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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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掩飾．揭露──東�西二元對立及其不滿

單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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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所謂的「伊斯蘭教」一詞雖然看似一件單純事物，其實卻是虛構加上意識形態標籤，再加上一絲半縷對一個名為伊斯蘭的宗教的指涉。──薩依德，《採訪伊斯蘭》（Covering Islam, 1981,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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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必須把自身設想成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就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薩依德，《世界．文本．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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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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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邊有兩本平裝的《採訪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世界其他地方》（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編按：本書以「遮蔽的伊斯蘭」名之，理由請見本書摺口說明），一本是一九八一年版，設計得十分素雅，白色封面上是一長縱條有如撕下來的淡灰色告示，告示上有書名和作者姓名，書名的正、副標題之間夾著一張小照片，照片上左方是兩位身穿軍服的中東人，面帶微笑，其中一人還炫耀似地雙手抱持衝鋒槍，右方背對鏡頭的顯然是一位白人男記者，大鬍子的他揹著相機袋，手持相機「瞄準」（aim at）戰士，正要「拍攝�射擊」（shoot）。另一本則是一九九七年的增訂本，封面更為多采多姿，除了作者和書名之外，也標示了本版經作者增補並撰寫新序，上下方分別以黑、紅為底色，特別醒目的是中間幾乎佔了一半封面的彩色照片，照片中間是一堵水泥矮牆和鐵柵欄，之後似乎是一座公園，有草地、大樹、步道、遠山，一片自然、靜謐、祥和的景象，左方蹲跪在水泥牆和鐵柵欄之前的卻是一位戴著頭巾、穿著白色中東服飾、雙手持衝鋒槍的男子，正全神注視著青蔥的公園內，右方側對鏡頭的則是一位穿著白襯衫黑西褲的白人男子，同樣蹲著，相機袋置於身旁地上，手持著高性能相機，正聚精會神地對準持槍者，同樣是在「瞄準」，準備「拍攝�射擊」。相隔十六年的兩個版本選擇了類似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呈現方式，這絕非偶然，而是隱喻了薩依德這本書後設批判的（metacritical）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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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依德為當今舉世聞名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也是公認的後殖民論述的奠基者之一。他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在耶路撒冷，是家中的長子（也是獨子），父親是當時中東首屈一指的文具商，具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個性強悍，教子甚為嚴苛，母親則深愛文學、音樂、戲劇，對於獨子寵愛與疏離兼而有之。薩依德便是在父母親的嚴格要求與悉心調教下成長，在英國殖民統治及美國勢力擴張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英國學校和美國學校，因此對於身為殖民地的子民有著切膚之痛的感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並非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幾乎不堪忍受的具體感」（"Interview with Diacritics" 36）。他於一九五一年赴美就讀一流中學，先後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學士（一九五七年），哈佛大學碩士（一九六○年）、博士（一九六四年），博士論文探討的對象就是同為流亡者（exile）的波蘭裔英國小說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薩依德自一九六三年起任教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迄今，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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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依德多次說過，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之前，學術與政治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他則是專注於研究與教學的學院人士；之後，他開始關注學術與政治的相關性，並接連寫出所謂的中東研究三部曲──《東方主義：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1978）、《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和《採訪伊斯蘭》（1981）。他在後者的〈緒論〉中開宗明義指出：「這本書是我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我試圖處理兩個陣營在現代的關係，一邊是伊斯蘭教、阿拉伯人與東方的世界，另一邊則是西方世界：法國、英國，以及最重要的美國」（p. 99）。他接著針對三本書的性質做了如下的描述：《東方主義》「最全面性」，探討從一七九八年拿破崙率軍入侵埃及，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強權興起，其間「各個階段」的東、西方世界之間的關係，其「背後的主題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p. 99）；《巴勒斯坦問題》採取個案研究的手法，將巴勒斯坦人爭取民族自決的訴求及行動與猶太復國主義及以色列之間的長期抗爭，視為東、西方世界關係的具體呈現，「試圖更明晰地描述潛藏於西方人看待東方觀點之下的事物」（p. 99）；至於《採訪伊斯蘭》的主題則「切合當前時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反應」（p. 100），著重西方媒體對於特定事件（如石油危機、伊朗革命、人質危機）的報導，並指出官（國家政策）─產（媒體報導）─學（專家意見）三者之間的共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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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出版十六年後，一九九七年薩依德在初次接受筆者訪問時，不但說明這三本書的意義與關聯性，更把它們連接上他一貫重視的再現（representation）、東西對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以及解放（liberation）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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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三本書中，我集中於再現的問題，以及再現作為研究的對象與政治、經濟機構的研究之間維持著多少自主──而不是完全獨立、不相往來──的關係。