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莊嚴120周年紀念套書（共3冊/附限量精美收藏書盒）：《故宮半世紀》、《書道幽光》、《翰墨知交情》

《書道幽光》序

　　莊嚴為臺灣書壇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瘦金體聞名藝林。總覽臺灣藝壇書家，莊嚴一生奉職於故宮博物院，飽覽歷代名家書畫，不僅得以親炙於故宮國寶，也具備鑑定書畫的專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書藝尤其具有「書史」脈絡的概念，並不限於一家一派。本書收入的精選作品，總共74 件作品，絕大部分皆為1948 年來臺灣後所書。除了著名的瘦金體之外，也涵蓋莊嚴的褚體、趙體、北齊石刻等諸多面貌，足以反映他一生在書藝上的成就。故於本書中，將莊嚴書藝分成七大類：褚體風格、瘦金體風格、趙孟頫風格、北齊寫經體風格、歷代書法名蹟、行草融合、創意書趣；並也收錄五篇與莊嚴書藝相關的文章：臺靜農〈慕陵先生書藝溯源〉、陳夏生〈莊嚴先生書藝日記─讀先翁日記並記〉和〈從莊嚴先生民國十年的日記回探先翁的書藝與人生〉二文、黃智陽〈別有洞天─莊嚴先生的書道與生活〉、陳宏勉〈莊嚴印章們背後的故事談文人書家的用印〉，希望更有助於瞭解莊嚴一生的書法全景。

　　過往對於莊嚴書藝的認知，主要來自他一生摯友臺靜農〈慕陵先生書藝溯源〉一文的介紹。1979 年（亦是莊嚴逝世前一年），莊嚴出版書法集《六一之一錄》，請託老友寫序：「在臺灣我們兩人交情最久，你應當為這冊子寫一序言」。莊、臺二老自青年的北大時期即已結交熟識，後又先後渡海來臺。六十年不間斷的深厚交誼，知莊嚴一生書藝最深者也莫過於臺老了。加上臺靜農本身就是聞名的大書家，又是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對於莊嚴書藝的認識，別有一番深刻的體會。雖然此文不長，卻深具「拍板定案」的效果。隔年莊嚴因腸疾逝世，臺老此文也成為書壇對其一生書藝的蓋棺論定了。

　　1967 年，莊嚴臨〈趙孟頫妙嚴寺記〉長卷後，亦有一段臺靜農寫於1969 年的長跋，可與上文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慕陵書由薛嗣通入褚登善，昔人所謂「買薛得褚」者是已。而褚書面目不一，慕陵往往極其勝復上溯南北朝。觀其落筆秀逸渾肆，奇正相生，不能以褚法限之也。因典守故宮書畫，得見道君真蹟，復戲為之。偶出示人，乃得大名。不知此老自有看家本領在，亦為此故多新能。是卷臨趙松雪，真如沛公隻身入趙壁奪其印符，一軍皆驚。其重拙處，尤是濟松雪之妍熟。視清人習趙書者，則轅下駒耳。昔在北都，與慕陵同寓西老胡同邢次青宅。予居北房，君居西廂，名其室曰「愛智樓」。聚書盈棟，多金石考古之著。日取琉璃廠書估新製油楮紙，臨薛、褚書數紙以為程。予初不喜此道，時笑其為翫物喪志也。四十年來，幾歷劫難。慕陵為守此文物，歷江海山澤之困而不去。頃，文物有新安置，而慕陵老矣，又不得不去，尤能翰墨怡情。適其新樂，天機清妙，不滯於世情。予昔視為翫物喪志者，何其見之淺耶。

　　臺老二文中所總結莊嚴書藝的發展，一生中有幾個重大轉變。大抵年輕時期由薛稷入褚遂良，頗受當時北平黃樹棻和趙世駿二位書家的影響。再因入職故宮得親覽宋徽宗書跡，偶爾臨摹，大有興會，奠定此後莊嚴聞名遐邇的瘦金體之根基。自1937 年抗戰軍興，退居西南、典守故宮國寶之餘，因篋中尚有趙孟頫〈淨土詞〉和〈蘭亭十三跋石印本〉，以褚法試臨趙孟頫，大有所獲。來臺之後，輒銳意於北齊石刻一類書體在隸、楷之間者如〈唐邕寫經碑〉、〈水牛山石刻〉與〈好大王碑〉，融合碑學之樸厚，別具晚年風貌。

