯茨還擔心引起爭議，惹來官司纏身。出版計畫一拖再拖。
一九一二年夏天，喬伊斯從的里亞斯特返回都柏林親自處理出版糾紛，卻接到了要他大幅修改書稿的要求。喬伊斯堅持己見，不願妥協，談判最終破裂。他打算把書拿到倫敦裝訂出版，所以想設法從羅伯茨那裡弄到一套完整的校樣，但未能如願。一個叫伏爾考納的印刷商給了他一本樣書，卻無論如何也不肯交出印張。
喬伊斯離開後，伏爾考納用切紙機銷毀了所有印刷好的《都柏林人》的書頁。這是喬伊斯最後一次踏上故國的土地，他滿懷憤慨，當夜就離開了都柏林，在開往慕尼黑的火車上寫下了〈火爐冒煤氣〉（“Gas?from a?Burner”）這首詩，諷刺以羅伯茨為代表的愛爾蘭出版界虛偽懦弱，毫無識人之明。
兩年後，事情峰迴路轉。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理查茲再次同意出版《都柏林人》。雖然條件苛刻，但喬伊斯並未對此糾纏。六月十五日，《都柏林人》正式問世，印數為一二五○冊。銷售情形並不理想，至次年五月一日，僅售出三七九冊，其中還包括喬伊斯按照合約要求自購的一二○冊。不過，雖然《都柏林人》命途坎坷，難覓知音，但時間早已證明，喬伊斯已經以藝術家獨有的方式——以其才華、良知和純粹——征服了愛爾蘭，征服了世界。
「精神史上的一章」
喬伊斯一八八二年出生於都柏林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中產階級家庭，幼時家道中落，屢次搬遷。顛沛流離的生活使他對都柏林的大街小巷、風土人情有了廣泛瞭解和深入體驗。後來雖然旅居歐洲大陸多年，但他的筆觸從未離開過愛爾蘭（尤其是都柏林）。他孜孜不倦地描繪著那裡熙熙攘攘的街道、人聲鼎沸的酒吧、沉悶破舊的房屋，描繪著都柏林人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天主教教條、狹隘民族主義困囿下的苦悶、空虛、迷惘和癱瘓。
《都柏林人》是青年喬伊斯為他的祖國寫下的「精神史上的一章」，他把城市擬人化，按照「童年、少年、成年，及社會生活」（SL83）這樣的順序來全方位展現愛爾蘭的精神癱瘓。在第一個故事〈姊妹倆〉的開篇，喬伊斯就開宗明義，藉小男孩之口點出了《都柏林人》的主題：「每天晚上，我凝視著那扇窗，總會輕聲念叨一個詞——癱瘓。」（註：James Joyce, Dubliner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 1993, p.1. 以下出自該書的引文以D 加頁碼形式標注。）小說圍繞著老神父生前死後的情形展開，講述了老神父因失手打碎聖餐杯而逐漸精神失常，最後癱瘓至死的故事。老神父身體的癱瘓是其精神癱瘓的外化，他是一個索引，指向了當時愛爾蘭語境下崇高精神追求必然失敗的結局。他也是《都柏林人》中神父系列的原型代表，這些神父無一不從聖壇上墮落：〈阿拉比〉中的神父「死在房子的後客廳裡」，生前最愛看的不是宗教書籍，而是情節驚險離奇的偵探作品《維道克回憶錄》，以致書頁都泛黃了（D17）；〈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的科恩神父是個「愛喝黑啤酒的酒鬼」，不屬於任何教堂或教會機構，「自己單打獨鬥」（D91）；〈聖恩〉裡的珀頓神父有意把《聖經》中的話掐頭去尾來論證貪婪的合理性，以宗教的名義為商人的唯利是圖辯解……這些神父不僅失職，而且本身就犯有瀆神的罪過，早已無法在精神生活上給人以庇護和指引，宗教的精神實質也隨之蕩然無存。
〈姊妹倆〉中還出現了另一個貫穿全書的關鍵字：「買賣聖職」（simony，D1）。買賣聖職原指蓄意用聖物、赦免、贖金為籌碼來進行交易的罪惡行徑，廣義上則指以精神價值來換取物質利益的背叛行為。
在喬伊斯看來，愛爾蘭不管是宗教領域還是世俗領域都不乏「買賣聖職」的罪行。例如，〈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眾人議論科恩神父「自己單打獨鬥」，就是暗指他私下買賣聖職的勾當；〈公寓〉中的穆尼太太以經濟利益為目標來安排自己女兒的婚姻，而天主教道德體系正是她勝券在握的殺手?。
