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多極世界衝擊：終結全球化，改變世界金融與權力中心的新變局

導讀

後全球化時代的多極平衡態勢與小國因應策略

吳啟禎（經濟民主連合經濟組召集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博士）

　　先說一件我本身經歷過的相關軼事。幾年前國內有家出版社想出一本翻譯書，主題是批判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論述，熟識的編輯找我幫忙校對與寫導讀。當時川普已經當選美國總統，我研判全球化已經走到盡頭，建議暫止該書的出版計畫，因為接下來讀者需要的，是針對「後全球化」國際局勢的可能發展分析。

　　《多極世界衝擊》正是我所深切期盼的一本書！這本書在國外首發約半年時間便在國內問世，我有幸能夠先睹為快。從警覺到趣味到擁抱到尊敬折服，閱讀過程中我歷經了如鮮明四季般的心理過程。過去為期三、四十年激烈的全球化運動，已經將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科技、金融、外交等面向要素全攪和在一起，編織出一個錯綜複雜、混亂難解的時代面貌，超越傳統學院單一學科側重特定領域的知識框架所能理解，因此作者特別花篇幅（第三章）解釋方法論的問題：為什麼大量的學術研究，無法察覺時代已經來到歷史轉折點？為什麼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畢生所鑽研的數學模型，不僅無法代表真實世界的經濟運作，反而成為造成系統失靈與錯誤政策的來源？以及，為什麼跨領域研究與「發展經濟學」（研究國家如何發展的經濟學門，特別重視歷史制度與政治社會面向），是理解現實乃至提出有效解方的較佳知識工具？

　　作為一位發展經濟學者，我對於這項論點深有感觸。於是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出身背景、學術訓練與工作歷練，可以淬煉出作者麥可•歐蘇利文（Michael O’Sullivan）於《多極世界衝擊》裡所呈現的知識深廣度與時勢敏感性？我認為他的獨特性是三種特殊身分的結合：首先，歐蘇利文受過英國完整的學術訓練，尤其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歐洲歷史的部分，使其行文處處引古喻今，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底蘊與價值關懷。其次是歐蘇利文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先是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旋即發現志趣不合，轉至歐洲金融業擔任投資策略分析師工作。這項工作讓他不僅得以進入全球化的最暗黑核心：金融領域，同時也讓他必須跨越至當代政治分析；加上工作所需必須周遊列國，有充分機會體察各地發展實況，掌握全球政經動態。

　　第三，歐蘇利文是土生土長的愛爾蘭人。如果說英國孤懸於歐洲大陸之外，地緣因素使得親歐陸或者親美之間的拉扯一直是英國政治的一大張力，那麼愛爾蘭的歷史、地緣與規模更是敏感。島國位於大不列顛島西側，歷史上長期隸屬於英國，直到一九四九年宣布成立共和國退出大英國協。人口高峰在一八四五年發生大饑荒前夕來到八百萬人，饑荒發生時因英國政府處置失當（堅持維持原有的糧食貿易政策），使得愛爾蘭人口因死亡與外移而銳減近四分之一，現今人口仍未能超過五百萬。全球化時代，愛爾蘭採取低稅率政策，吸引許多外資前來駐點，作為插足歐盟市場的根據地，因此經濟成長一度非常耀眼，但隨後即飽受金融風暴與房地產泡沫化之苦。換言之，祖國的歷史經驗與當代處境讓作者對於地緣政治經濟格外敏銳。

　　就地緣政治經濟而言，臺灣所處的斷層帶更是高度敏感，夾擊在中美日的戰略博弈之間，因此我們對於《多極世界衝擊》一書的切入點——全球化運動結束，國際局勢進入典範移轉的大變局——已充分領略。事實上從我們自身的經驗出發，或許可以更有效地掌握全球化歷程與自我終結的機制：由大量臺商西進所打造的兩岸分工生產體系，所服務的主要對象其實是美國消費者，然而後者因此而享受到的低價商品，卻是以工作流失為代價。此結構有兩個特色，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進行外包策略、有效利用全球生產鏈的美國跨國企業，例如蘋果電腦、Nike、Walmart等。美國電子產業原本在一九八○年代被日本壓制得奄奄一息，但是藉由將硬體產能交給臺灣廠商代工，並且「半強迫」後者外移至中國以進一步壓低成本，因而敗部復活。

　　在這個策略下的第二項特色呈現在中美貿易數字。美國表面上承受了巨額貿易逆差，但正如商業策士吉爾博伊（George J. Gilboy）在〈中國奇蹟背後的迷思〉（二○○四年發表於《外交事務》期刊）一文中所分析，在龐大的美中貿易赤字底下，最大受益者其實是美國自己的跨國企業。不難理解，以蘋果手機為例，中國是蘋果手機的最終組裝站（感謝臺商），美國光是從中國進口一隻手機便要掛帳貿易赤字數百美元，但中國只賺取約一美元的工資。此外，中國還因此累積了龐大的美元外匯部位，拉高了自己內部泡沫化風險與總體經濟管理的困難。

　　然而跨國企業獲利，不等於美國整體利益。如果沒有妥善的分配機制與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經濟體內部不同部門會因為自由貿易與全球化而加劇彼此間的利益衝突。光是在千禧年後的十年間，美國製造業就流失了一千萬個工作機會，本書分析（第二章）也指出，這些工作大多流失到中國去。受到影響最大的區域（東南部幾個州），除了出現工資下降與失業率增加之外，選民投票行為也出現大幅變化。

