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
李奭學（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西元1687年，自稱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應中國康熙大帝之請，派遣了一批傳教士到中國去。康熙請人的目的在多識西學，而路易十四則在他有意接近中國。所遣這批約莫五人的傳教士，都是法國耶穌會中的高人。他們精通曆算，史上多稱之為「國王的數學家」（les mathematiciens du Roy）。他們在研究中文，細讀中國經典後，每每也喜歡從天主教的角度解釋，尤其《詩經》、《書經》與《易經》的中國典籍。所用詮釋手法，史上多稱之為「象徵論」或「索隱學」（figurism）。這批耶穌會士的領導者，便是本書的主角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而他的要藉〈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等，也是本書詮釋的對象。
黎子鵬教授專擅基督教的小說，相關著作，早已可用「等身」一詞形容。幾年前，我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的一場國際會議裡，聽到子鵬宣讀了一篇有關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譯的《西遊記》的研究，隱隱約約感覺子鵬遲早或會走進耶穌會索隱派（figurist）的世界，加以我在主持「國際比較文學」的一個專輯時，子鵬也貢獻了一篇廿世紀初中國天主教戲劇的研究，而且寫來頗為仔細，益發讓我覺得他來日會進入此一特殊的中國經解的研究，對學界有所貢獻。我稍為不查的是，我自己猶在迷霧中匍伏前行之際，竟不知子鵬早已登堂入室，走進明清間天主教的文本之中。他不但在《宗教》（The Religions）上刊出有關天主教與《易經》研究關係的大作，早也已祭出本書，在索隱派的研究上再下一城，而且箋注詳盡，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廿一世紀才不過是第二個十年，白晉這位「易經主義者」（Kingist）又得一知音。
過去的一年裡，易經主義者或中國經籍索隱派的研究似乎已成潮流，孟德衛（D. E. Mungello）年中才推出《沉默的索隱派：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馬若瑟研究》（The Silencing of Jesuit Figurist Joseph de Prema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肖清和幾乎同時也調和中西，推出了《天儒同異：清初儒家基督徒研究》一書，把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的索隱學盡情表出。而緊緊「跟上」的是魏伶珈所著的《中國神學與翻譯：耶穌會索引派的基督信仰及其天主教化的〈易經〉》（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老話一句，廿一世紀才迎來第二個十年，子鵬推出了本書，出人意表，但也為索隱派加磚添瓦。比起其他《易》學之作，子鵬所著雖係「箋注」，但他覆案之以極高的原創性，又釐清了不少尤屬《易經》的索隱派之見，讀來尤見高明，令人好生佩服。
白晉約莫在1711年開始研究《易經》，但整個十八世紀，耶穌會的索隱派並非突然竄出。1595年左右，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早就把《中庸》引孔子稱「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句中的「上帝」，解為「吾國天主」。《詩經》與《書經》裡的同一天神，利氏也持同樣之見。利瑪竇的索隱乃建立在自然或上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之上，而白晉奉康熙之命窮究《易經》，其手法除利瑪竇所使用的詮釋之學之外，也不乏見俄利根（Origenes Adamantius, 185-254）以降的《聖經》預表論（typological exegesis）和猶太天主教傳統中的卡巴拉思想（Judeo-Christian cabala）。《易經》固然有文字，更多的「文本」是「符象」。法國耶穌會於當時或之後，這一套中國經解之學，不但未得梵蒂岡支持，甚且大受貶抑，斥為荒謬。白晉及其門弟的相關論述除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所著外，不論用中文或用西方文字，多數都難以刊刻或出版，說來可惜。倘不論是非，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法國耶穌會的中國經解其實充滿活力，想像迸發，此前中國傳統幾乎未曾之見。
白晉的《古今敬天鑑》的抄本，幾年前業經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人影印出版，收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26冊。但梵蒂岡宗座圖書館庋藏了大量白晉研究《易經》的成果，始終卻「未見天日」。如今子鵬精挑細選，將白晉的〈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等書付諸剞劂，重排梓行，白晉研究《易經》的心血，相信此後會逐步為世人所知，所重。子鵬不類鐘鳴旦諸氏的是，他並不滿足於重刊便罷：他還將選稿逐字細品，窮其可考的中國典籍，細注之，也以其傑出的天主教神學認識與《聖經》知識為白晉箋之，讓這些《易》傳得以再傳，以新的面貌傳行天下。使白晉起於地下，起於廿一世紀，他必定欣然回眸一笑，感謝太陽王路易十四與康熙大帝聯手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易經》帝國。他必然也會向前看，樂於一睹子鵬為他這些《易經》詮釋再行詮釋所積下的果實。「碩果累累」，白晉當然得如是為子鵬讚一詞。
序二?? ?