　　臺靜農提出此論後，大抵為學界普遍接受。本書收錄之莊嚴一生書藝，雖然集中於來臺之後的階段，然而面貌多元不僅一體，大抵也符合臺靜農的論述。

　　晚近學者黃智陽在研究臺灣書壇書家專題，亦特別提出莊嚴的重要性。不僅有獨步當代的書藝表現，更加上莊嚴任職故宮與大專院校的書法、美術課程之影響力，引領不少青年學子。黃智陽曾先後發表〈書道幽光—莊嚴先生的書論與書風〉(2014)、〈兩岸書法教育—從沈尹默到莊嚴的承傳〉(2016)、〈莊嚴書法理論及對台灣書法教育的影響〉(2016) 等諸文，由莊嚴的書藝擴及他的書論，並以文字扣回其書法表現，將莊嚴來臺之後對於書史的融會貫通，與個人書藝進展的思索，作出條分履析的研究成果。本次展覽，黃智陽特撰〈別有洞天─莊嚴先生的書道與生活〉一文，也是總結過去諸多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文章。

　　此外，莊嚴四媳陳夏生新發表〈莊嚴先生書藝日記─讀先翁日記並記〉和〈從莊嚴先生民國十年的日記回探先翁的書藝與人生〉二文，乃根據莊家舊藏的《莊嚴日記》與新獲得的《民國十年日記》的基礎上勾稽而成。對於過去莊嚴自身發表的書法言論、或是臺老〈慕陵先生書藝溯源〉，雖可掌握莊氏一生書法發展的梗概，然而二種日記的出現，大大補足了「歷史空白」。不僅得以更深入而細膩的理解莊嚴書藝的發展，也可觀察他所身處大陸與臺灣時期的書壇風向。可以想見將來對於莊嚴書藝的研究，勢必因為這二種極具份量史料的發表而取得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在陳夏生二文中，細膩地將莊嚴一生習書的過程反映出來，並提到許多臺靜農一文沒有涉及的許多重點。一是莊嚴早年與北大時期的習書狀況。二是抗戰時期，典守國寶之餘如何學習趙孟頫書法。三是晚年如何學習北齊石刻的過程，並清楚藉由日記的記載，知道〈唐邕寫經碑〉、〈水牛山石刻〉、〈好大王碑〉、〈曹植碑〉的確切臨摹時間與順序。對於理解莊嚴書藝的發展與成就，無疑取得重大的進展。

　　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民國36 年（1947）年2 月24 日的日記。在當日日記中，莊嚴回溯自己早年習書的過程，也是目前可見史料中最完整的夫子自道：「吾於書道幼習東坡，入北大始知漢魏碑，喜之；後改褚，由河南轉道君。四十後習章草，同時喜松雪，由之探討帖學，一反向之所好。吾性冷澹，字亦從之好瘦勁一派，於漢碑獨喜〈禮器〉，嚮嘗見疑古老人以漢隸筆法雜以唐寫經體作書，深得古雅之美。因性格無樸厚之力，學之未能近。又厭趙之纖巧，又復徬徨歧路不知所去」。

　　在前一天的日記中，莊嚴也特別提到抗戰時期醉心趙孟頫，後來又欲跳脫趙書藩籬的想望：「十載以來醉心趙字，蓋以其姿態靈動風度秀麗，筆端變化登峰造極，然不善學者失之纖巧柔媚，骨氣毫無；窮則變，欲反師晉魏人之古拙純樸，由是上溯漢人分章遺法，但結習已深，一時未能蠲除也…」。臺老〈慕陵先生書藝溯源〉一文，對於莊嚴習趙字之事，以為「然亦未嘗經意於松雪」，此說影響後來研究者甚大。導致將趙孟頫的影響不斷後移，甚至強調1967—1968 年獲睹〈湖州妙嚴寺記〉真跡的影響力。此次《莊嚴日記》的發表，得以知道莊嚴在抗戰時期就已專注趙孟頫的臨習。甚而廣泛收集趙孟頫的相關碑版文獻，欲編纂《趙孟頫年譜》。此外，莊嚴日記中均以趙體精楷書寫，或帶行草意味，皆在趙氏門風之中，更可直接映證莊嚴對趙孟頫書風的浸淫深度。如此皆可證明晚年親睹趙孟頫〈妙嚴寺記〉，並多次臨摹影寫，其實也只是莊嚴重拾自家趙字之風的證道之作。所以，根據陳夏生二文的日記史料，足可為莊嚴學習趙孟頫的過程建立更完整的序列。

