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在本書的醞釀和撰寫過程中，我曾受惠於多人。本研究始自1985 年，那時我尚在堪薩斯大學任教，那一年我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課題獲得了亨利•盧斯（Henry Luce） 基金會的資助。自那時起，亨利•盧斯基金會的亞洲項目主管勞泰瑞（Terry Lautz） 先生不僅給本課題提供了諸多的、持之以恆的支持，在這過去的25 年中，我們還建立起珍貴的友誼。
諸多從事中國教會和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學者如：狄德滿（Gary Tiedemann）、陳劍光（Chan Kim-kwong）、洛德威克（Kathleen Lodwick）、張格物（Murray Rubenstein）、鄢華陽（Bob Entenmann）、戴日安（Ryan Dunch）、連曦（Lian Xi）、魯珍晞（Jessie Lutz）、李可柔（Carol Hamrin）、馬德森（Dick Madsen）、孟德衛（David Mungello）、魏思特（Phil West）、吳秀良（Silas Wu） 等同仁，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和鼓勵。
除了基督教研究領域的同道學者給予我的支援，本課題還得到了中國學研究領域諸多資深學者的勉勵和關懷。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 和楊格（Ernie Young） 兩位教授是我1960 年代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安娜堡分校求學時的導師，這兩位出色的導師對我從不吝於指教，並一再熱心為我撰寫推薦信。我還要感謝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和劉廣京（K. C. Liu） 這兩位已故的前輩學者、以及柯文（Paul Cohen） 和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兩位教授為我提供的各種幫助。同時，我還從瓦克（Grant Wacker） 教授、諾爾（Mark Noll） 教授、卡彭特（Joel Carpenter） 教授、哈奇（Nathan Hatch）、布魯姆何費（Edith Blumhofer） 等從事美國宗教研究的學者那裡，學習到了如何拓寬研究視野、將基督教史的關注納入到更寬闊的宗教研究的大背景中去。此外，我還要感謝安德森（Jerry Anderson） 博士，他邀請我參加了他的課題小組，該課題小組在199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是設在紐黑文的海外傳教研究中心（Overseas Ministers Studies Center, New Haven）；在那裡，我深受沃茲（Andrew Walls）、桑奈（LaminSanneh）、弗里肯貝格（Frykenberg） 以及達納•羅伯特（Dana Robert） 等學者的新觀念和分析模式的啟發。本書從醞釀到完成是一場歷經數十載的「奧德賽」之旅。
1984–1985 年，我在臺灣剛著手本課題研究之時，國立臺灣大學和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查時傑（James Cha/Cha Shih-chieh） 教授給予了我最大的支援，他向我全面開放了他收藏在神學院裡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豐富的文獻。與此同時，已故的趙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先生也同樣毫無保留地為我提供了他收藏在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珍貴史料。香港的陳劍光（Kim Chan） 教授在過去的20 多年裡不僅是我的同事、合作者，還是我可貴的朋友。在香港，我還多次承蒙吳梓明（Peter Ng） 教授、梁元生（Philip Leung） 教授、黃文江（Timothy Wong） 教授和李金強（K. K. Lee） 教授的接待。
在中國大陸，我到處都欠下了人情。1986 年秋天，在李世瑜先生的陪伴下，我們一起走遍了山東全省：我們一起參觀各地的教堂，我們曾經在淩晨3 點才找到旅館歇腳，也曾一起在水泥地面上打地鋪過夜，曾一起搭乘農機車趕路，還曾一起走訪仍在開展活動的「耶穌家庭」原址......還有許多其它的冒險經歷。李世瑜先生當時已經65 歲，卻能在爬泰山登頂時遙遙領先於我，喝「老白乾」時，酒量也遠勝於我。我對他有無盡的感謝之情，不僅僅是因為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還因為他讓我對民間宗教信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體認。
在中國大陸，我還有很多的同仁和朋友，如上海大學的陶飛亞教授和山東大學的劉天路教授，兩位教授當時均任教於山東大學，陶飛亞教授如今在上海大學工作。復旦大學的徐以驊教授、以及華中師範大學（現任教於山東大學）的劉家峰教授。在老一輩的學者中，山東大學的路遙教授和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章開沅教授一向好客且樂於助人。我還要感謝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先生，以及前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先生。他們以及所有在此未能一一述及的朋友，讓我多年來在中國的研究既感到心情愉快、也充滿了智識上的碰撞與交匯。
我要特別感謝諾爾（Mark Noll） 和卡彭特（Joel Carpenter），他們不辭辛苦通讀了本書初稿所有章節並提出修改意見。還要感謝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現在的威利－布萊克威爾）的編輯安德魯•胡弗利（Andrew Humphries） 和伊索貝爾•拜恩頓（Isobel Bainton），感謝他們對我書稿的拖延和錯漏所表現出的極大耐心。感謝加爾文大學在2007 年為我提供了休假，並在數年間慷慨地資助了我的學術訪問旅行；我還要感謝加爾文基督教研究中心在我需要的時刻所提供的一切幫助。十年前，加爾文大學歷史系和亞洲研究項目的同事們熱情地歡迎我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並為我的研究和創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對此我充滿感激之情。
從某些方面而言，本書中的觀點和思想肇始於30 多年前。儘管我從他人那裡已獲益良多，但囿於本人才學，本書仍難免存在缺陷和不足。
我將本書獻給安德魯•沃茲（Andrew Walls），他待人總是親和而彬彬有禮，同時也大膽地拓展了我們關於西方國家之外基督教史研究的視域；我還將本書獻給李世瑜，他像安德魯一樣，賦予我學術生涯和人生方面諸多啟迪。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珍妮，這些年來，她不僅和我分享了對中國的熱愛，並一直督促我完成這項任務。沒有她，我無法完成本書。親愛的，謝謝你！
裴士丹
密西根州，急流城
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