鄭吉雄（香港教育大學文化歷史講座教授）
交流與分享促成了人類文明演進，就像大氣流動促成了地球生命欣欣向榮。在人類精神傳統的發展歷程中，人的流動和書的流通，創造了一切可能。中國精神傳統的核心經典《易經》獲得十七世紀以降歐洲傳教士的青睞，東方變動的哲學因得與歐洲天主教義產生融通，實是人類文化史的一大事因緣。由此觀之，法國耶穌會神父白晉闡釋《易經》的著作，和本書作者黎子鵬博士所做的選注，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都是不可磨滅的。
宗教經典的疏解和思想的交流，既要突破語言障礙，也要克服義理隔閡。此二者常相糾纏。如鳩摩羅什（Kum.raj.va, 344-413）迻譯《大智度論》，闡釋「法相」觀念，謂「一切法中各各有總相別相。如馬是總相，白是別相」（卷三十一），即援引《公孫龍子•白馬》所謂「馬者命形，白者命色」之論以為說，以闡明梵典對物種的認知，符合《高僧傳》肆〈竺法雅傳〉「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的「格義」定義。今白晉研究《易經》，廣泛援引《聖經》以為說，又常援引《易經》以外的古經典如《詩經》，以闡釋《聖經》中「天」、「帝」意志的舒張，顯而易見，並非簡單的中西語詞書面意義的比附，而是深層義理的融通。雖未必百分之百如白晉所說「中國古代的學說和基督教的教義是完全相同」，但如子鵬博士指出，「在白晉的《易》稿中，《易經》與《聖經》已變得水乳交融，兩部經典並行不悖」則肯定是事實。由此可見，白晉奠基於天主教信仰的《易 經》解釋，經由子鵬博士的疏解，義理益形顯豁，讓白晉《易稿》可行可久，?深致遠，是毫無疑問的。
筆者於數年前偶識陳欣雨博士，知其用力於白晉《易》學，欣喜不已。今獲奉讀子鵬博士疏解白晉論《易》的偉論，並獲邀為本書撰〈序〉，因得以先睹白晉《易》學探賾索隱，賞歎其精思博識，幸何如之！昔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因劉孝標作《注》而得以熠耀千古。白晉於九原之下，知此書之刊布，可無憾矣。
序三?? ?
韓子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眾所周知，《易經》是以「廣」和「備」馳名。原因就是，《易經》是一本書之中包含了三個文本：圖象易（八卦、六十四卦）、卜筮易（卦辭、爻辭）、和哲理易（十翼）。在三個文本交叉作用下，《易經》產生無窮的生命力，在不同時代散發出不同的光彩。從明代歐洲傳教士來華之後，《易經》慢慢從中國經典演變為世界經典。其中的過程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易經》通過翻譯輸出國外，在外國流通；二是《易經》成為文化橋梁，輸入外國思想，擴.國人視野。從晚清到今天，《易經》的外流和《易經》的輸入外國思想，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黎子鵬博士編注的《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是蒐集了清初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的易注手稿。多年來這些手稿埋沒於羅馬教廷的圖書館，現在經黎博士的整理編注，終於把三百年前白晉的讀易心得流傳於世。從今天《易經》全球化的角度來看，白晉的易學充分顯現了《易經》既可以外傳也可以引進外國思想的雙重功能。一方面，白晉把六十四卦卦圖介紹給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促進了數學二進法的發展。另一方面，白晉利用基督教索隱派的注經方法，進行《易經》和《聖經》的對話。本「殘稿選注」就是記錄了後者—《易經》和《聖經》的對談—的珍貴資料。通過黎教授的注解，讀者清楚看見《易經》的確是「廣」和「備」，既可提供與《聖經》對話的空間，也可保存「生生之謂易」的中國 思想。同時，三百年前白晉求同存異的虛心求教精神，恰恰是我們當今全球文化交流的好榜樣。
編者序?? ?
