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機

第一章 新的焦慮



二 恢復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第三章 講道德的國家

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

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三 恢復包容的社會

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第八章 階級分裂：通吃與分崩離析

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四 恢復能包容的政治

第十章 打破極端



?

序（節錄）



　　我們的社會正遭深沉的不和所撕裂。這些不和挑起人們新的焦慮及憤怒，帶給政治新的怒火。這些焦慮的社會基礎，地理、教育、道德都有。地方反都會；北英格蘭對抗倫敦；內地對抗沿海。學歷較低的人反抗高學歷的；勞苦工人不滿「吃霸王飯的」及「尋租者」。教育較低的人在各省辛苦謀生，他們已取代勞動階級，成為社會革命力量；取代穿草鞋的人，是冷漠的人。那麼，這些人在怒什麼？



　　地點已成為新近抱怨的面向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地理上的經濟不均本來縮小，最近卻快速擴大。縱觀北美、歐洲及日本，都會區正猛烈超前全國。它們比起各省，不僅變得遠遠富有，合群上也變得疏離。大都會經常是國家首都，現已不復代表全國。



　　這些都會區活力旺盛，經濟增長不凡，可是即便在其內部，分配不均都很嚴重。新近吃香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尋常勞工，而是高學歷有新專長的人。這類人已把自己打造成新階級，在大學裡聚會，發展出新的共有認同：受景仰係來自技術專長。他們甚至發展出截然有別的道德觀，把一些特徵，如少數族裔、性欲取向，抬高成團體認同，即「受害人」。基於他們對受害人團體獨特的關切，他們宣稱道德比教育較低的人來得優越。既已塑造自己為新統治階級，高學歷人士對政府及同儕的信賴程度空前未有。



　　高學歷人士的財富飆升，連帶拉抬全國收入平均值，教育較低的人，不管在都會區還是全國，目前陷入危機，被烙上「白領勞工階級」的難聽名稱。地位下跌的症候始於有意義的工作消失。全球化已把許多半技術工作轉移到亞洲，而且科技變革消滅別的很多工作。喪失工作，讓兩個年齡層的群體受創特別重：年紀較長的工人，還有初次覓職的年輕人。



　　失業在年紀較長工人之間，經常導致家庭破碎、嗑毒酗酒及暴力。在美國，由此導致的生活目標感崩塌，可以由沒讀大學白人的平均壽命下降看得出來。這件事發生的同時，醫學前所未有的進展，讓較優勢團體的平均壽命快速上升。在歐洲，社會安全網讓這些後果引發的極端行為隱而不彰，只是症候群也散得很廣，比如在受創最重的城市如黑潭（Blackpool），平均壽命也在下降。失業的五十多歲人飽嚐苦澀。只是低學歷的年輕人也沒好過到哪裡。歐洲很多地方，青年大批失業；義大利目前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就業機會短絀的規模，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僅見。種種調查顯示，年輕人悲觀程度空前未有；大多數青年認定，自己比起父母，生活水準會降低。這一點倒不是胡思亂想；過去四十年間，資本主義的表現惡化了。2008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踢爆這個狀況，只是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悲觀氛圍就慢慢滋長了。資本主義的核心信譽，就是讓全人類生活水準穩定上升，現在完蛋了。它是持續提攜某些人沒錯，另些人則忽略了。資本主義象徵中心的美國，1980年代出生的那世代人，比他們父母同年齡時，半數絕對過得比較糟。對他們來說，資本主義不管用。鑑於1980年以來，科技及公共政策都有龐大進展，所以資本主義的失敗令人震驚。這些進展本身仰賴資本主義，讓大家的生活都有長足改善，是完全可行的事。只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料想，自己子女的生活會比他們的來得糟。美國白領勞工階級中，這種悲觀上升到驚人的百分之七六。歐洲人甚至比美國人更悲觀。



　　學歷較低者的憎恨，還沾染上恐懼。他們察覺到學歷高的人在自行疏遠，合群及文化兩方面皆然。而他們斷定，這種疏遠，以及更受青睞團體的崛起，兩者感受起來，就是福利被拿走，減弱他們自己求救的權利。他們對社會安全網的未來，信心受到侵蝕，而這種現象發生的同時，他們對社安網的需求卻已增加。



　　焦慮、憤怒及失望切碎人們的政治忠誠、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彼此間的信賴。學歷較低的人是造反的骨幹，讓川普（Donald Trump）在美國總統選舉擊敗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英國則是脫歐派戰勝留歐派；在法國，勒．班（Marine Le Penn）及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的造反政黨斬獲四成以上的選票（也讓敗選下台的社會黨得票率萎縮到低於一成）；在德國，執政的基督民主社會民主聯盟得票率也縮水，讓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國會變成正式反對黨。教育的分裂更因地理的分裂雪上加霜。投票時倫敦大力支持留歐；紐約選票大多支持希拉蕊；巴黎避勒．班及梅蘭雄唯恐不及；法蘭克福則不喜另類選擇黨。激進的反對勢力來自各省。譁變與年齡有關，但可不是老青對抗那麼簡單。年紀較長的工人技能失去價值而邊緣化，年輕人踏入黯淡的就業市場，兩者都轉向極端。在法國，極高比例的年輕人投給換副嘴臉的極右派；在英美，他們大多數投給易容喬扮的極左。