對我來說，再現的研究是重大的文化議題，而我在那三本書中所處理的就是再現的力量──以強制和知識力量的方式，決定所謂非歐洲人的命運，因此西方描繪伊斯蘭世界的方式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把巴勒斯坦描繪、再現成空白之地的方式有關，根本不把土著放在眼裡。這也和媒體的方式有關，而這是《採訪伊斯蘭》的主題：當代媒體把伊斯蘭世界再現成恐怖、非理性的世界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三本書的作用在於它們能延伸到其他文化脈絡中的再現，以及再現的意義和形塑等問題，也能與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當前這個議題相關。我認為那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因此，我試著做的便是談論這些作品所具有的解放效應，也主張更仔細的分析文化可以使我們超越「我們」對抗「他們」這種思考模式。（《知》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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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般讀者而言，《採訪伊斯蘭》這本書既不像薩依德其他學術著作，如《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那般淵博與艱深，也不像《巴勒斯坦問題》、《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眾生相》（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 1986）、《流離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鬥，一九六九∼一九九四》（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1994）或《和平及其不滿：中東和平過程中的巴勒斯坦》（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1995）那樣集中於巴勒斯坦的議題。相反地，本書是薩依德所有作品中比較平易近人的一部，探討的是閱聽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於平面與立體媒體上所接觸到的訊息，以及背後的生產者與傳播者。世人長期暴露於這種環境下，對於相關的資訊與知識習而不察，視為當然，而不曾針對這類資訊傳播與知識生產的動機、過程、效應予以應有的反思與批判。反諷的是，西方對於伊斯蘭教的形象以及運用這種形象的方式，「這兩項因素之間的關聯性，最終會使得它們揭露西方與美國與揭露伊斯蘭教的程度不相上下，後者的具體性與趣味還略遜前者一籌」（p. 4）。換言之，在「明眼人」眼裡，雖然再現者（the representer）再現了被再現者（the represented），但再現的內容與方式卻揭露、再現了再現者。雖然薩依德批判的對象是美國主流媒體，但對於倚賴美國資訊來源甚深的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台灣）的媒體和學術界，此書的見解也發人深省。因此，這本書所提供的不只是對探討案例的剖析與批評，更示範了我們在生活中面對資訊、知識、媒體、政府、學界──時應有的警醒惕厲（vigilance）、獨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批判立場（critical stance）與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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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主標題"Covering Islam"明顯地玩了一個文字遊戲，因為"covering"一語雙關，有「〔正在〕採訪、掩飾」之意，而中文的「『採』『訪』」一詞也暗示了具有選擇性，而非全盤實錄──畢竟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任何相關的論述不論宣稱是如何的中立、客觀、超然，都必然是部分的�偏頗的（partial）。因此，「採訪」勢必有所遺漏、排除與「掩飾」，重點在於：「如何」（how）與「為何」（why）遺漏、排除與掩飾了「什麼」（what）？此書的副標題更明確指出了探討的是「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世界其他地方」，表示其研究對象是西方與其他地方的對立（the West/the rest）這種心態與立場以及所產生的後果。因此，全書是以後設批評的立場，探究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有關伊斯蘭的相關報導與評論：誰在報導？報導的內容為何？報導的方式如何？為何有此報導？為誰報導？其意圖何在？效應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簡言之，本書旨在以另類的觀點，「發現」（discover）並「揭露」（uncover）西方主流媒體所「採訪�報導�掩飾」的伊斯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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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薩依德的討論主要涉及下列議題：東�西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的見解及其缺憾；知識、權力與再現的關係；媒體的角色；官、產、學三者之間的共生共謀；媒體於再現時如何將原本多元、異質、繁複的伊斯蘭──即使伊朗在革命時期也充滿了異質性──加以扁平化（flatten）、同質化（homogenize）；詮釋、知識與建構（construct）。全書的章節安排也顯示了作者有意由具體的個案出發（如西方主流媒體所呈現的伊朗革命和人質危機），逐漸走向抽象的層次（知識、再現、詮釋、異文化之間對話與了解的可能性──）。下文略加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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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根深柢固的東�西二元對立的看法。其實，薩依德的名作《東方主義》便是這方面開疆闢土的經典，造成了學術界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成為後殖民論述重要的奠基之作。該書最後一章〔〈當代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Now）〕最後一節〔〈晚近發展面面觀〉（The Latest Phase）〕，討論的就是美國這個新興勢力及其所表現出的東方主義，相較於其他各章節，是最貼近讀者生活經驗的。《採訪伊斯蘭》在理念上承襲前書，探討的對象是日常生活中的平面與立體媒體，採取的策略是具體與抽象、實務與理論兼備，特別是把美國主流媒體透過強有力的網絡所傳送的伊斯蘭形象當成東方主義心態（Orientalist mentality）的具體呈現。這種心態表現在學術上就是像路易士（Bernard Lewis）者流那種「我們�他們」對立的論調：「『他們』注定要陷入激憤與非理性，而『我們』則享受自家的理性與文化優越感；『我們』代表一個真實的同時也是世俗化的世界，『他們』則在一個幼稚狂想的世界中謾罵吶喊、高談闊論──『我們的』世界是以色列與西方的世界，『他們的』是伊斯蘭與其他地域。