黎子鵬（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文學院副院長）
明末清初，西學東漸，歐洲耶穌會士來華，致力傳播基督信仰之餘，亦潛心研讀中國經籍，試圖會通中西宗教文化體系。白晉乃清初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經籍愛不釋手，且對《易經》情有獨鍾，認為其中隱藏基督宗教的要義，並宣稱中國古代聖賢早獲上帝之啟示，故被同儕冠以「索隱派」（Figurist）的稱號。白晉受康熙皇帝禮遇，獲邀居於北京紫禁城，多年來展開了《易經》的研究，積極從《易經》中尋索耶穌基督的奧義，最後完成十多篇以漢語寫成的《易經》注疏，包括〈大易原義內篇〉、〈易稿〉、〈易引原稿〉、〈易學外篇〉、〈易考〉及〈易經總說〉等。其中〈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從基督宗教角度，對「乾卦」至「否卦」共十二個卦作了頗詳細的注釋，給《易經》賦予全新的意義，藉《聖經》的神學思想詮釋《易經》，使兩套價值體系交相激盪，促成《易經》與《聖經》首次較深入的對話。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對白晉易學研究興趣日濃，成果漸豐，最新的專著為陳欣雨的《白晉易學思想研究 —以梵蒂岡圖書館見存中文易學資料為基礎》（2017），以及魏伶珈的Chinese The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 (2020)。筆者亦正研究藏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 The Vatican Library）之內白晉的易學手稿，現把其〈大易原義內篇〉及〈易稿〉的獨特注釋重新點校出版，配以嚴謹而詳盡的腳注。在編寫注釋方面，除了為個別字詞釋義及標示出處外，筆者特別關注白晉文稿與中國傳統經籍和天主教神學著作的互文關係，以爬梳白晉易學及神學思想的源流。相關《聖經》的引文，筆者於注釋中分別標示天主教思高本《聖經》及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古新聖經》的譯法〔按：筆者所採版本為賀清泰譯注，李奭學、鄭海娟主編之《古新聖經殘稿》〕，以供讀者參考對照。至於各原抄本所使用的異體字，皆予以保留，非常見字則標注正體字，並臚列於附錄中的「正異體字對照表」。此外，亦收入白晉闡釋易卦象數及義理的兩篇重要文章〈易引原稿〉及〈易學外篇〉。這批彌足珍貴文獻的新點校出版，不僅能讓學界進一步發掘其重要的史料價值，更能推進傳教士易學、早期歐洲漢學，以及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這批手稿庋藏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在此謹向該圖書館的負責人深表謝忱，尤其是Antonio Pagano協助複製館藏的白晉原稿，並允准出版部分精選的圖像。本書得以出版，實在有賴眾多友人的鼎力相助。首先，我衷心感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基督宗教與東亞研究叢書」主編查時傑教授、編輯戴妙如女士，他們在出版計劃、排版及校對方面提供了專業的意見。另外，承蒙李奭學教授、鄭吉雄教授，以及韓子奇教授撥冗惠賜推薦序文，與有榮焉。至於文獻的整理、校對以及部分注釋的編寫，有賴多位研究助理的慷慨相助，分別有胡獻皿、鄭嘉慧、趙卓凡、羅皓曦、李潔婷，他們的辛勞令我銘感於心。本研究及文獻的蒐集，承蒙香港中文大學「直接撥款研究基金」（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清初耶穌會士對《易經》的詮釋策略」以及「清末基督新教傳教士對《易經》的詮釋」項目的資助，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