　　此外，這段夫子自道書學淵源，也可知莊嚴早年未入北大之前，便以臨習蘇軾書法為入門。晚年屢書蘇體，實有年少時期之淵源，也不必晚至來臺之後見王世杰所收藏〈寒食帖〉才開始蘇體的創作。

　　至於莊嚴所言，入北大之後「始知漢魏碑」，當與北大教授馬衡「金石學」課程有關。當時北京學風重碑而輕帖，金石學正為風行。莊嚴由東北來到學術前端的北京，也受此學風的感染。當時錢玄同(疑古老人)以唐寫經風格雜揉於漢隸之中，深得古雅之美，莊嚴每每羨之。據陳夏生所引錄莊嚴日記可知，在漢代碑版中莊嚴最喜臨寫瘦勁的〈禮器碑〉，認為和他冷澹性格接近。然而他自我反省性無樸厚之力，學之未能近。但仍然努力從事，並不廢棄。從日記中，可發現1921 年開始莊嚴就在臨摹〈石門頌〉；1947 年自稱醉心〈禮器碑〉，兼臨風格瘦勁一路的〈沈君闕〉、並鉤摹〈趙菿碑〉。來臺之後，於1952 年曾臨〈營陵碑〉，1961 年又開始寫〈夏承碑〉和〈楊伯起碑〉。也因為長期接觸漢隸，在1963 年接觸北齊〈唐邕寫經碑〉後，莊嚴頓悟隸楷之間的轉折脈絡，又更加勤練〈華山廟碑〉和〈孔宙碑〉等高古而筆勢生動豪邁兼具秀逸的漢隸。由此可知，莊氏雖非以隸書聞名，然而自二十餘歲就開始接觸漢隸。並以漢隸的古拙樸厚之風格，有意識的調劑自身傾向趙孟頫帖學一類秀美的面貌。終究在北齊石刻的隸楷之間風格，尋找到突破自家褚、趙舊風的新路，成就他晚年的革新面貌。如〈銅鼎拓片國父訓詞〉、〈士林脩褉長卷〉的「八芝蘭流水音」，以及臺北故宮「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題匾等數例，均可見其在隸書的深厚功力。

　　也因為日記中翔實而細膩的記錄，得以理解莊嚴晚年為何投入北齊石刻如〈唐邕寫經碑〉、〈水牛山石刻〉、〈好大王碑〉、〈曹植碑〉的學習。他學習北齊寫經石刻，以碑學濟帖學，不僅是用來修正偏於褚趙風格的自我要求，其實也呼應他早年身處於民國初年碑學與帖學交融的時代風氣。雖然1948 年護運故宮國寶來臺之後，莊嚴就已脫離北平金石學術圈。然而受教於馬衡的經歷，以及早年對於金石學的用心，碑學的因子最終仍潛移默化的影響莊嚴對自身書藝的追求。此書收錄的精選作品中，特為莊嚴此種隸楷之間的北齊寫經風格設一專題，如〈臨唐邕寫經碑〉、〈臨好大王碑〉、〈臨曹植碑〉，以及相關的大字聯句，俱可觀此種古拙樸厚的書風。此種種新議題，皆繫於《莊嚴日記》的發表。