『我們』必須抵擋『他們』，靠的不是政策或議題辯論，而是絕對的敵意」（p. 31）。路易士更拈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詞來描述這種現象。杭亭頓承襲這個觀念，並加以發揮，以「文明的衝突」來「三分天下」：將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化約為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及儒家�儒教文明──其實，基本上是西方�非西方的二分法──彼此間存在著對立、競爭、衝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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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聞記者在這種二分法的心態作用下，「局限並化約」了自己的思考（p. 148），再加上語言能力的不足（絕大多數記者不通曉中東語文），背景知識的欠缺，經常的輪調，使得他們與長駐中東的英、法資深記者相形見絀，無法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現象的錯綜複雜。訓練的不足、制度的缺失加上預設的心態，使得美國記者只能複製既有的成見。當他們「將這種〔二分法的〕群體感受轉化為文字」時，自然顯得膚淺、偏頗，欠缺歷史的縱深和多元的觀照，「只會更加彰顯記者的無能與含糊」（p. 148）。不幸的是，一般閱聽大眾的主要新聞來源正是這些美國的平面與立體媒體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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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所及，美國學術和媒體所呈現的伊斯蘭現象，一言以蔽之，便是淺薄化、單一化、標籤化、污名化、妖魔化。在他們的筆下和口中所呈現的伊斯蘭世界，不是上下十數世紀、縱橫數十國家地區、十億左右人口、涵蓋多種社會、語言、傳統的複雜存在，而被視為同質化的集體。薩依德曾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訪談中指出：「我主張沒有純粹而簡單的伊斯蘭這回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Islam, pure and simple）；有許多的穆斯林和不同種類的對於伊斯蘭的詮釋──這是我的另一本書《採訪伊斯蘭》的主題。總是有一種傾向要把他者加以同質化，轉化為單一的事物（something monolithic），部分是出於無知，而且是出於恐懼，因為阿拉伯軍隊曾於十四、十五世紀來到歐洲」（"Edward" 238）。這種明顯的過分簡化、自以為是，其特色除了強烈的二分之外，還漠視了報導的對象，表現出「種族優越感或冷漠不關心或兩者兼具的模式與價值」、「全然錯誤的訊息、重複、迴避細節」、「缺乏真誠獨到的見解」（p. 54）。這種現象非但不利於對他 者的認知，反而強化了彼此之間已經存在的藩籬，產生「一連串相當重要的後續效應」。薩依德明確地指出了五種效應：「首先是提供了伊斯蘭教的明確形象。其次，伊斯蘭教的意義與訊息被限定與刻板化。第三，創造出一種衝突的政治情勢，讓『我們』〔美國�西方〕與『伊斯蘭教』勢不兩立。第四，這種簡化的伊斯蘭教形象對於伊斯蘭世界也有明確的影響。第五，媒體呈現的伊斯蘭教與文化界對伊斯蘭教的態度，彰顯的不僅是『伊斯蘭教』，還有文化中的機制，以及資訊、知識與國家政策的政治運作」（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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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刻板化、概括化的方式來看待他者（如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穆斯林＝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威脅＝暴力）、以對立的心態來看待異己甚且採取行動〔「口誅筆伐、恐嚇威脅、制裁抵制、孤立隔離，甚至還要施以空襲轟炸」（p. 6）〕，要對方百依百順、任己予取予求，根本是緣木求魚。「只要一點點同理心」，就可以體會「穆斯林的焦慮不安」（p. 15）。在惶惑驚懼的情況下，身為異己的對方或出於自保，或出於對抗，都必然採取相應的措施。如此一來，雙方的歧見加深，對立加大，更坐實了原先的衝突觀，而和平也就更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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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便是學術、媒體與政治，而其中也涉及相當程度的學術與媒體的政治（politics of scholarship and media）。以往學術所標榜的客觀、中立、超然，在後現代的思維中已遭到質疑，而在與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中東研究上，所牽扯到的利害關係更是複雜多樣。過往的東方研究或「東方學」（這是大陸譯者王宇根對Orientalism書名的中譯），隱藏了其中涉及的各式各樣利益因素，甚至淪為「侵略性研究」而不自知。事實上，這也是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除了揭露由來已久的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個重點：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由這一點可以明顯看出薩依德受益於傅柯（Michel Foucault）之處。如果說《東方主義》一書討論西方歷史上有關東方研究的不同類別的文本（如文學、歷史、人類學──）中所顯示的二元對立和其中涉及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那麼《採訪伊斯蘭》一書的重點可說置於學術、媒體、官方三者之間的共謀關係，其中的重點之一就是詮釋、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最後一章（第三章）直接以「知識與權力」（Knowledge and Power）命名，而最後一節（第二節）又以「知識與詮釋」（Knowledge and Interpretation）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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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伊斯蘭》所採取的切入點便是一般閱聽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暴露其中的大眾傳播媒體。這也多虧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裔知識分子薩依德，以其特殊的處境、切身的體會、精闢的見解、流暢的文字，深入剖析被再現者的悲哀。此處使人聯想到《東方主義》扉頁所引述馬克思的話：「他們不能代表�再現自己；他們必須被代表�再現」（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然而問題在於：若是代表�再現者不但強而有力，而且具有特定的立場、利益，或者心懷誤解、甚至惡意時，被代表�再現者要如何自處及回應？雙方要如何化解這種主�客甚或主�奴的關係，達到平等與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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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未完，此處僅為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