政治行為同樣為利益關係所束縛。〈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春藤日〉中那陰暗破舊的辦公室、奄奄一息的爐火、廢話連篇的政治討論無一不是愛爾蘭政治生態的隱喻，象徵著後帕內爾時代民族主義政治的衰落和式微、民族精神的墮落和消沉。委員會辦公室是指愛爾蘭土地同盟委員會辦公室，帕內爾曾任該機構的主席，時過境遷，這位愛爾蘭的無冕之王最終成為左中右派人人可置喙的中性符號，一個可供消費的政治商品。
〈母親〉中的那位母親因為對金錢的迷戀親手摧毀了女兒的藝術生涯，她倚仗自己女兒的名字「凱薩琳」與愛爾蘭女英雄同名而企圖大發民族復興主義之財。所以，喬伊斯說愛爾蘭人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財神。（註：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eds. Ellsworth Mason & Richard Ellman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9, p.190.）不論是萎靡的政治、墮落的宗教還是狹隘的文化生活，都成了意義的荒漠，個體的自由和人性盡失，這正是都柏林人精神癱瘓的症候所在。
《都柏林人》以〈死者〉作為高潮和總結，可謂意味深長。正如「死者」這個題目所暗示的那樣，占據小說敘事中心的是死者的幽靈，是生者對於過去的回憶，死亡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整個故事的基調是輓歌式的，對於壓抑的政治環境和個人生活，故事的結尾並未提供可行的出路。結尾的空間描寫為整部小說奠定了死亡的基調，整座城市都處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與開篇〈姊妹倆〉中的神父之死遙相呼應，營造了一個封閉的死亡空間，保持了文本主題的統一性。在這樣的壓抑空間中，命運的把控已是一種結構性，在場所有人——不論長幼、性別、職業——都無法逃脫癱瘓甚至死亡的命運。這一切與愛爾蘭的殖民歷史和社會文化現狀有著密切關係，正是因為英國殖民統治、天主教道德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掣肘，愛爾蘭人才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遭遇重重挫敗。
喬伊斯帶領我們走進都柏林陰暗的邊緣角落，走進中下層市民隱祕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打破了那些浮於生活表層的浪漫化的政治幻象和文化泡沫，直面愛爾蘭萎靡不振、舉步維艱的民族困境。
一九○六年六月，在給理查茲的信中，喬伊斯寫道：「我的小說彌漫著灰坑、枯草和腐肉的氣味，那並不是我的錯。我真心實意地相信：如果您不讓愛爾蘭人透過我那磨光的透鏡好好看看自己的真容，您就會推遲愛爾蘭文明的進程。」（SL89—90）所以，喬伊斯將都柏林介紹給世界的方式不是美化，也不是複製殖民者和民族主義者所塑造的愛爾蘭的刻板形象，而是透過「磨光的透鏡」來觀察民族肌理、診視民族痼疾，以期開啟民智，鍛造民族道德良知，培養一種《英雄斯蒂芬》中所提倡的「嶄新的、積極的、毫無恐懼並且問心無愧的人性」。（註：James Joyce, Stephen Hero. London: Granada, 1981, p.174. 以下出自該書的引文以SH 加頁碼形式標注。）(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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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彩娜
二○一九年八月於青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