　　莊嚴和北平金石學術圈的互動與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還反映在他對印學的關注。1931 年他和臺靜農、魏建功、金滿叔等五人成立的「圓臺印社」，雖未親自奏刀治印，但以反映出他對印學的興趣。故而本書特別收錄陳宏勉〈莊嚴印章們背後的故事談文人書家的用印〉一文，也是目前唯一談論莊嚴用印與印人交誼的重要文章。其中談論到北平金石圈中印社導師馬衡、摯友臺靜農、以及金滿叔和莊嚴之間的印事互動。此段早期經歷，若未經陳宏勉以其精深的印學修養加以拈出詳述，恐怕也將湮沒於歷史之中了。因此本文中收錄莊嚴印章共57 方，亦是目前莊嚴用印中較完整的呈現。陳氏一文亦提到莊嚴來臺之後，互動最多的三位印人：王壯為、曾紹杰和江兆申，尤其是作為故宮後進的江兆申共為莊嚴治印17 方，數量不僅最多，更彰顯二人密切的關係。一方祝賀莊氏七十大壽「大椿八千歲為春」的芙蓉石印，不僅精工巧雕引人注目，此印失而復得的軼事，更添印壇談資。至於莊嚴常用的齋室名號印，如「洞天山堂」、「沁園」、「秋夢庵」、「守藏吏」、「六一翁」等，也都反映他不同生命階段的人生心境與寄寓，也呼應本書選錄的不少作品，值得仔細玩味。

　　莊嚴善書，故而多方臨摹。尤其故宮職務之便，多所觀覽歷代名跡，又加上廣泛收集各種書法出版材料，因此不乏戲擬之作。如精選作品中的仿居延漢簡〈謹以黃琅玕一致問〉、隋人章草〈出師頌〉、蘇東坡〈寒食帖〉，亦或莊家的其他收藏如陸游〈懷成都十韻詩〉、鮮于樞〈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帖〉，均可見老夫子的廣泛學習與趣味。至於本家體的行草書，總不脫二王、趙孟頫的範疇。並且隨著學書階段的不同，兼容當時興趣所在的風格。故而書風多變，有時兼帶趙體、有時帶章草意味、有時兼容〈唐邕寫經〉之風，不一而足。總體而言，莊嚴的行草甚為自在恣意，不拘常法。

　　莊嚴這種寫字總想與前人不同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發明許多寫字的趣味上。如「酒」字在草寫中兼具酒罈之形，令人莞爾。又如「如意」二字，也是利用草寫較為抽象的趨向，而設計出一種圖畫感。莊嚴頗為自得：「似畫非畫，非字是字。意如如意，依樣胡盧」，均可見書家的童心趣味。不僅如此，莊嚴在書法上的創意，也延伸到自製毛筆的方面。1973 年，莊嚴自製「壺筆」成功，稱此筆「可創寫字新工具與新筆法」。許多並用以書寫許多作品，風格也與平日書風稍異，的確符合他所希望的創新意圖。故而本書選錄精選作品特別列出「創意書趣」一項，將「書中有畫」、「自製壺筆」等二點，列為書家趣味的一種代表。

　　此外，在這些莊嚴書寫的詩詞中，除了不少自作反應一時情趣、思想者外，其實還有不少民國藝文界的名人詩詞，如蘇曼殊、八指頭陀等。頗受胡適贊譽的民國地質學家丁文江〈嘲竹詩〉，也為莊嚴特意書寫。這並非偶然的現象，正反映出莊氏與民國時期的藝文風潮之間的時代聯繫。或是莊嚴追憶年少，或自澆晚年塊壘。從這些時常書寫的詩句中，想必或多或少都隱含他晚年在臺灣的心境。

　　揆諸莊嚴一生，書法對他最為重要。在一生的實踐中，歷經多次書學典範的轉移，都是為了自我突破，追尋自我的書法個性。他晚年曾說：「中國書法有三忌：一俗二弱三呆。有兩要：一要有生命、二要有個性」（《莊嚴日記》民國62 年11 月29 日）。又認為書法最重「人品」與「書品」，其中人品更為重要：「因人品清高，自然顯得字亦出人頭地」（《莊嚴日記》民國68 年2 月15 日、2 月25 日）。莊嚴典守故宮國寶，甘於貧困而能自得其樂；在大時代的紛紜變亂下，他仍凝心於書桌上的一橫一劃。這是他人品清潔高尚的象徵，同時也是守護國寶的老故宮人中，頂絕書藝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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