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會想和珍辯論，因為她肯定會贏。在口頭爭論一事上，她可是所向披靡。在尚未寫就《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三十多歲時，她為一本重要雜誌寫了篇火藥味濃重的文章，但雜誌發行人對此報導提出了質疑。珍跟發行人見面時，只用一項說明來為她的報導辯護，她說這是：「事實和第一手觀察構成的長篇文章。」後來，她問一個投合的同事為何剛才不多為她挺身而出說點什麼？對方回答：「我沒必要出場呀，因為那個可憐人（發行人）已經覺得自己踢到了塊鐵板。」
珍是個再正常不過的人，在所有大方面都健康快樂。她有愛她的朋友，也善待他們，態度親切、充滿愛。她這人可以很有玩心，甚至傻呼呼的；至少她曾把臉擠壓成好笑的形狀讓別人拍過一次照。當你和她打招呼，她會用雙臂緊緊環抱你。對她來說，書寫幾乎是世界上頭等大事，書寫助她得以幫助自己的孩子、朋友和鄰居。她總是直言不諱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不曉得如何拐彎抹角。有一次，和她合作的一位雜誌編輯，在她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吐露自己的想法時對她說：「我認為妳真的不該大談自己的意見……」
在珍的後半生，以及自從她在二○○六年以八十九歲之齡辭世以來，她持續激起人們的熱忱，其強度教人刮目相看。人們稱她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都會思想家」，排名超越了美國景觀設計大師奧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美國城市建築學家孟福（Lewis Mumford）、紐約建築大師摩西斯（Robert Moses）以及美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人們將她譽為「常理的天才」（common sense）、「都會美國的教母」、「城市梭羅」（Thoreau）以及「經濟界的芮秋•卡森」（Rachel Carson）；評論她的著作之一《生存系統》（Systems of Survival）為：「具有像伍迪•艾倫電影一般惡毒的敏銳觀察。」有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甚至反過來被形容成：「傳達出珍•雅各和她……關於現代建築和戰後都市生活的疏離縮影。」人們將《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和「馬丁•路德在四個世紀前釘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文件」 相提並論。曾有個自稱珍•雅各粉絲的男人造訪她在紐約和多倫多的住處，並表示對他這個「城市迷」而言，「這就像是到密西西比州的優雅園（Graceland）和圖珀洛（Tupelo） 旅行一樣」。瑪莉安娜•莫利列維奇（Mariana Mogilevich）在一篇標題為〈聖珍的社群〉（The Society of Saint Jane）的專文中寫道，珍過世之後：「不出所料，人們毫不遲疑地立刻開始神聖化她。」在「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經濟學家珊蒂•池田（Sandy Ikeda）問道：「這時候珍•雅各會怎麼做？」而當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聖經《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雜誌創辦人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被問到如果可以成為其他人，他想變成誰時，他選了珍•雅各，一個「十五世紀威尼斯的首席女性（one-lady）。棒極了」。個別而言，上述這些例證可能激起人們高度的好奇和興趣，但是總的來看，它們令人心生疑惑：你可以景仰珍•雅各──像我這樣，然而卻逐漸厭倦或懷疑人們對她的吹捧有加；此般誇大的言論並不會增進我們對任何活生生人物的了解。目前，我們不需要判定珍•雅各是否真的確實與她「明眼女士」（Mrs. Insight）的美譽相稱，或者是否真的足以躋身「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都會思想家」之列，或是僅僅達到較低的凡人水平而已。的確，一如我們所知，有許多修正主義者對珍•雅各留給世人的遺產提出多面向的質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這類對她的讚揚察覺一項鐵的事實：幾千位建築師、都市社運分子、都市規畫者、經濟學家、無數的都市居民，以及提倡獨立思考的人，就是以這種非凡的角度看待珍•雅各；和冷靜、充滿敬意的讚美相較，她所說的事或她訴說一件事的方式之中，有某種東西更能引發人們的熱忱和敬畏；許多人透過閱讀她的著作或聽她的公開演說，成為她的追隨者或助手。