　　全球化運動，擴大各國內部的經濟不平等，造成政治動盪，但我非常同意本書作者一個論點是：「不平等與全球化之間的連繫只有一小部分，因為不平等現象的發生有許多不同的因素……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其根源來自國家選擇的社會政治政策……」嫻熟經濟分析的人都知道，即使接受自由貿易理論的分析（當然是建立在很多假設之上），全球化能夠為所有參與國家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然而那個利益在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已經超越經濟學理分析範圍而進入政治社會領域，沒有任何經濟機制可以說明該如何妥善處理與分配。再者，根據比較利益原則而進行的分工與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屬短期靜態性質。當貿易條件發生改變時，原本的正面效益極可能變成負面衝擊。這是為什麼作者再三強調，必須找出有助於提升長期生產力的「有機經濟成長配方」。（第六章）

　　換言之，全球化異常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公民社會的品質。作者宣稱「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破滅，也指出「社會民主」國家的表現令人驚豔，我個人同意這些觀察，只可惜作者未能仔細交代這兩者的區別，容我稍作補充說明。所謂的「自由民主」體制，其實必須拆開成「自由市場＋政治民主」，也就是這類型民主國家崇尚市場機能至自由放任的程度（又名「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以英美國家為代表。也正因為如此，歷史上兩次全球化運動，分別由英國與美國為主要推手。問題在於：這兩個國家的強盛都是由製造業所支撐，但是進入全球化階段後，毫無例外地轉向「紳士資本主義」（紳士，意指穿著高尚的銀行家）。背後原因有兩大因素，一是強大製造業席捲全球市場所賺取的驚人財富，必須委由金融業尋求更多投資機會；二是金融菁英與政治菁英擁有共同階級經驗，檯面下社交關係緊密。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始作俑者是華爾街菁英，然而進行紓困的，是政界人士。這種時候，「自由民主」國家平常極力標榜的市場機能至上、財政紀律與小政府原則，就會以金融投資業「大到不能倒」為理由全部拋諸腦後。

　　紓困銀行之後，緊接著祭出的就是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說穿了就是央行印鈔票塞滿整個銀行體系，同時壓低利率，希望銀行努力將錢給貸放出去，以刺激投資與景氣。為什麼這時候貨幣手段會優先於財政手段？這要感謝央行所享有的「專業獨立」地位，可直接跳過議會民主的牽制�審議（但如果相信央行可以不受政治干預的朋友，建議看看川普的推特與聯邦準備系統反應）。作者指出QE其實無異於「金融嗎啡」（第七章），藥效不僅短促，更加深不平等，理由是徒然推升了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所以讓持有者更富有），而無助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景氣復甦必須仰賴有效需求，近年來「國際勞工組織」（ILO）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聯合倡議各國政府應該採取「加薪帶動成長」（wage-led growth）策略，用意就是藉由改善分配正義（更多公司利潤轉為工作薪資，而非股東利益）來提振消費力道。

　　金融資本主義的一大現象就是高階經理人的薪酬高達基層員工的數百倍，以及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上，加上金權政治與火旺的遊說產業，構成了「榨取式經濟」型態，而且榨取對象除人類社會，還有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地球暖化的空前危機（作者同意這問題事實上要比本書核心議題來得更緊急重大，其解方建議見第九章）。榨取結構下的多數人生活面對的是工作貧窮、高失業風險與微薄退休金，引發政治反撲，這是美國川普上臺的背景。移民與中國因素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其實是代罪羔羊；選民往往被貼上「民粹」的汙名化標籤，擺盪在不同政黨之間，最後對政治與主流政黨失去信任，促成極端政黨出現。

　　表面上的因果關係是由經濟腐敗蔓延到政治場域，造成選民對民主體制失去信心。然而作者指出，還是有少數例外，尤其是丹麥人與荷蘭人。無獨有偶，全球化時代中，這兩個國家的勞動體制改革最為成功，打造了所謂的「彈性安全」，在鬆綁過去的勞動保護的同時，逆向地提高了社會團結程度，以「平等式資本主義」（Egalitarian Capitalism）體制獨樹一幟。

　　在我眼裡，這就是全球化的真相：社會民主國家以平等為核心價值，強調唯有國家積極介入，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方能保障每個人擁有發展機會的自由。作者指出，「幸福的來源之一，是人民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此外，社會必須平等而博愛……用博愛與平等的角度來看，北歐國家與阿爾卑斯國家都因為社會結構與福利制度完善，而在幸福程度上名列前茅。」（第六章）事實上，社會民主國家所厲行的政策傳統，正是本書作者所極力倡議的「有機經濟成長」：將人類發展當成是經濟成長的中心支柱，致力投資在教育、醫療、科技研發等無形基礎建設，讓制度、法治、人力資本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因為生活安全受到良好保障，所以這類型國家的人民反而最具有創新精神，利用全球化打造出經濟繁榮。

　　作者主張這些成功發展的小國，應該聯合起來組成正式團體g20，以抗衡由大國聯盟G20所主宰的國際秩序，因為g20在經濟動能與政策革新上領先大國，且面對比如像環境破壞、貪腐、軍事干預等議題時，會有比較公正的立場。（第九章）

　　喜歡以古喻今的作者，以古羅馬帝國的興衰歷程對國際強權提出警告。古羅馬主宰全球約五百年，迄今無人可比，但之所以瓦解，是因為「公領域的領袖不再在乎公民德行，不再為國家或人民的公共利益而努力」。

　　富強的國家未必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或龐大的國內生產總值；反而常有促進人類發展、抵抗經濟衝擊、建立穩定社會之類的能力。一個國家富強或有彈性，表示它能夠理解並減緩外部的衝擊、具備永續成長的經濟框架、擁有促進社會穩定與人類發展的政策方針。國家的實力不只是一套政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或政策文化。

　　一個貫穿本書分析但作者選擇保持隱晦的主軸是：「決定國家發展成就的核心因素，在於能否形成一個實踐永續價值的道德主體。」上段書中引言，值得所有關心臺灣與人類發展願景的朋友，共同來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