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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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人類社會醫、藥不分家，諸多古代名醫亦為藥物學家，羅馬名醫蓋倫創製複方藥劑被稱為“蓋倫製劑”，在西方應用已逾千年；漢代名醫張仲景被稱為“方書之祖”，其確立的方劑理論迄今仍為人們所用；唐代名醫孫思邈也被稱為“藥王”；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醫學家帕拉塞爾蘇斯創用汞劑治療梅毒、鴉片酊鎮咳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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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紀歐洲的教堂建有植物園，其中種植的主要是草藥。教堂及其附設的醫院或診所成為醫療的中心，人們在那裡尋求精神上和軀體上的診療。公元9世紀初，阿拉伯藥師開設獨立的藥房。當時著名的波斯學者比魯尼（Al Biruni）指出：“藥學是醫學的助手而不是僕人。”阿拉伯的藥師吸收了古希臘、羅馬、印度、中國的醫藥經驗，開發了許多複合製劑，如糖漿、芳香水和酒精製劑等，並傳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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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宋代的“惠民局”與“合劑局”可能是政府最早設置的藥局，不僅將藥物供應列為官府管控，而且還頒佈了《合劑局方》，為丸散膏丹等的配製確立了標準，許多藥方如蘇合香丸、紫雪丹、至寶丹等一直沿用至今，對中外藥學均有深遠影響。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獨立的藥店，藥劑師既配製藥方，也治病療傷。1240年，德皇腓特烈二世頒佈法令將藥劑師與醫師正式分開。法令強調藥劑師需要特殊的知識、技能和責任，使其成為醫療的保證。在英國，1316年倫敦藥劑師加入雜貨店行會，直到1617年脫離雜貨店行會，成立了獨立的藥劑師學會。歐洲的第一部藥典《新處方》（Nuovo Receptario）於1498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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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初，英國的藥劑師成為醫學界的合法成員，能夠處方和分配藥品。隨著化學的發展及其對藥物製備與配製的影響日漸明顯，19世紀大多數的藥劑師更願意稱自己為化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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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粵先生的《香港西藥業史》試圖為讀者勾勒出一幅香港醫藥服務變遷的圖景。《香港西藥業史》便是從19世紀中葉英國控制香港之後，香港西藥業的出現為起點，描述了早期香港監管藥劑師和藥品銷售的法令均源自於英國法律，最早在香港開設藥房的也是來自英國的藥劑師，直至20世紀初，殖民地政府才設立了監管藥品質量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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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已成為一個充滿商業活力的城市，此時香港的醫藥業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機會，在香港創建的屈臣氏藥房已在廣州、上海等地開設了分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百業蕭條，也直接導致所有的西藥房關閉。二戰之後，許多藥劑師投身創辦藥房與製藥公司，香港的西藥業日益繁榮，藥劑業的管理也步入正軌。然而，與醫師相比，藥劑師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更顯不足，香港大學的藥劑學專業由於不能頒發學位而缺乏吸引力，由此導致香港藥房長期缺乏合格的藥劑師，這種狀況直到1989年方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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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專門的章節，論述了幾位對香港西藥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屈臣氏藥房的創辦者亨利·堪富利士、抗日戰爭期間積極為赤柱拘留營的英籍公務員及其家屬運送藥品的劉仲麟、為香港藥劑事業培養人材，推進藥劑事業發展的雷耀光等，一個個生動的小故事，讓讀者了解到香港西藥業發展的成就與榮耀以及背後的曲折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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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供應與藥事服務是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領域，趙粵先生憑藉自己對藥學史的熱愛，利用業餘時間，為讀者打開了一個了解香港近代以來藥業發展的窗口，是值得欽佩與讚揚的。作者還為本書配製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圖片，有助於讀者更加直觀地感受歷史的變遷。



　　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的深入開展，藥事服務在基層醫療保健服務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本書也許能對讀者認識與理解藥事服務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提供一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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