　　自然不容真空，選民也一樣。已發生的與本可行的兩者之間有鴻溝，脫胎於此鴻溝的挫折感，已造出能源波，滋養守在左、右兩派的兩類政客：民粹人士及意識形態信徒。資本主義上次出軌，即1930年代，也發生同樣的事。因此湧現的危險，1932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寫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1949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已說得水晶般透澈。1989年冷戰結束，似乎開啟可靠的未來，而那些災難一切都成為過去：我們已抵達「歷史的終結」這個永恆的烏托邦。但現在，相反地，我們面對的未來，是確然可信的反烏托邦。



　　這些焦慮是新的，老舊的意識形態突然跑出來提供答案，讓我們回到老生常談的左右對峙。意識形態提供的組合很誘人，把簡單而相當確信的東西，與通吃一切的論述兜在一塊兒，任何問題都能有信心地回答。死而復生的意識形態有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的法西斯，還有十七世紀的宗教基本教義派，這些都曾誘惑社會，發生悲劇。因為這些意識形態失敗過，所以大多數追隨者都跑了，沒幾個奉持它們的政客能帶領這次捲土重來。那些意識形態，只殘存在小型組織裡，信眾淺嘗教派的偏執心理學，又狹隘到不肯面對過去已失敗的真相。共產1989年崩潰，在此之前十年當中，還信馬克思的人認為，自己正生活在「資本主義末期」。民眾對那次共產崩潰的記憶，目前已經淡到足以支持它東山再起；新書如潮水，重炒冷飯。



　　誘惑力與意識形態信徒有得比的，是另一種政客，即有領袖魅力的民粹人士。民粹人士甚至連意識形態的粗淺分析都省了，直接跳到乍聽之下很對的答案。所以，他們的策略是用萬花筒般的娛樂手法，叫選民分心，不做較深遠的思考。擁有這類技巧的政治領袖，源自另一個小圈子，即媒體名流。



　　雖說新裂隙衍生焦慮及憤怒，讓意識形態信徒及民粹人士肥滋滋，但兩派都沒能力解決問題。這些裂隙都不是往事重演，而是複雜新現象。只是在他們激情落實自己「萬靈丹」解方的過程中，這些政客倒是能造成重大傷害。當前我們社會遭傷害的過程，是有可行的挽救之道，但並非源自意識形態的道德激情，也非民粹的因果跳躍。解決之道立足於分析及證據，所以要用到務實冷靜的大腦。本書所提的政策都很務實。



　　然而激情並非沒有容身之處，它還充斥於這本書中。三大險峻裂隙已撕開我們的社會，而我的人生每一個都經歷過。雖說我還神智清醒，但激情烙印於我心之中。



　　勃興的大都會與破敗的各省城市間的地理分裂，我親身領教過。我的故鄉雪菲爾德（Sheffield）成為破敗城市的象徵，由《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這部連續劇，把當地鋼鐵業的崩潰化為不朽。我經歷這齣悲劇：我家的鄰居失業了，有個親戚找到的工作是打掃廁所。與此同時，我搬家去牛津，當地成為都會成功人士的首選歸宿：我家的郵遞地區，屋價與收入的比率，目前是全英國最高。



　　謀生技術及志氣，在超級成功人家與解體陷入貧窮人家之間的分裂，我也親歷其境。十四歲時，我與堂妹並駕齊驅，生日是同一天，家長都沒受過教育，兩個青少年都錄取就讀重點中學。她的人生因為父親早逝而脫軌；失怙之後，她沒到二十歲就生了小孩，伴隨而來的缺點及羞辱一個也不少。同一時間，我的人生循著轉型的每個踏腳石而前進，由中學取得牛津大學獎學金1跟我一樣，出生在約克郡，爸媽沒受多少教育。《不羈吧，男孩！》（The History Boys）講述的就是他的故事，談社會流動性，出身寒微而讀到牛津，跟我的故事十分類似。但他成長於遠為時髦的里茲（Leeds）市。為了強調他跨越的社會鴻溝，他把自己劇本場景設定在我的故鄉，而非他的。第一幕結尾時，主角以漸漸加強的聲音，歷數自己的不利之處：「我長得不高，我同性戀，我家鄉在雪菲爾德。」他不是雪菲爾德人，我才是。事實上，班奈把背景設在我的中學（比起班奈本人，我還更「不羈」一些）。自此而往，更多臺階帶我通往牛津、哈佛及巴黎各大學的教職。唯恐這樣還無法滿足我的自尊，工黨政府頒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給我，保守黨政府授我騎士爵位，我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的同仁授我學院的「院長勛章」（Presidential Medal）。分道揚鑣一旦啟動，就自有動力。我堂妹的女兒們十七歲還沒過當上青少女媽媽。而我十七歲的孩子則由全國最佳學校，取得獎學金。



　　最後，我經歷過全球貧富的分裂。美、英、法富裕得趾高氣揚，我每個國家都舒服地住過，非洲則貧窮而絕望，而我目前在那兒工作。我的學生大多是非洲人，他們畢業後選擇生涯時，就得面臨這種嚴厲的對比。有位蘇丹籍學生，讀完博士後一直在英國工作，目前他面臨抉擇，是要留在英國，還是返國到總理辦公室效力。他已決定要歸國；他是異數，蘇丹籍博士留在倫敦的人數，要多於在蘇丹。



　　這三個駭人的分裂，不僅是我研究的問題，還是悲劇，最後界定我的人生使命感。我寫作這本書，原因正是如此：我想改變這種情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